彭现美　杨甜甜

摘 要：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老年劳动者参与社会劳动成为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基于CHARLS 2018年的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慢性病对老年社会劳动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慢性病患病对老年劳动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患病等级提高导致老年患者劳动供给显著下降，且老年社会劳动参与状况还存在性别和年龄方面的差异;个人、家庭和社会层面变量也会影响老年劳动参与，影响也具有性别和年龄差异。同时根据实证结果，从慢性病、个人、家庭和社会层面提出相关建议以促进老年人力资源的利用。

关键词：慢性病;老年劳动参与;CHARLS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趋势十分严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底我国65岁以上人口1760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2.57%，按照人口结构推算“十四五”期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14%，我国将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不断减少：截至201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已经连续8年双降。为切实解决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积极探索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有效配置老年人力资源很有必要。对于老年群体，健康对其劳动参与至关重要，而慢性病则是老年人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研究慢性病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对于提高老年群体的健康水平、促进老年劳动参与甚至缓解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提出

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年龄增长降低劳动参与率的原因在于健康状况的下降（Kalwij etc，2010），健康资本对老年劳动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对低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较大（邓力源等，2019）;健康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福利保障水平和户口状况不同而有所差异（朱婉芬，2019;曹荣荣等，2018）;由于具有健康效应，新农合对于增加农村老年人的劳动时间也具有积极作用（赵娜等;2019）。

慢性病可以用来衡量健康状况（Bradleyetc，2019）。关于慢性病对劳动参与的影响，普遍的研究结论认为残疾或慢性病患者的劳动参与会显著减少（Campolieti，2002;Stern，1989; Wilson，2001），但是慢性病患者也有可能选择增加劳动供给以实现某种财富水平的积累（Miah etc，2007）。城乡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同使城镇慢性病患者劳动供给显著降低，慢性疾病对农村中老年劳动参与无显著影响（李琴等，2014）;而对于农村贫困家庭和农村老年人，影响有所不同：在农村贫困家庭中，患有高血压会显著降低女性中老年的农业劳动时间（任麒升等，2019），慢性、急性健康冲击对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劳动的可能性和时间有显著负向影响（杨志海等，2015）。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了健康对劳动参与的影响，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写作基础。但是国内针对健康对老年劳动参与影响的研究较少，考察慢性病对劳动参与影响的研究不够丰富。因此，本文利用2018年CHARLS数据，重点分析慢性病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以及该影响的性别和年龄差异。

二、研究假设、数据与方法

（一）研究假设

为研究慢性病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以及该影响在年龄和性别方面的差异，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 患病与未患病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水平存在差异。与未患病者相比，老年慢性病患者由于身体状况较差而逐渐主动或被动地减少劳动供给;患有慢性病对身体承受能力较差的中高龄、劳动供给较高的男性老人影响更大。

2. 不同患病等级的老年患者劳动参与水平存在差异。对于老年慢性病患者，随着慢性病危险等级的提高，出于生命安全的考虑，老年患者的劳动参与水平逐渐下降。

3. 不同学历、居住地类型的老年患者劳动参与水平存在差异。相对于低学历患者，具有一定经济积累的高学历老年患者医疗负担轻，劳动供给较低;为维持医疗开支以及习惯性劳作的观念，农村老年患者劳动参与高于城镇。

4. 照料与未照料孙辈的老年人劳动参与水平存在差异。家庭生产模型认为一个人增加家庭生产时间的同时会减少市场劳动时间，即提供家庭照料的老年人社会劳动较少。

5. 参加与未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劳动参与水平存在差异。根据劳动-闲暇模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劳动收入增加（领取养老金或退休金）时，老年人对“闲暇”的需求增加，劳动供给减少。

6. 不同代际支持方向的老年人劳动参与水平存在差异。接受子女经济支持相当于非劳动收入增加，劳动供给降低;向子女提供补贴将导致家庭经济负担加重，老年人会增加劳动供给，且该影响对男性老人更明显。

（二）数据与方法

1. 数据选取。为研究慢性病对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影响，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简称“CHARLS”）2018年的数据进行研究。

2. 变量设定。本文以60岁及以上老年人在调查开展的前一年是否参与劳动（包括农业自雇、受雇、非农自雇和家庭经营活动帮工，不包含家务劳动和义务性的志愿劳动）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慢性病（否患有慢性病和患病等级）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将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居住地、婚姻状况和受教育水平）、家庭特征（孙辈照料和代际支持）、社会特征（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对于核心解释变量，主要根据问卷中“是否有医生曾经告诉过您有以下这些慢性病？”这一问题的回答确定老年人是否患有慢性病;对问卷中14种慢性病进行分类，得到非致命性（慢性肺病、胃部或消化系统疾病、情感或精神问题、关节炎或类风湿）、生命威胁性（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肝脏疾病、肾脏疾病、与记忆相关的疾病、哮喘）和致命性患病等级（恶性肿瘤、心脏病、中风），分別赋值为0、1、2，并根据老年人患病的最高级别确定其患病等级。对于代际支持，主要根据老年人与子女间的经济支持数额（包括金钱与实物）确定老年人在过去一年是否给予了子女经济支持以及子女是否提供了经济支持。各变量的详细说明见表1。

3. 方法选择。本次研究中因变量（是否参与劳动）是一个二分类变量，自变量有二分类变量（是否患有慢性病、性别、居住地类型等）和有序多分类变量（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为研究二分类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共选取1587个样本，其中农村地区样本1243份，城镇样本344份;男性占比53.31%，女性占比46.69%，性别分布上比较均衡;年龄分布上，有55.95%的老年人是低龄老年，44.05%的老年人是中高龄老人，样本在年龄分布上偏低龄化;劳动参与方面，只有48.9%的老年人在过去一年参加过劳动，说明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水平并不高，进一步分析慢性病等变量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很有必要。

表2还表明，样本中受访者的慢性病患病率较高，有51.04%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患病等级上，生命威胁性等级患者的人数最高，比重达到48.64%，其次是致命性等级，非致命性患病等级的人数最少，只有21.48%，即老年人的患病情况比较严重;给子女经济支持和照料孙辈的人数较少，比重分别为33.52%、34.15%，接受经济支持的人数较多，有79.58%的老年人接受了子女的经济支持;养老保险方面，样本的总体参保率不够高，只有89.29%的老年人参加了养老保险，其中城镇养老保险参保率为93.9%，明显高于农村老人养老保险参保率88.01%;医疗保险方面，老年人的整体参保率较高，城镇、农村老人医疗保险参保率分别为98.84%、96.22%，所以医疗保险参保率的城乡差异不大;学历方面，该样本呈现出教育水平整体偏低的特点。下面将进一步分析不同特征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情况。

1. 性别、居住地、年龄与劳动参与。由表3可知，在任何年龄段男性劳动参与比重均高于女性，农村劳动参与比重均高于城镇;总体上看，男性、女性老年劳动参与比重分别为54.37%、42.65%，城镇、农村老年劳动参与比例分别为17.44%、57.60%，说明老年劳动参与具有性别和居住地差异：男性老年劳动参与比重略高于女性，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比重远高于城镇。不同年龄段老人劳动参与比重的性别和城乡分布表明，城乡和不同性别人口中，低龄老年劳动参与比重均高于中高龄老年劳动参与比重;从总体上看，低龄、中高龄老年劳动参与比重分别为60.14%、34.62%，即老年劳动参与具有年龄差异，低龄老年应该作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重点。

2. 慢性病与劳动参与。（1）患病率。分析不同群体的患病率可知，慢性病患病率具有女性大于男性、城镇大于农村、中高龄大于低龄的特点，这说明慢性病的预防、排查和治疗工作要依据患病风险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开展;（2）对劳动参与的影响。不论是分样本还是样本总体，老年患者的劳动参与比重均低于未患病者，即患有慢性病不利于老年人参加劳动。其中，农村老年患者的劳动参与比例为51.06%，远高于城镇老年患者的劳动参与比重11.68%，即农村老人带病劳动的现象非常普遍。样本数据还显示，非致命性、生命威胁性、致命性等级患者劳动参与比重分别为55.75%、41.37%、31.4%，即患病等级上升将导致劳动参与比重下降，而且患病等级上升越多，劳动参与比重下降的幅度越大。此外，农村、城镇的非致命性、生命威胁性、致命性等级患者劳动参与比重分别为61.33%、51.55%、41.28%;20.83%、12.62%、7.14%，即不同患病等级农村劳动参与比重均高于城镇，这与农村老年患者经济收入缺乏保障以及“活到老、干到老”的传统观念有关。

（二）患病与否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

慢性病患病对老年劳动参与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实证结果表明该模型已经通过拟合优度检验，下文将分别分析慢性病患病、个人、家庭和社会特征变量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響。

1. 患病与否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分析表5可知，患有慢性病对老年劳动参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未患病的老年人相比，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劳动参与概率降低58.1%，所以慢性病对老年劳动参与行为有重要影响，积极预防和治疗慢性病在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同时也能有效促进老年人力资源的利用。对于不同样本分类的老年人，与未患病的低龄、中高龄老人相比，低龄、中高龄老年患者劳动参与概率分别降低56%、60.8%;相对于未患病的男性、女性老人，男性、女性老年患者劳动参与概率分别降低71.7%、44.9%。由此可知，慢性病患病对中高龄劳动供给的负向影响比低龄老年人大，对男性老年人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比女性老年人大，这是因为中高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普遍比低龄老年人差，男性的劳动参与水平比女性高，所以中高龄老年人和男性老年人对慢性病的冲击更加敏感，假设成立。

2. 性别、年龄、居住地与学历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男性老人的劳动供给显著高于女性，前者参与劳动的概率是后者的1.481倍，但性别对中高龄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不显著;年龄增长对老年劳动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对男性老人劳动参与的影响比女性大;居住地方面，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显著高于城镇，后者提供劳动的可能性比前者低14.1%，而且与中高龄相比，低龄老人劳动参与的居住地差异较大。此外，未读完小学或私塾、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19、0.106、-0.06、-0.309，说明未读完小学或私塾、小学学历老人的劳动参与水平高于文盲，初中、高中及以上学历老人的劳动参与低于文盲，但所有学历水平的老年人与文盲相比均无显著的劳动参与差别。由此可见，低学历者劳动参与水平高，当学历达到某种水平（在不同群体中有所不同）后，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参与才具有负向影响，但该结论并没有体现在男性老人中。

3. 配偶与提供经济支持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配偶对老年劳动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配偶老年人参加劳动的可能性是无配偶的1.54倍，说明与无配偶相比，有配偶老年人为提高家庭生活水平，参与社会劳动的概率更高;进一步分性别来看，有配偶显著增加了男性老年人的劳动供给，但对女性劳动参与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给子女经济支持对老年劳动参与也有显著正向影响，提供经济支持者参与劳动的概率是未提供者的1.321倍;与女性相比，给子女补贴显著促进男性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上述分析表明，配偶和提供支持对男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比女性显著，这是因为我国男性是家里“顶梁柱”，男性一般比女性承担了更多挣钱养家的责任，所以家庭负担加重导致男性劳动供给显著增加。

4. 其他变量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照料孙辈方面，与未提供照料者相比，提供照料的低龄老年人和男性老年人显著减少劳动供给，说明孙辈照料不利于低龄、男性老年参加劳动;对于中高龄老年人，与无照料需要者相比，照料者劳動参与显著上升，这可能与本次样本的选取有关;对于女性老年人，孙辈照料者的劳动参与水平不降反升，但不具有显著影响。由于具有健康效应，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参与劳动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5%的置信水平上不显著，说明高覆盖率的医疗保险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不具有显著差异;养老保险也有利于提高老年劳动参与水平但影响不显著，该结论表明上述养老保险对老年劳动参与具有负向激励作用的假设不成立，养老保险对劳动参与的正向影响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和养老待遇较低有关（石佳弋，2015）。

（三）患病等级对老年患者劳动参与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患有慢性病不利于老年人参与社会劳动，为深入分析患病等级对老年患者劳动参与的影响，再次进行如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每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均大于0.05，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具体分析如下。

1. 患病等级对老年患者劳动参与的影响。相对于非致命等级患者，生命威胁性和致命性等级患者劳动供给显著减少，降低的概率分别为62.4%、39.2%，说明慢性病患病等级的上升导致老年患者劳动参与水平显著下降，而且生命威胁性等级老年患者劳动参与概率下降的幅度最大，其次是致命性等级患者。对于不同年龄段的老年患者，与非致命性等级低龄、中高龄患者相比，生命威胁性、致命性等级的低龄、中高龄患者劳动参与概率均下降，但只有低龄老年患者在不同患病等级具有显著的劳动参与差异;结合OR值可知，与低龄老年患者相比，患病等级上升对中高龄患者劳动参与的影响程度更大，这与中高龄老人身体承受能力较差有关。对于不同性别的老年患者，相对于非致命性等级的男性、女性老人，生命威胁性等级男性、女性老年患者劳动参与水平均下降，影响都不显著，但致命性等级男性、女性患者的劳动供给显著降低，下降幅度分别为41.8%、37.5%。下降比重的差异说明男性老年患者对致命性慢性病更加敏感，这是因为男性患者中致命性慢性病比重（26.73%）低于女性（33%），所以致命性冲击导致男性患者劳动供给下降程度更大。

2. 个人特征对老年患者劳动参与的影响。对于低龄老年慢性病患者，男性劳动参与水平显著高于女性，但中高龄慢性病患者由于身体状况的限制，劳动参与的性别差异不显著;与低龄老年患者相比，中高龄老年患者劳动参与显著降低，男性、女性中高龄老年患者劳动参与的可能性分别降低35.2%、23.6%，即年龄增长对男性老年患者劳动参与的不利影响比女性大;城镇老年患者劳动参与水平显著低于农村，而且低龄、男性老年患者劳动参与水平的居住地差异比女性、中高龄老年大，这从侧面说明农村低龄、男性老人带病劳动的现象比城镇普遍;配偶显著促进了老年患者的劳动参与水平，但是对于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性别的老年患者，该影响并不显著;分析不同样本分类下学历的回归系数可知，与文盲相比，相对较高的学历水平有助于减轻慢性病患者的医疗负担，劳动供给较低，但影响不显著，且该结论并未体现在男性老年患者中。

3. 家庭特征对老年患者劳动参与的影响。给子女经济支持显著促进了老年患者的劳动参与，向子女提供支持的患者劳动参与的可能性是未提供者的1.478倍。对于不同年龄段老年患者，给子女经济支持显著提高了中高龄老年患者的劳动参与水平，对低龄老年患者劳动参与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对于不同性别的人口，与未提供者相比，给子女经济支持的男性老年患者劳动参与显著增加，但提供经济支持的女性老年患者无显著的劳动参与差别，这表明患病情况下，与女性相比，男性对家庭经济负担加重仍然十分敏感。接受子女经济支持对男性老年患者的劳动参与具有积极影响，但接受子女补贴的女性老年患者会减少劳动供给，这说明子女的经济支持对不同性别老年患者的劳动参与行为具有不同方向的影响。孙辈照料不利于老年患者参加劳动，与未照料者相比，照料孙辈的低龄老年患者劳动参与水平显著下降，下降比重为57.8%;但对于中高龄老年患者，提供照料者的劳动参与水平高于未照料者。

4. 社会特征对老年患者劳动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中高龄老年患者相比，参保者劳动供给增加;对于样本总体、低龄和不同性别的老年患者，医疗保险的健康效应均未体现，且所有回归结果中，医疗保险对劳动参与的影响都不显著。养老保险对不同性别老年患者的劳动参与具有积极影响，对不同年龄段老年患者的影响不同：养老保险不利于低龄老年患者参加劳动，却促进了中高龄老年患者的劳动供给，即养老保险对低龄、中高龄患者劳动闲暇选择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共同决定的净效应不同。

综上所述，患有慢性病显著降低了老年劳动参与水平，患病等级的上升对老年患者的劳动参与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慢性病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还存在年龄和性别差异。此外，个人、家庭和社会层面变量也会影响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行为。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利用CHARLS 2018年的数据，考虑个人、家庭和社会特征的同时，重点研究慢性病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并深入分析慢性病对老年劳动参与影响的年龄和性别差异，实证分析结论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1. 慢性病方面。城镇、女性、中高龄老年人的患病率较高;患有慢性病对老年劳动供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中高龄、男性老年人劳动参与的不利影响更大;相对于非致命性等级患者，患病等级上升将导致低龄老年患者的劳动参与显著下降。

2. 个人特征方面。男性、低龄、农村、有配偶者劳动参与概率高，年龄增长对男性劳动参与的不利影响更大，配偶显著促进了男性、中高龄老人的劳动参与;城乡低龄、男性患者劳动参与的差异较大，农村带病参与劳动的现象更普遍。

3. 家庭特征方面。照料孙辈不利于老年人参与劳动，尤其是对低龄、男性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具有显著削弱作用;给子女经济支持对老年以及老年患者的劳动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与女性相比，显著促进了男性劳动参与。

4. 社會特征方面。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较高，老年参保者将因为健康效应增强而选择增加劳动供给;养老保险参保情况存在城乡差异，农村地区的参保率明显低于城镇，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口增加劳动供给也具有积极作用。

（二）相关建议

1. 做好低患病风险老年群体的慢性病预防和高患病风险老年群体的慢性病排查工作，对患有生命威胁性、致命性慢性病的低龄老年提供重点治疗，降低慢性病对老年劳动参与的不利影响。研究表明，城镇、女性、中高龄老年患病率较高，患有慢性病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水平，且患病等级上升对低龄老年患者的劳动参与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所以，医疗部门应加强农村、男性、低龄老人慢性病预防的知识宣传并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将城镇、女性、中高龄老人列为慢性病排查的主要对象，通过与社区或乡镇服务中心合作，定期安排慢性病检查，及时发现慢性病患者或潜在患者;对于患有生命威胁性和致命性慢性病的低龄老人，可以建立慢性病大数据平台，要求其每日填报相关信息以便医生提供有效治疗;政府要加强基础医疗设施建设、注意平衡城乡医疗资源等（陈健，2017）。

2. 针对个体不同特征的老年人，制定差异化的劳动参与促进措施，提高不同特征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水平。上述分析表明，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具有男性大于女性、低龄大于中高龄、农村大于城镇、有配偶大于无配偶的特点。因此，相关部门要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打破女性传统的就业观念;政府要鼓励工作轻松的岗位聘用城镇低龄老人，或激励企业以返聘等方式将其召回从事简单工作;大力提倡并鼓励有关组织为孤寡的男性、中高龄老年人提供婚姻介绍服务，在关爱老年人生活的同时也提高了劳动参与率。

3. 多层面采取措施减轻低龄、男性老年人的孙辈照料压力，为其参与社会劳动提供更多机会。由于照料孙辈对男性、低龄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且生育政策的调整将使老年人未来在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照料上花费更多时间。因此，具有社会劳动意愿的老年人要转变观念，尤其是男性老人要善于从家庭中“走出来”;青年子女应勇于承担照料责任，避免父母照料负担过重;社区或乡镇服务中心要积极整合照料资源，加强邻里间照料互助，将低龄老人从单纯的孙辈照料中解放出来。

4. 进一步加大医疗保险覆盖率，重点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险的参保力度，从社会保障层面促进老年劳动参与。实证结果表明，社会特征变量对老年人参与劳动具有正向影响，但养老保险参保情况的城乡差异较大，农村老年人的参保率明显低于城镇水平。为此，相关部门在继续鼓励老年人参加医疗保险的同时，要通过政策解读等方式重点鼓励农村老人积极参加养老保险并尽量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魏晚会，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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