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岩　马铭明

摘要：乾嘉时期，文人流动极为普遍，流动态势颇为多元，而由家乡到京师的流动当为文人最常态的选择。常州诗人洪亮吉，一生舟车南北，游历四方，曾七入京师，前后寓京八载余，帝都既成就了其人生的巅峰，也将他的仕宦生涯抛到了谷底，京师岁月成为其一生最难忘却的记忆。寓京期间，洪亮吉的创作主要收在《卷施阁诗》与《卷施阁文甲集》《卷施阁文乙集》以及部分《更生斋诗》集中，这些创作犹如一组特写镜头，刻录下诗人帝都生活的焦虑、诗酒唱酬的日常以及颂圣纪恩的燃情岁月。此一内容的揭示，在丰富洪亮吉个体研究之同时，亦不失为冰山之一角，由此略可窥见乾嘉时期都下文学生态之一隅。

关键词：洪亮吉;京师文坛;乾嘉文学;文人雅集;文学生态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2.014

古代文人游历四方，寻求政治际遇，自是常态。乾嘉时期，海内承平，文人流动之风日盛，流动去向亦是多元，然“东西南北人，皆向长安走”，由家乡到京师的流动当为最常态的选择。常州洪亮吉即是这一群体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位。洪亮吉（1746—1809），初名礼吉，字君直，又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生于常州——“乾嘉之际是一个人文最盛”的地区，以诗才与黄仲则齐名，“江左时号洪黄”，又与同里黄仲则、孙星衍、吕星垣、赵怀玉、杨伦、徐书受并称为“毗陵七子”，袁枚亦将其与顾敏恒、孙星衍、杨芳灿并称，推许为“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顾、孙、杨各擅场”，饮誉文坛。作为一代朴学大师、乾嘉文坛巨子，洪亮吉的一生舟车南北，曾七番北上，八载寓京，帝都在成就了其人生的巅峰之际，也将他的仕宦生涯抛到了谷底。可谓成也京师，败也京师。概言洪亮吉京师之行的缘起，乃其曾三番江宁乡试均铩羽而归，执着科场又屡受打击的诗人，便将顺天乡试作为其科场扬名的唯一希望。于是乾隆三十九年洪亮吉中江南“甲午副榜贡生”，得以凭借副贡身份取得顺天乡试的资格，且在友人赵怀玉等的邀约下决计北上，“赵生约我长安住”，遂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携弟北上，别谋进取”，转战顺天科场，从此开启了帝都科举仕宦之旅程。自乾隆四十四年赴顺天乡试始至嘉庆四年（1799）奉旨回京止，洪亮吉相继“两应顺天乡试，五番会试”，前后寓京八载余。期间对洪亮吉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及第：“殿试，先生卷条封祥明，读卷大臣进呈第一，钦定第一甲第二名。”且蒙恩“充顺天乡试同考官，旋命为贵州学政”。这在此前翰林院人员未散馆而任免中是绝无仅有的：“向例，未散馆翰林，无为学政者。有之，自先生及同年石修撰韫玉始，盖异数也。”初人仕途并迎来了其仕宦的巅峰。二是嘉庆四年奉命回京，旋即被罢官流放。此事肇起为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皇帝晏驾，嘉庆帝一夕亲政，诏告天下，申明欲兴利除弊、裨补时阙之意。洪亮吉秉持“宁做无知禽，不愿为反舌”的忠君之心，冒死越职进言，抱着必死之心指陈时弊，却落得“落职”庭审，旋即“蒙恩减死，发戍伊犁”，“交将军保宁严行管束，二十七日即行”。推究此事前后仅三日——二十五日进呈御览，二十六日拟斩立决，二十七日即遣戍伊犁，三日之内诗人却历经生死，“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新疆路八千”，侥幸生还的洪亮吉不禁感慨万千，遂自号“更生”。自此诗人绝意仕途，有生之年再未踏足京师，终老林泉。

帝都，无疑给洪亮吉留下了一生中最难以磨灭的印记，这里既成就了其人生中的高光时刻，风光无量，也见证了他命悬一线的人在囧途、身陷囹圄。而如此爱恨交织的京师岁月，烙印在洪亮吉的诗文之中，又谱写了其北漂岁月中怎样的人生交响曲？个中滋味，不仅对丰富洪亮吉的研究大有裨益，亦可借此一斑略窥全豹，洞悉彼时京师文学生态之一隅。

一、洪亮吉都下生活之焦虑

焦虑一词，本是一医学术语，“指人在预感似乎即将发生的威胁或不利情景而又担心无力应付时所产生的不愉快情緒”。换言之，焦虑就是指人们不能达到既定目标或无力克服困难、威胁而导致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严重受挫，挫败感与内疚感倍增，从而形成的一种紧张不安甚至伴有恐惧感的情绪状态。而对于羁旅行役之人，客居异乡的处境往往是诱发人们情绪焦虑的第一诱因，尤其是对于情思细腻的文人群体更是如此。所谓“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士子文人们缘于宦游他乡、戍守边关、羁旅行役、贬谪流放等而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乡邦故里，于是客居异乡的孤独、流寓生活的艰辛自然触发着天涯倦客敏感的神经，跃动在笔墨之间，谱写着异乡人“万里悲秋常作客”（杜甫《登高》）的无限羁旅之思，背井离乡岁月中生计之多艰往往是困扰他们的首要问题，尤其是流寓在“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尤袤《全唐诗话》）的京师。而这对于客居都下的洪亮吉而言即是如此，每有“三千里外无家客，寒食伤心念北堂”的感伤，居无定所、衣食困境这些生活困窘聚焦在诗人的笔端，记录下诗人客居京华的生存焦虑。

乾隆四十四年，洪亮吉初来都下即为生活所困。甫抵帝都，寻得安身之处是为头等大事，洪亮吉先是投靠在同乡好友黄仲则处，“抵京，居黄景仁寓斋”，然同样是客居身份的黄仲则彼时生计亦窘，难以应付同乡的借寓。幸值彼时四库馆因校雠事繁，正是用人之际，诗人得以借效力于四库校书勉以维生，暂时解决了生计问题。据吕培《洪北江先生年谱》载：“五月初二日，抵都……时四库馆甫开，雠校事繁，座师董公诰为总裁官，属总校江宁孙舍人溶延先生至打磨厂寓斋，总司其事，岁修二百金。”诗人也曾赋诗感慨道：“傭书生计尚淹留，并叠吟怀事校雠。”于是洪亮吉很快转入打磨厂孙溶寓斋，不一年又“暂寓莲花寺”，旋即“复迁寓（孙）舍人宅”，辗转度日，“几处移家逐转蓬”（刘长卿《送李录事兄归襄邓》）的辛酸成为当时诗人寓京生活的真实写照。

居住多艰若此，衣食之难同样困扰着诗人，昔日李商隐“十年京师寒且饿”（《樊南甲集·序》）的遭遇同样是洪亮吉此时面临的困窘之境。初至都下衣食无着，洪亮吉迫不得已“痛饮无辞夹衣典”，衣衫典尽虽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而随之带来的是无衣出门，只能假托染病拒绝人情交往，“时甫近上元，以无衣不克出门，托疾断庆吊绝过从者凡两月”，使得交际应酬又陷入困窘。生计的艰辛不禁令诗人萌生轻生之念，“劳劳生身本无涯，生倘多愁死亦佳”。据胡思敬《九朝新语》载：“洪稚存初以副贡留京，除夕困甚，左右无一人，身衣单布袍，欲求五钱沽酒不可得，仰屋欲自经。忽忆荣启期三乐，遂忍饥不死。”幸得诗人“性超迈”@，于困厄之中尚能“处之泊如也”。于是苦中作乐，“日挟卖赋钱，来游酒家市”，卖文沽酒以消愁，消遣都中岁月。想来此际诗人对“一朝科第人前显贵”仍抱着无限希望，遂能以精神上的充盈暂时忘却物质上的困顿。果然，十年后的洪亮吉得以科举扬名，终于圆梦京师。然而这一功名能否改变诗人客居京华的困窘生活呢？

乾隆五十五年，洪亮吉高中榜眼，得以京官身份寓京。有了固定收入后，虽仍赁房而居但条件有所好转，如殿试不久，即与仲弟从海岱门三条胡同寓斋移居到三里河清化寺街，“饶有竹木之胜，查给事莹旧宅也”。租住官房，租金相对便宜，相当于获取了京师“廉租房”的资格，“移寓沙土园八角琉璃井官房，有亭池树石之胜”。琉璃井虽地处永定门外，地段偏僻，“而租金可能会适当优惠一些”。然而，有了稳定的俸禄，住房条件得以改善，但是衣食之需、人情酬答之用仍困扰着诗人，每有“食窘衣不暖”的无奈慨叹。洪亮吉进士及第后第一次以京官的身份寓京所作的《岁暮饮酒诗十篇》之三云：

自为京朝官，童仆色不展。连晨朔风至，寒色到鸡犬。吴奴昨告去，朱户别思欵。今辰关右仆，衣被亦将卷。欲留心不忍，各为计安善。十年依倚久，一旦忽辞远。周亲复交詈，食窘衣不暖。笑读东观书，何如北门管？

《岁暮饮酒诗十篇》之十云：

向生无他奇，贫甚益偃蹇。人言年岁竟，屏当无一件。开函展然笑，一室尚仰偃。泉明乞食诗，吾行恐难免。欣然喻妻子，且设岁除宴。为欢极今日，先把百愁遣。待过元日朝，衣裘亦堪典。

这首诗作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除夕，46岁的洪亮吉授职翰林院编修已近半载，且家眷此时已接来京师，仲弟也与其同住。想来洪亮吉十数年来疲于应试坐幕，与家人聚少离多，除夕团圆自是奢求。此番意义大有不同，自己科场扬名，得以翰林编修宦居京师，又能与家人都下团圆守岁，举家的欣喜之情自是情理之中的。然而在诗人笔下，这个金榜题名时与他乡得团圆的除夕佳节，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另一番景象：年终岁尾，先是跟随自己多年的童仆相继辞行，“吴奴昨告去”，“今辰关右仆，衣被亦将卷”，本欲相留，实难启齿，想来皆因生计所迫才为人家仆，可年关将至主人家却无力支付月钱，迫使童仆无奈于年关辞别，另寻出路，诗人“欲留心不忍”;仆人走了，年关难过终得过，诗人想着不妨典当姑且度过年关，然而搜罗一室，环堵萧然，“屏当无一件”，只能修书乞食，暂且度岁，想来陶渊明因辞官才乞食，自己却居官而乞人接济，无奈之余唯有苦笑罢了;幸得洪亮吉个性豁达，告诉妻子“且设岁除宴”，“先把百愁遣”，难得家人团聚除夕守岁，还是及时行乐吧，过了除夕，还有衣裘可典。这是诗人“自为京朝官”以来在帝都的第一个除夕，却是“童仆色不展”“寒色到鸡犬”的除夕，写仆人即写自己，写鸡犬即是写自身，想来“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陶渊明《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食窘衣不暖”的窘迫早胜过了家人团聚的喜悦，诗人不禁感慨自己大半生岁月消磨，唯有贫穷与困顿来得最为真切，“贫甚益偃蹇”。

据吕培《洪北江先生年谱》载：“岁除，先生逋负多，避债至城东数日，除夕抵暮乃归。”以躲债度岁成为京师生活常态：“辛亥小除夕，避债沙河门侧。”在与好友杨芳灿的书信中洪亮吉不禁感慨道：“亮吉已入中年，偶登一第，又禄不及养亲。”虽则居官，仍为生计所困，狼狈避债，“商量欲把春衫典”，“朝衣典尽百不忧”，典当度日几乎成了诗人京师生活的常态。

事实上，这不仅是洪亮吉一人寓京生活实况，也是如洪亮吉般大批北漂翰林群体生活窘况之日常。按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五十一《户部·俸饷上》载，文官每年俸银，一品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五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零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正九品三十三两一钱，从九品三十一两五钱。且乾隆朝“京官俸禄改为双倍发放”。以翰林院编修七品文官为例，每年的正式收入为年俸四十五两、恩俸四十五两，此外，每年另有朝廷赏赐的禄米四十五斛，约折银三十两。据此，洪亮吉每年的固定收入约一百二十两。这个收入是固定且有限的，而一家人的衣食住行等支出却是无限的，如支付房租、童仆开支、官场人情往来等，此外诗人还酷爱饮酒，在捉襟见肘的拮据生活中还要时常与友人小聚。这些无限的支出着实令京官们焦虑无奈，正所谓“长安古来名利地，空手无金行路难”（白居易《送张山人归嵩阳》）。

客观而言，彼时寓居京师的文士，未遇之时的生计艰难是可以想象的，而当他们一夕科举及第授以官职后，政治身份上虽然脱贫了，实现了人前显贵，但是仍然难以在经济上脱贫。尤其是大批翰林文官们本就出身贫寒，人仕后仅凭有限的俸禄要维持自身的生计尚且艰难，还要将养全家，交际应酬，人情往来，所以宦居京师貌似风光的背后，是京官们典当度日、厨下无米、借债熬年、频繁搬家的生活常态。如汪剑潭的除夕“负券愁逼年”;曹友梅的年关“窥厨炊烟稀，正苦瓶无粮”;张问陶在都下常被债主逼门，“上宾惟债主”;叶雯居京频繁搬家，“朅来都门三易居”;万应馨远宦广东，苦无行资迟迟未能成行，“三月仍难具行李”;等等。诚如戴璐《藤阴杂记》载录韩春湖所作《司嘲》谓：“公堂事了，拜客去西头路须先到，约债去东头路须亲造。急归家，栅闭沟开沿路绕。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垆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着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回头顾影空堪笑，把平生壮气半向近年销。”可谓穷形极相，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京官生活的清贫况味。

可见，客居京华，官位不显、俸禄不优的诗人尝尽了生计的艰辛，正所谓“最是长安居不易，京官一例总清贫”。生活的焦虑如影随形，然而这并不是诗人寓京期间生活的全部，还有苦中作乐、诗酒文会中的闲情雅趣得以潇洒唱酬。

二、京师诗酒文会之风雅日常

诗酒文会，古亦有之，明清日盛。尤其乾嘉时期，海内承平，人文蔚然，京师作为政治文化中心，聚集了大批文學侍从的翰林冷官，虽生计困窘，然苦中作乐的雅兴却浓，诗酒文会之盛甲于海内。徐珂于《清稗类钞》中指出：“京师为士夫渊薮，朝士而外，凡外官谒选及士子就学者，于于鳞萃，故酬应之繁冗甲于天下。”举凡消寒避暑、四时游赏、庭园雅集等无不是京师文士消遣岁月的话题。置身于此，洪亮吉寓京期间的诗酒文会亦殆无虚日，无时无地无事不雅集唱酬。

走进洪亮吉客居京师期间的创作，与三五朋旧、同乡师友诗酒同游、往来唱和之篇不胜枚举，如《四月初二日黄二景仁邀同人于法源寺饯春，即席同赋得饯字》、《法学士以康熙已未鸿博前辈徐嘉炎等崇效寺雪公房探梅诗册索题，为赋一律》、《何工部道生招饮，即席罗山人聘、曹指挥锐、张运判道渥合作一图名（秋堂雅集），因系以诗》、《立秋前一日，法庶子式善邀诸同人至积水潭汇通寺泛舟观荷，分韵得学字》、《小除日邀同吴侍读锡麒、戴吉士殿泗、赵舍人怀玉、温舍人汝能、方比部体、刘舍人锡五、伊比部秉绶、叶舍人继雯、张检讨问陶、彭明经蕙交、戴礼部敦元集卷施阁祭诗作》、《清明日同人各携酒至陶然亭饯吴侍读锡麒，分韵得郭字》等。概言京师雅集文会，就时间而言，或选择固定的节令如清明、立秋、小除日等，更多的是随时即兴之举，无论时节，从春至冬，不分寒暑;雅集的地点亦无定置，或室内，聚于书斋、官署，如法式善的诗龛、翁方纲的苏斋、洪亮吉的卷施阁等，或室外崇效寺、法源寺、陶然亭、积水潭等;雅集的话题繁多，或祝寿、接风、饯行，或消寒、消夏，或四时赏花、团拜娱乐不一。尽管形式各异，名目繁多，聚会的内容却大同小异，吟诗作画、饮酒娱乐，成一时风气。正是“都门为人物荟萃之地，官僚筵宴，无日无之。然酒肆如林，尘嚣殊甚，故士大夫中性耽风雅者，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畅叙终朝”。梳理洪亮吉今存的编年诗集，证以吕培的《洪北江先生年谱》，八载京师，都下的宝刹、名园等无不留下了诗人风雅唱和的身影。然而，审视洪亮吉寓京期间的交游酬答以及雅集唱和，却有不同于其游幕时期的特色。

其一，洪亮吉居京期间人际交游圈的打开及拓展与彼时《四库全书》编纂亦大有关系，且其居京期间交游唱和的文人群体多有四库背景。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馆的开设与《四库全书》的编纂，一时间“四库馆内集结了当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其中有大学士、尚书，还有一大批翰林院的检讨、编修、庶吉士，可谓鸿才硕学，荟萃一堂”。同时，更有大批文士涌人京师，参与到这场空前浩大的文化工程之中。沐浴在时代的文化语境下，洪亮吉的人生也与《四库全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丰富了其人生际遇。

未入京师，洪亮吉即为四库纂修官朱筠赏识且委以四库事宜。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帝首发征集遗书上谕云：“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京师诏令辐射地方，时在安徽学使朱筠幕府的洪亮吉经朱筠举荐，董理安徽省搜采遗书一事，据吕培《洪北江先生年谱》载：“三十八年癸巳……时四库馆始开，江浙搜采遗书，安徽省设局太平，聘先生总司其事。”而朱筠正是《四库全书》的纂修官之一。

既入帝京，得益于四库校雠之需而得以谋生，并与大批有着四库背景的都下名流交游互动，雅集唱酬，从而进入到京师主流的文人群体之中，甚而得与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常相过从。乾隆四十四年，洪亮吉甫人京师，即依赖参与《四库全书》的校雠而解决了生计问题，随后在同乡好友、时为四库誊录生的黄仲则的引荐下，得以结识大批供职四库的饱学之士，参与京师诗社。“（黄景仁）遂偕稚存人都门诗社。时翁学士方纲、蒋编修士铨、程吏部晋芳、周编修厚辕、吴编修锡麒、张舍人埙共结诗社，邀先生及稚存入会”，其中翁方纲为纂修官，程晋芳为协堪总目官，吴锡麒、周厚辕为分校官，张埙为校对官，黄景仁为誊录生。自是交游渐广，朋友圈不断扩大，洪亮吉也有更多机会参与到京师名流诗酒雅集的文会之中。如与翁方纲、黄景仁同赴程晋芳寓所观耶律楚材画像，又与友人同赴翁方纲的苏斋为东坡寿，并赋诗《东坡生日集翁学士方纲苏斋即送罗山人聘出都》，据考证参与此次寿苏会的寓京名流还有程晋芳、张埙、罗聘、桂馥、吴蔚光、陈鸿宾、周厚辕、吴锡麒、陈崇本、沈心醇、宋葆淳及黄景仁。推究其实，这些诗酒唱和的名人榜单也都成了洪亮吉日后京师雅集的朋友圈中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洪亮吉还与《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交情深厚。洪亮吉在贵州学政期间曾作有《续怀人诗十二首》，其中《纪尚书昀》一诗云：“只我最饶知己感，下春官第枉高轩。”且在诗中小注云：“先生主甲辰会试，余试卷最为所赏，欲首擢之，为监试御史所阻而止……彻棘后又枉道过访。”及洪亮吉人翰林，与纪昀常相过从，交往甚密。

以上洪亮吉都下交游的纪昀、翁方纲、程晋芳、吴锡麒等因任职四库馆而得以留名四库。事实上，洪亮吉寓京期间还有一些友人，如黄仲则、徐书受、赵希璜、莫与俦等，这些人虽未留名四库，却以誊录生的身份同样效力于四库馆。按《办理四库全书处奏遵旨酌议排纂四库全书应行事宜折》云：“臣等公同酌议，令现在提调、纂修各员于在京之举人及贡监各生内择字画工致者，各举数人，臣等覆加阅定，共足四百人之数，令其充为誊录，自备资斧效力。”四库馆招录了大量的誊录生，虽则自备资斧，但也给士子文人提供了仕进的阶梯，“士子知幸进无路，一闻开馆恩旨，无不踊跃争先，厕名誊录，翼邀议叙，以为仕进阶梯”，使他们获得了与主流话语对话的平台。

需要指出的是，终其一生洪亮吉从未正式供职于四库馆而留名四库，也未曾以誊录生身份成为效力四库馆的无名英雄之万一，但是他的人生际遇与朋友圈却和《四库全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四库全书》的编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洪亮吉与彼时的士子文人的人生际遇，而文士们的人生也都不同程度地烙印上四库的印记，诉诸笔端，以不同的形式书写着乾嘉时期话题热度最高的文苑盛事。

其二，乾嘉时期，各地雅集文会蔚为壮观，文学沙龙林立，京师亦然。而洪亮吉居京期间，参与最多的诗酒文会即是蒙古八旗文人法式善发起的“诗龛”雅集，是法式善的“诗龛四友”之一。而法式善的“诗龛”雅集，也是彼时最富特色的文学“沙龙”，是京师文苑雅集的一道独特风景。严迪昌于《清诗史》中云：

乾嘉时期诗人别集中几乎都能发现这样一些“沙龙”式的活动处所：翁方纲的“小石帆亭”、“苏米斋”;王昶的“春融堂”、“兰泉书屋”、“蒲褐山房”;朱筠的“椒花吟舫”;阮元的“定香亭”、“孕經室”、“琅嬛仙馆”，而他在杭州创立的“诂经精舍”和在广州兴办的“学海堂”更称人才蓄养库;此外，毕沅的公署，曾燠的“邗上题襟馆”，同样是著名的雅集中心。不仅如此，八旗诗人中也开始涌现新一代的有凝聚力人物，如铁保、法式善等。……其中尤以法式善的“梧门书屋”和“诗龛”名声为大，交游遍及大江南北。

可见，乾嘉时期雅集文会林立，然就召集者的民族身份与所在地域而言，蒙古八旗诗人法式善于京师组织的雅集活动当格外醒目。法式善于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及第步入仕途，一生宦途未曾离开京师，其发起的诗龛雅集与西涯雅集成为京师文坛文学沙龙的代表，与扬州的曾燠、杭州的阮元与陕西的毕沅等一时并行海内，同为彼时乾嘉时期各地文学沙龙中的佼佼者。由此可见乾嘉时期民族文化融合的深入程度，即八旗文人与汉族文士已然淡化了民族壁垒，诗酒文会、唱和酬答中民族身份的焦虑已然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汉语文学创作水平日高的八旗文人与汉族文士及其他民族的文人朋旧相交、流连唱和、切磋诗艺成为常态。

洪亮吉寓京期间与诗龛主人法式善唱酬最密，时常到访或留宿诗龛，与吴锡麒、赵怀玉、鲍之钟同为法式善的诗龛四友。法式善亦将洪亮吉视为知己，“君知我最深，序非君不可”。洪亮吉《寒林雅集图序》中描述一次赴法式善诗龛雅集的情景：“自寓斋清化寺街至正阳门三里，正阳门至厚载门十里，厚载门至诗龛又三里。每诗龛主人之见招也，必戴启明而兴，聆鸡声而驾，饭仆于路，饮马于途，而后至焉。……坐中作图者三人：长洲曹指挥锐、浮山张运判道渥、甘泉罗山人聘，为记者一人：长洲王孝廉芑孙，为诗者九人：蒙古法学士式善、上元王给谏友亮、汾阳曹侍御锡龄、介体刘舍人锡五、静乐李比部銮宣、汀州伊比部秉绶、灵石何水部道生、汉军玉大令栋、泰安吴明经方南，而阳湖洪亮吉序之云尔。”此事乃乾隆五十六年冬至前五日，洪亮吉应法式善之邀，参加诗龛雅集的情景再现。推究洪亮吉这篇序文，真实地刻录下彼时京师文会的情态。一是，诗龛诗酒文会之繁盛，洪亮吉参与之频繁。洪亮吉要从清化寺街辗转十数里路程方能到法式善之诗龛，需“必戴启明而兴，聆鸡声而驾，饭仆于路，饮马于途”。即便如此，其仍乐此不疲，且并非一时兴起赴诗龛之会，而是“每诗龛主人之见招”皆如此。二是，雅集文士的身份与地域之多元。聚会者不分民族，如主人法式善为蒙古族，玉栋为汉军八旗，余者为汉族;参与者不限地域，如江苏曹锐、罗聘、王芑孙、洪亮吉，安徽王友亮，福建伊秉绶，山西张道渥、曹锡龄、何道生、刘锡五、李銮宣，山东吴方南;雅集者不论身份，有供职六部之何道生、伊秉绶、李銮宣等，供职翰林院之法式善、洪亮吉，举人王芑孙，贡生吴方南，更有布衣之士罗聘。可见诗龛雅集之频繁与影响力。

客观而言，洪亮吉寓居帝都期间此类作品的数量最多，然就其审美艺术而言，确是寥寥。诚如郑燮于《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中批评的那样：“近世诗家题目，非赏花即宴集，非喜晤即赠行，满纸人名。某轩某园，某亭某斋，某楼某岩，某村某墅，皆市井流俗不堪之子，今日才立别号，明日便上诗笺。其题如此，其诗可知;其诗如此，其人品又可知。”很显然，郑燮所批评的现象绝非洪亮吉个人，而是乾嘉时期诗歌创作越来越成为社交的必需品、雅集应酬的应景之作的主流话语。然而，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即从“以诗存史”的视角审视这些创作，就犹如前媒体时代的一组长镜头、一部微电影，记录下洪亮吉与都下文人在特定时间、地点、场域下交流活动的剪影、特定的生活片段，导引我们更好地走进诗人，深入“知人”而后客观“论世”，体悟其不同地域、不同人生阶段生活百态之一种，这当为这类作品不应回避与忽视的价值所在。

三、帝都恭献赋文之颂圣纪恩

乾隆统治时期，清王朝国力达到了有清一代的鼎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达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峰。乾隆在位六十年，于外，“平回部，再平金川，西南诸酋，稽颡归化”，疆域拓展之宏远胜于前朝;于内，六番南下、四次东巡、两次千叟之宴等轰动朝野之举，一时恭献颂赋之行风动海内，颂圣之文纷至沓来。一时文武臣工、天下文士竞相敬献颂文，歌颂乾隆帝的文治武功，颂扬清帝国的盛世景象。以乾隆的六次南巡为例，海内文士竞相献赋，如陈兆仑、姚鼐、程晋芳、邵晋涵、王芑孙等均有颂圣之作。

濡染时风，洪亮吉也涉笔于此，其颂圣纪恩之篇皆创作于寓京期间，如乾隆四十五年，“时方南巡，诸臣例献赋颂，先生为山阴梁尚书国治制颂十八章，首邀睿赏，于是都下求属稿者甚众。……是年恭遇万寿，颂述之文益多”，诗人遂作有《皇帝南巡诗》《圣驾五巡江浙赋为赵怀玉作》《圣驾五巡江浙代四省士民谢表》，以及“《万寿无疆颂》八章代太常卿倪承宽作”，乾隆五十五年作《万寿乐歌三十六章》等。概言这些颂圣之文，虽创作时间有别，创作缘由不同，选择文体有差，然所传达的主旨思想却殊途同归，旨在颂扬乾隆帝的文治武功。如洪亮吉恭贺圣驾第五次南巡所赋《皇帝南巡诗》序文中表明的意旨：“上纪皇帝文武神圣，中以达士民爱戴之忱，下庶竭微臣夙夜之职。”时隔十年，乾隆八旬万寿盛典，洪亮吉仍有祝颂圣德之文：“伏见我皇上御极五十五年，仁如天，弘如地，举凡广圣极神，谟文定武，类非形容所克尽致。今者恭值八旬万寿庆节，臣幸得擢巍科，备员词馆，自正月一日恭读恩诏以后，亲见皇上敬天法祖、勤民察吏诸大政，足以度越百王而垂则万世者，已不下数十事。辄不自量，谨依类撰次，为《万寿乐歌三十六章》。”

客观而言，此类作品基于特定的創作动机、应酬功能与特定语境，旨在歌功颂德，鲜有个体的真情实感，就诗歌文体的情深隽永而言确有不足，诚如钱钟书所批评的那样：“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就是一位大诗人也未必有那许多真实的情感和新鲜的思想来满足‘应制、‘应教、‘应酬、‘应景的需要。”然若具体而言，似也不尽然。走进洪亮吉八载的京师际遇，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中式，恰值乾隆五次南巡，又兼七旬万寿庆典;乾隆五十五年八旬万寿大典，适逢礼部会试诗人得擢巍科，在乾隆朝进士中额一降再降的残酷竞争现实面前，洪亮吉数十年科场追梦一夕得以圆梦京师，“廿年流宕不得意，一朝唱第蓬莱宫”，腾跃龙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的兴奋情致下，其对乾隆帝的感激恩遇之情也应是情理之中的。

同时，洪亮吉的颂圣之作，虽出于“形容盛德、纪咏功烈”，然多以写实之笔呈现乾隆朝的文治武功，助益以诗存史、佐史的文献价值。如其组诗《万寿乐歌三十六章》从不同侧面描绘了一系列泽惠万民的庆祝活动，蠲免租赋的《普免租》，赐福五世同堂的《五福堂》，盛大的千叟宴《百岁民》，曲阜祭孔的《谒阙里》，巡幸泰山的《登岱宗》，编选御制诗集的《御制集》，编纂《四库全书》之《厘四部》，更有外藩诸部前来朝贺的《贡子象》《安南来》等，其中虽不乏粉饰盛朝之词，却也全景式地展现了庆典的盛况以及乾隆的卓绝功绩。

其中最具文献价值的诗篇，当属《安南来第三十》《祝嘏乐第三十二》二首诗，笔墨周详地描述了安南藩国前来朝贺的情形：

安南来第三十

安南来，安南来，国统虽旧基新开。广南大吏为陈奏，亲诣天朝祝天寿。路人指点尽识名，安南国王阮光平。海邦自此知冠履，好变文身与椎髻（阮光平奏请从本朝章服，特旨俞允）。

祝嘏乐第三十二

祝嘏乐;乐一部，歌者歌，舞者舞;敲银瓶，击铜鼓，万里遙遥来祝嘏。太常乐奏列四蕃，不数贞观兼开元。蕃王亲向阶前祝，更献十章名法曲。法曲十，可歌亦可谣。一章一章名特标，谒金门，贺圣朝（阮光平进《万寿词》凡十章）。

乾隆登极五十五载，又寿登耄耋，为恭祝这一千年不遇的盛世，“遐哉上古迄汉唐，三千年来无此祥”，清廷举行这场震惊朝野、轰动中外的万寿盛典活动，“殊恩岂独神州内，普锡还教外藩逮”。于是四方藩使进京朝贺，登基不久的安南王阮光平亲往朝廷贺寿，即“安南国王阮光平”“亲诣天朝祝天寿”。阮光平为表忠心，奏请在清廷庆祝大典上改易清朝衣冠服饰，“奏请从本朝章服”，博得乾隆帝龙颜大悦，“特旨俞允”;不止如此，为了和清廷示好，阮光平还精心准备了“《万寿词》凡十章”朝贺，“蕃王亲向阶前祝，更献十章名法曲”;同时阮光平朝贺使团中特意带来安南地方舞乐前来助兴，“敲银瓶，击铜鼓，万里遥遥来祝嘏”，使得这场盛宴可堪比大唐盛世之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不数贞观兼开元”，万邦来朝的盛景昨日辉煌重现。

然据《清史稿》有关安南前来参加庆典的记载：“五十五年，阮光平来朝祝釐，途次封其长子阮光缵为世子。七月，人觐热河山庄，班次亲王下、郡王上，赐御制诗章，受冠带归。”至于缘何乾隆赏予阮光平班次在亲王下、郡王上，又亲赐御制诗，则失于记载。而洪亮吉借助《安南来》《祝嘏乐》二首的纪实性描写，丰富了《清史稿》载录之不详，补充正史之阙如，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而有关洪亮吉的载录，在朝鲜人姜时永（1788—？）的《辎轩续录》中有着同样的记载：“尝闻清人中国，天下皆袭胡服，唯区域之外自仍旧俗。乾隆时安南王阮光平乞遵大清衣制，遂允其请。赐诗崇之。安南亦海外衣履之国，而又变为胡服，惟此暹罗不效安南，亦可尚也。”这与洪亮吉的诗篇正可互为表里，相互佐证。同时，此次庆典在亚洲乃至世界舞台上尤为重要，韩国学者吴映玟称：“乾隆时期的万寿庆典不只是一个奢侈隆重的庆祝性活动，更是帝王树立威严、向外界显示国力强盛和盛世太平的舞台。”因此，作为18世纪盛世最好象征的乾隆八十寿辰的盛大庆典，安南国王阮光平作为藩国前来朝贺之行的具体而生动之细节，借助洪亮吉的诗笔镜头得以历史再现，补充且丰富正史记载之不足，亦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史学研究中有关“阮光平遣弟冒名入觐说”之不成立的佐证之一。

结语

京师，帝都，作为“衣冠所聚，身名所出”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吸引着历代文人竞相奔赴，流连其中，且以自身的视角展现帝都的沧桑与盛景，有王粲笔下的京师乱象，“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构患”（《七哀诗》），有杜甫笔下的帝都骄奢，“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丽人行》），有范成大笔下的汴京遗民，“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州桥》），有林舁笔下的临安歌舞升平，“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题临安邸》）等。帝京的盛衰风物、风俗趣尚等，都得以在文人笔下诗意的定格。检视洪亮吉寓京期间的创作，亦犹如特写镜头，举凡客居京华之纪游、送别、应制、酬答等无不涉猎，然最能代表洪亮吉在京师特定地域空间下的诗文选择，当为其笔墨间聚焦的京师生计的困窘、翰林冷官苦中作乐的雅集唱和以及颂圣纪恩的官场应酬之作。品读这些诗篇，就如同走进了洪亮吉八载京师岁月的生动乐章，使其人生中最重要的生活片段不再缺席，尘封的时光得以呈现，借此亦可略窥彼时京师流寓士人生活情状之一隅。

[责任编辑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