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勇

摘要：在近三百年词史运程中，纳兰词引起了无数词人的追摹与呼应。在这一接受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影响史维度值得充分梳理与检视。“纳兰风”自雍乾到晚清经历了乍寒乍暖的过程，到况周颐、王国维始正式撩开“纳兰热”的面纱，自此，杨圻、黄侃、女性词界乃至网络词坛皆热衷于对纳兰情性与笔意的接受。基于上述多棱面的检视，我们得以重估纳兰性德的“词史坐标”：他完全可以被认定为清代最伟大的词人之一，并进而成为千年词史的一个主坐标。

关键词：纳兰词;影响史;词史坐标;清代四大词人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2.013

纳兰性德逝后二百四十年，梁启超有《鹊桥仙》祭之曰：“冷瓢饮水，蹇驴侧帽，绝调更无人和。为谁夜夜梦红楼，却不道当时真错。寄愁天上，和天也瘦，廿纪年光迅过。断肠声里忆平生，寄不去的愁，有么？”此是梁氏晚年特出之作，可谓语语绝妙，惟为了渲染“绝调”之“绝”，所说“更无人和”并不符合事实。在近三百年词史运程中，纳兰词不仅得到了最广泛深入的阅读与阐释，更引起无数词人的追摹与呼应——从秀出乾嘉词坛的黄景仁、史承谦、郭麐，到近代巨擘龚自珍、项廷纪、谢章铤;从清民之际况周颐、王国维、杨圻、黄侃诸大家，到饶宗颐、陈襄陵、白敦仁、陈永正等当世俊彦;从吴藻、顾春、汤国梨、沈祖菜等扫眉才子，到魏新河、徐晋如、孟依依、崔荣江等网络先锋……这张名单完全可以列得更细更长，可以说，“纳兰风”的劲吹是近三百年词坛最值得关切的事件之一。所以，纳兰词不是“绝调更无人和”，而是“绝调更有人和”。

所谓“绝调更有人和”，瞄向的是纳兰词的影响史。这里的“影响史”概念固然来自著名命题“影响的焦虑”，更主要还是采用了陈文忠的提法。在有关论著中，陈先生指出，接受史研究应形成三维架构，即：（一）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效果史研究;（二）以诗评家为主体的阐释史研究;（三）以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三维皆不能偏废，而影响史尤为重中之重，哈罗德·布鲁姆甚至大声疾呼：“诗的历史就是诗的影响史。”我们择取影响史之维来检视纳兰词，当可以获得诸多新的“诗学沉思”。

一、乍寒乍暖：雍乾到晚清的纳兰风

纳兰性德以天才贵介公子的身份甫一跻身词坛，其“自带”的“主角光环”就已经相当鲜亮耀眼。康熙十五年（1676）初，二十二岁的纳兰初识顾贞观，以《金缕曲·德也狂生耳》一阕题图赠之。时人记载：“金粟顾梁汾舍人……画《侧帽投壶图》，长白成容若题《贺新凉》一阕于上云……词旨嵌崎磊落，不啻坡老、稼轩。都下竞相传写，于是教坊故曲间无不知有‘侧帽词者。”可见这首成名作曾在当世产生过多么巨大的轰动效应。似乎从这时候开始，纳兰性德就注定了不是泛泛小家数，而要以他特有的光彩廁列词史之前席了。

对此，身在局中的纳兰性德应该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也为之做了很积极的准备。他不仅以井喷般的势头在短短十余年中填写了数百首词作，更在康熙十七年（1678）刊刻了与顾贞观合作编选的《今词初集》二卷，选录清朝立国以来三十年间一百八十余位词人的六百余首作品，以“舒写性灵”为旨归，作为建构词派所必需的一种理论准备。可见，他们二人本来很有可能建起一个与阳羡、浙西争胜，从而三足鼎立于词坛的“性灵派”的。可惜随着纳兰三十一岁英年早逝，顾氏伤心之余，离京南下，披读于积书岩，这个已经呼之欲出的词派也胎死腹中。所以顾贞观晚年在《答秋田书》中不能不有此沉痛语：“吾友容若，其门第才华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尽招海内词人，毕出其奇远。方骎骎渐有应者，而天夺之年，未几辄风流云散。”这真是令人掩卷长叹的难以弥补的遗憾！

纳兰词在其身后的被接受历程经历了一个“乍寒乍暖”的过程，曹明升《纳兰词在清代的接受及其经典化要素》一文已经梳理得相当精切，本文不必赘述。可予补说的是，尽管纳兰词在雍乾词坛的阐释与传播层面显得冷清萧寂，但在影响层面则如暗河潜流，汹涌绵延。其时诸多词坛名家，如身兼阳羡、浙西两派之长的史承谦，隶籍常州而称“阳羡流韵余响”的黄景仁，吴中词苑翘楚王时翔、王策叔侄，自明艳转入峭拔的常州健将刘嗣绾等，取资纳兰处皆甚为鲜明。王策的《采桑子》“梨花羞作多情态，粉月帘栊，一色潆潆，费尽东风染不红。 个人恰与花相似，笑里颦中，阁后屏东，一片真情冷处浓”，几乎可以看作是对纳兰同调之作“桃花羞作无情死，感激东风，吹落娇红，飞人闲窗伴懊侬。 谁怜辛苦东阳瘦，也为春慵，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处浓”的仿写。又如黄景仁的《风马儿·幽忆》：“子规窗外一声声，把醉也醒醒，梦也醒醒。细忆别时、情状忒分明，盈盈。 夜长孤馆更清清，把钟也听听，漏也听听。直到五更、斜月落疏棂，冥冥。”试读纳兰名作《南乡子·为亡妇题照》：“泪咽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凭仗丹青重省识，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 别语忒分明，午夜鹣鹣梦早醒。卿自早醒依自梦，更更，泣尽风檐夜雨铃。”二者虽有忆旧悼亡之别，其孤清怨抑的笔调字句岂不酷似！

嘉庆二年（1797），袁枚之子袁通将杨芳灿手抄本《饮水词》二卷付梓，从传播学意义上拉开了“纳兰风”回暖的序幕。其友人郭麏以随园弟子的身份引“性灵”入“清空”，“清折灵转”的笔调颇具“纳兰味”，从而成为纳兰影响史上的显著一环。

作为浙西词派殿军，郭麏之宗法近南宋而远北宋，但一方面，他“少喜为侧艳之辞，以《花间》为宗”，与纳兰路数较近;另一方面，他“中年以往，忧患鲜欢，则益讨沿词家之源流，借以陶写阨塞……春鸟之啾啁，秋虫之流喝，自人世之观，似无足以悦耳目者，而虫鸟之怀，亦自其胸臆间出，未易轻弃也”，“性灵”口角宛然，亦与纳兰不期而遇。且看其两首《卖花声》：

十二玉阑干，六曲屏山。留春不住送春还。昨夜梨花今夜雨，多分阑珊。 春梦太无

端，到好先残。夹衣初换又添绵。只是别来珍重意，不为春寒。

秋水淡盈盈，秋雨初睛。月华洗出太分明。照见旧时人立处，曲曲围屏。 风露浩无

声，衣薄凉生。与谁人说此时情？帘幕几重窗几扇，说也零星。严迪昌师说，郭氏词“鲜活轻捷，自然圆转而又委曲传神，绝无涂饰雕琢习气。初读时似觉不经意脱口而出，细加体味，其结撰章句别有慧心，并非简率信笔摇来”，在这两首置之纳兰词中可以乱真的《卖花声》里可以得到极好的印证。在《金缕曲·山民出示国初诸公寄吴汉槎塞外尺牍，辄题其后》中，郭麐则换了一种悲慨劲健的笔墨向纳兰致敬，力道直追纳兰同调名作《简梁汾，时方为吴汉槎作归计》，“生还遂，偶然耳”六字锐利之极，刺破了不少强加在“吴兆骞事件”上的暖色：

几幅丛残纸。是当年、冰天雪窖，眼穿而至。万里风沙宁古塔，那有塞鸿接翅。更缄寄、乌丝弹指。一代奇才千秋恨，换故人、和墨三升泪。生还遂，偶然耳。 诸公衮衮京华里。只斯人、投荒绝徼，非生非死。徐邈顾荣皆旧识（立斋、梁汾），难得相门才子（容若）。叹不仅、怜才而已。感慨何须生同世，看人间、尚宝瑶华字。只此道，几曾弃。

谢章铤是郭麐之后另一位值得关注的读者与致敬者。在阐释层面，谢氏的《赌棋山庄词话》以巨大篇幅称道纳兰“吾友吾且负之矣，能爱友之友如容若哉”的道义人格，抒述自己对纳兰词“一声河满，辄令人怅惘欲涕”的感动，并对纳兰词论、词作多方征引考辨。在影响史层面，谢氏诸多言情之作都有他所赞肯的纳兰“深于情”的影子。如《喝火令》中即融铸了纳兰《青山湿遍》《眼儿媚·中元夜有感》等篇的意象情感元素：

梦好原无据，愁多夜屡醒。对人无赖远山青。最是酒阑灯炖，小胆怯凄清。 河汉三

千里，更筹二五声。几番憔悴可怜生。为汝焚香，为汝写心经，为汝素来多病，减算祝双星。《贺新凉·夜与黄肖岩宗彝谈“东汉人”甚欢，时肖岩将游永安，行期已迫》一气单行，磊落悲凉，是对纳兰“德也狂生耳”之自画像的高度认同与激切呼应：

仆本狂生耳。却无端、长歌当哭，时愁时喜。二十年来谈节义，热血一腔而已。况青眼、又逢吾子。慷慨相期成底事，算英雄、总要轻生死。天下事，担当起。 男儿声价宁朱紫。说甚么、倚马雄词，雕虫小技。元礼林宗如可遇，定作千秋知己。磨折惯、风波由耳。天地生才原有用，着精神、打点留青史。方不愧，称名士。谢氏多层面的示范作用在其弟子何振岱、王允皙手里持续发酵。何振岱的《八声甘州·题纳兰容若小影》《八声甘州·题饮水词》《霜天晓角·读饮水词》已经清晰宣告了自己的“纳兰迷”立场，王允皙的《采桑子·效饮水体》更被陈声聪许为“置之《侧帽集》中，骤不可辨”：

城头尚有三通鼓，雨歇梨花。月过窗纱，一剪轻寒透枕霞。 凭君莫话伤心事，春尽天涯。燕子无家，不道明朝鬓有华。

晚清民国之八闽词坛在“梦窗风”劲吹的大背景下独能“免疫”，刮起了一股声势不小的“纳兰风”，缘故甚可深思。其中，谢氏“聚红榭”一脉的心法传续当然是必须考虑进来的。

二、撩开“纳兰热”面纱的况周颐、王国维

如果说谢章铤吹响了晚近词坛“纳兰热”的号角，撩开其面纱，那么颁发桂冠，使之蔚成气候的还要推况周颐、王国维。

晚清之前并不少人关注纳兰性德，但明确给出“国初第一词手”之词史定位的还要推况周颐。他的这一段论述对纳兰心事、特质抉发綦深，也向被推为知言：“容若承平少年，乌衣公子，天分绝高。适承元明词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虫篆刻之讥……其所为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甘受和，白受采，进于沉着浑至何难矣。”拙著《近百年词史》第一编《晚清四大家》一章中以“哀艳与性灵”作为况周颐一节的标题，这样的定位很显然包括着况氏对于纳兰风之认同元素在内。由“艳”出发，鼓吹性灵，乃是蕙风词创作的基本路向，也是他有别于另外三家的主要特征。因为性灵，无论写悱恻凄美的爱情，还是写令人扼腕的时局，都呈显出真挚沉痛、情韵丰赡、不假雕琢、清圆流美的面貌，从而与纳兰殊途同归。

可先读其早期词作《青衫湿遍·五月二十四日，宣武门西广西义园视亡儿小羊墓。是日为亡姬桐娟生日》：

空山独立，年时此日，笑语深闺。极目南云凄断，近黄昏、生怕鹃啼。料玉扃、幽梦凤城西。认伶俜、三尺孤坟影，逐吟魂、绕遍棠梨。念我青衫痛泪，怜伊玉树香泥。 我亦哀蝉身世，十年恩眷，付与斜晖。况复相如病损，悲欢事、咫尺天涯。倘人天、薄福到书痴。便菱花、长对春山秀，祝兰房、小语牵衣。往事何堪记省，疏钟惨度招提。

《青衫湿遍》为纳兰性德自度曲，为悼念亡妻卢氏而作，清人如周之琦等颇有用为悼亡者。蕙风此篇承前人途径，既悼桐娟，兼悼亡儿，词情即加倍沉痛。故而“年时此日，笑语深闺”“认伶俜、三尺孤坟影”“祝兰房、小语牵衣”的往昔情、现场感和祈祷语皆直指人心，“近黄昏、生怕鹃啼”“念我青衫痛泪，怜伊玉树香泥”“往事何堪记省，疏钟惨度招提”的言情之句亦凄怆之极，真挚逾恒。其逼肖纳兰词者还有《减字浣溪沙》：“重到长安景不殊，伤心料理旧琴书。自然伤感强欢娱。 十二回阑凭欲遍，海棠浑似故人姝。海棠知我断肠无。”“块绝环连两不胜，几生修得到无情。最难消遣是今生。 蝶梦恋花兼恋叶，燕泥黏絮不黏萍。十年前事忍伶俜。”用情之深，确乎“凄艳在骨，终不可掩”。不必作字字句句的絮叨比較，词中那些不假锤炼的真挚自然与流动感不是与纳兰楮叶难辨吗？这些性灵词句显得那样轻快透亮，楚楚动人，令读者一见钟情，沉溺其间，再难去怀，不是与纳兰如出一辙吗？况蕙风之为纳兰影响史上一大家，可无疑矣！

王国维对纳兰的接受则要从《人间词》的命名说起。对于王氏以“人间”名词的起因，陈鸿祥阐发颇为详尽：

赵万里在《年谱》中最初作出解释：“盖先生词中‘人间二字数见，遂以名之。”罗氏（振玉）跋文进而补充：其时王氏研究东西方哲学，“静观人生哀乐，感慨系之，而《甲稿》中‘人间字凡十余见，故以名其词云”。据笔者统计，王国维在其1909年以前所填一百十一首词中，直用“人间”者凡三三首……他以“人间”为号，直到辛亥以后，与罗振玉书札往还，仍时见“人间”。诚然，早在《清词史》中严迪昌师已经对王氏词中“人间”意象有详尽的举例，并评说云：“言为心声，这满纸‘最是人间留不住的绝望之吟，几乎已为他最终自沉于昆明湖预为留言。”而倘若深思一层，则“人间”意象何来？难道只是常言而已？

窃以为，王氏的“人间”情怀与纳兰有直接密切之联系。众所周知，王国维对纳兰评价极高，《词话》云：“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人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托名樊志厚的《乙稿序》更把纳兰放在大词史背景下作出全面评价：

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时朱、陈，即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乙稿序》自温、韦、冯等大词人说起，盘点至南北宋，罕有许可，而于纳兰不徒大肆表彰，且明确位置于朱、陈、项、蒋之上，推为“国朝第一人”。这就在况氏基础上更进一层，将“清词”——而不是“清初词”之冠冕颁发给了纳兰。

认同赞肯如此，必深入探研，也自然深受影响。应当注意到，纳兰性德是罕见地高频次使用“人间”意象的词人，集中用“人间”者多达十七处。若“人间何处问多情”（《浣溪沙》），“料也觉、人间无味”（《贺新郎》），“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浣溪沙》），“不是人间富贵花”（《采桑子》），“钿钗何意寄人间”（《山花子》），“人间所事堪惆怅”（《鹧鸪天》），“天上人间俱怅望”（《望江南》）等，尤精彩者也。纳兰笔下，“人间”成了一个既难堪无味又难以摆脱之处境的代名词，一个最能代表其性格中悲观底色的符号。这种对于“人间”的解悟表达与王氏的悲观人生哲学有着相当程度的契合，与其“人间”情怀之间的启嬗关系历历可辨。这既是纳兰接受史的一大宗，也应该是研治静安词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值得注意的是，彭玉平《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之《王国维与龚自珍》一章中举了龚氏诗中十五处、词中十六处“人间”用例，以为“可能确实对王国维填词创作产生过倾向性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与假说，然而以一般逻辑揆之，王国维盛赞纳兰而贬抑定庵，取资纳兰的可能性显然要大得多。

那么就来看看王国维的“人间”：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蝶恋花》是五代、北宋大词人如冯延巳、欧阳修等最擅场的一个词牌，静安推崇二氏，于《蝶恋花》词牌亦三致意焉，集中用得最频，“人间”意象也最密。如：“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手把齐纨相决绝，懒祝秋风，再使人间热。”“只恐飞尘沧海满，人间精卫知何限。”“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耽离别。”“几度烛花开又落，人间须信思量错。”“自是思量渠不与，人间总被思量误。”如纳兰一样，这里的每一个“人间”都是一个令人爱恨交织、难离难驻的所在，充溢着浓得化不开的悲剧情愫。当然，《蝶恋花》之外的“人间”也很不少，也写得别有滋味：

沉沉戍鼓，萧萧厩马，起视霜华满地。猛然记得别伊时，正今夕、邮亭天气。 北征车

辙，南征归梦，知是调停无计。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两字。这首《鹊桥仙》自具体情境涉笔人虚，“无计”二字以上皆实写，且未见高明，而“人间”二句陡然振起，将日常离情升华到哲思高度。虽哲思而有情，既“可信”也“可爱”，实属警策之句。思路相类而更为人传诵者为《鹧鸪天》：

阁道风飘五丈旗，层楼突兀与云齐。空余明月连钱列，不照红葩倒井披。 频摸索，且

攀跻，千门万户是耶非？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陈鸿祥《年谱》推测本篇作于王氏二十二至二十六岁寓沪期间，据“层楼突兀”“千门万户”等语，大抵可信。词前半极写大都市光怪陆离景象，也即闹热“人间”之缩影，千门万户，出入迷离，是非混沌，于是有“人间总是堪疑处”之感叹，并透过一层——“唯有兹疑不可疑”而反向强调之。王氏哲理之词，此为第一名作。

“人间”构成了静安词言说的第一核心语汇，自然也构成了其思想的最重要落脚点。我们看到了王氏笔下“人间”的悲苦、庸凡、逼仄、无常，也应体会到这份“人間”情怀塑造了王国维的独特艺术风神，成为观照其词心的最关键人口。对其与纳兰词的关系当然应予更多深入探视。

三、“剧怜饮水不同时”：杨圻与黄侃

一种文学风会的运移诚然需要“大有力者”的鼓吹摇荡，但也不应阙失其他同道者的把臂入林、埙篪相应。与王国维年辈相若的杨圻（字云史，1875—1941）与稍晚的朴学大师黄侃（字季刚，1886—1935）亦是“纳兰风”的前锋虎将。

杨圻诗“为唐音于宋派泛滥之日，可谓豪杰之士……才华艳发”“堂庑最大”，而词名亦不甚弱。1924年，康有为以老师身份为其《词钞》撰序，以为其“生世于京师华腴之地，游宦乎南溟诡异之俗，遭遘国难，朝市变迁……盖与李中后主之身世亦近焉”，又称其词“情深而文……声逸而哀，回肠荡气，感人顽艳，清词丽句，自成馨逸”，此数语施之纳兰，亦大体相宜，可见其心香脉承。

杨圻词最值得关注者乃“情深而文”的悼亡之作。云史年十八娶李鸿章孙女国香为妻。国香亦擅文翰，有《饮露词》附云史集而传。光绪二十六年（1900），国香病逝。云史对景思人，当年即有十二首词悼亡，极哀感之甚。其后迎娶徐檀字霞客者，夫妇相得之余，亦对国香迄未去怀，时见追思。今词集中可较明确踪迹为悼亡者不下三十首，纯从数量论已经不少，而销魂之致亦足称纳兰容若后一人。如悼亡之首篇、国香殁后三十六日所作《眼儿媚》：

日暖风和百草生，何处不伤情。前朝上巳，昨宵寒食，今日清明。 断肠往事何堪说，回首百无凭。斜阳无影，落花无力，飞絮无声。

词尽是眼前语，未假雕琢。上片“前朝”“昨宵”“今日”字样已经在时序的推移间呈现出度日如年的心境，下片连缀四个“无”字更是营造出灰寂空荡的心灵世界，极为沉痛。《醉太平》一首被称为“天然绝唱，一字易不得”，凄凉感更深：

欢成恨成，钟情薄情。算来都是飘零，真不分不明。 酒醒梦醒，风声雨声。一更听到

三更，又四更五更。

“天然”自不是有意寻求的，那是因为内心澎湃的哀痛令人不肯也无暇雕琢语句。“一更听到三更，又四更五更”，这样真挚的句子是全从胸臆流出的，即便与后主、纳兰相比也绝无不及。天然真挚还体现在对诸多夫妻间特定场景的回忆，正是那些细节的碎片将悼念对象凝定成不可移易的“这一个”。如《浣溪沙》：“就卧胸前消怒意，强拉手背拭啼痕。分明记得那黄昏。”《临江仙》：“记得前年秋后别，今年又是秋残。别时容易见时难。如今思想，还是别时难。”《画堂春》：“算来一语最心惊，今生同死同生。八年说了万千声，一一应承。 一一都成辜负，教依若可为情。人间天上未分明，幽恨难平。”记得，记得，记得……凭借几乎无休止的回忆，词人把往事打磨成了无数晶莹的珍珠，也把那颗“哀恸追怀、无尽依恋的心活泼泼地吐露到了纸上”。

如此“深情绝世，哀曲感人”的词居然还没有为杨云史的悼亡作画上句号。至1925年，徐檀病逝，今传《云史悼亡五种》中留下了二十五首追思徐夫人的词作。五十之年，再赋悼亡，那种身世沧桑感比之青年时代当然要浓郁得多了。《浣溪沙》组词小序可谓这种复杂苍凉心境的写照：“小园牡丹有白绿绛紫四种，皆移自洛阳，为霞客夫人所手植。今春还家，值谷雨花盛，方欲为种花人作十日哭，又以避祸仓皇徙海上，对花惜别，肠寸寸断矣。”其第二、第四首云：

玄鬓红妆两惘然，重来门巷草芊绵。词人老去若为怜。 亭北繁华亡国恨，江南时节送春天。独无人处怨流年。

万紫千红深闭门，谁家弦管赏良辰。自怜迟暮最伤神。 入骨相思回首事，销魂天气断肠人。一生哀乐不禁春。

词人老去，自伤迟暮，再加身际乱世，仓皇避祸，短短的小词中真是包含了太多一言难尽的过往与现实，难怪云史在随后所作的一组十四首《浣溪沙》小序中喟然长叹：“烟花日暮，伤如之何，宇宙间一恨薮耳。”这一组词自昔年“就婚扬州”的“良辰美眷扫花游”（其一）写起，到“花里双飞二十年”（其十四），无限事斑斑点点，确乎令人读之黯然。第十首云：“草满湘江去踏青，采茶烧笋过清明。前年踪迹已前生。

为吊红颜同溅泪，今番清泪为君倾。可怜黄土太无情。”黄土无情，而这位多情词人是足以在悼亡词史乃至大词史上踩下属于自己的独特印痕的。

黄侃身为朴学大师，词名为朴学所掩。其实，黄侃在北大期间也曾短期讲授“词学”课，并指导俞平伯学习《清真词》，但一时兴起，知者不多而已。更重要的是，他才情艳发，为一时之选，而又特丰于情，与词体的芬芳悱恻特质原本就有着天然的契合。其填词用力甚勤，并以华艳婉约一路擅场，本无足怪。

黄侃词先后有四集，最值得重视者首推主题集中、特色鲜明的《纗华词》。“纗华”者，典出张衡《思玄赋》“纗幽兰之秋华”，其长子又名“念华”，隐约之间，足见此情。但黄侃讳莫如深，后人亦无从侦知。不能考辨本事，则只好就词论词。先看黄侃《自记》：“华年易去，密誓虚存。深恨遥情，于焉寄托。茧牵丝而自缚，烛有泪而难灰。聊为怊怅之词，但以缠绵为主。作无益之事，自遣劳生;续已断之缘，犹期来世。”寥寥数语，已决定了此集哀感悱恻、情恨交缠的格调。艺术手法则白描为主，纯以神行，未假涂泽。如《醉太平》：

无情有情，亲卿怨卿。楼头对数飘零，有箫声笛声。 灯青鬓青，愁醒梦醒。深宵醉倚云屏，听长更短更。

“无情”“有情”、“亲卿”“怨卿”等六对词语两两映照，流转词笔，反衬出内心无法可解的纠葛与痴诚。“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张先《千秋岁》），此之谓也。后人誉为“巧夺天工，一字不可易”，不算是很过分的评价。《纗华词》中类此者不少，《清平乐》的感人魅力就不在《醉太平》之下，上片连用三个“难”字尤其夺目，有意犯复，恰是彼时心境的自然吐露：

愁根难断，旧好难重见。更有斜阳难系转，费尽几多虚愿。 不因别有痴情，那能缥渺空灵。觅得一宵幽梦，居然历到他生。

至于《浣溪沙》：“一任花风飏鬓丝，禅心定处自家知。床頭金字未须持。 万一尘缘终不断，他生休昧此生时。华鬘忉利也情痴。”则应作于情厦倾覆、大势已去之后，所谓“禅心定处”只是极端无奈下的自我慰藉罢了。“华鬘忉利也情痴”、“侬比啼鹃一倍痴”（《采桑子》），这样的挚着缠绵又不能不令人联想起那位多情的纳兰公子，故况周颐在题《纗华词》的《浣溪沙》中有“剧怜饮水不同时”之语，对其“词痴”之笔给予高度评价。但李一氓不同意况氏的比附，说“恐未必然”，“词格则并不高”，“详细比较的话，和他同时代词人中，比他有成就的就不少”。

其实，黄侃时值青春年少，恋情受挫，学纳兰——连同纳兰的榜样晏几道、李煜等几乎是必然的。这是清民之际词坛很普遍的现象。若《临江仙·秋柳》“西风偏有意，吹恨上眉边”，《木兰花令》“可怜圆缺似郎心，愿得清光常皎洁”，《鹧鸪天》“为爱斜阳独上楼，新来人意冷于秋”“魂渺渺，恨茫茫，羁怀归梦两凄凉”等句因袭纳兰或小晏的痕迹也很明显。《念奴娇》“密怨潜离俱不误，误在当初一笑”等句颇新异，大旨则与纳兰“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名句相通。李一氓或有见于此，才指摘其“词格”。不过还应看到，在很多逼肖纳兰的篇什之外，黄侃的自家面目与心事还是相当清晰的，他并不是死于纳兰牖下的一个平庸模仿者。如以下这两首《浣溪沙》：

长剑飘零绿鬓凋，只怜幽恨未全销。清狂那觉是无聊。 已自萧条成独往，何妨相对共萧条。烦伊低唱我吹箫。

幻出优昙顷刻花，断茎零叶委泥沙。多情枉是损年华。 已分缠绵成结习，好将憔悴作生涯。人间唯是我怜他。

“已自萧条成独往，何妨相对共萧条”的笔法固然为纳兰所无，“人间唯是我怜他”的深情语直指人心，也绝可分席，毫无惭色。一个“情”字，能写到“人间唯是我怜他”的地步，真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了。这样的“词格”较之晏小山、纳兰又哪里逊色呢？如果说“和他同时代的词人中，比他有成就的就不少”是事实，那我们也只能说二十世纪词坛太光焰照人、顾盼生姿了！

四、女性词界的影响史检视：以赵我佩、汤国梨、沈祖棻为例

纳兰词对女性词界投射的影响能量是相当惊人的，其身后三百余年的女性写作大抵难以避开纳兰的身影，呈现出整体性的（而不是散点式的）“共情效应”。这在一贯“自师其心而少师人、自铸其辞而少袭人”的女性创作中相当罕见。总其因由，约有三端：第一，女性哀怨伊郁的原生情感与纳兰词“古之伤心人”的感伤基调发生同频共振;第二，纳兰浅语深衷的抒情取径与真纯清雅的美学风貌，恰可为以单纯明慧为特征的女性创作所摹效，进而成为她们的“可靠的心灵和美感的养料”;第三，纳兰的痴情公子形象固然是他赢取广泛异性受众的重要筹码，但更为本质的是，施加在女性头上的“才命相妨”的谳语正与纳兰高才薄命的人生构成了镜像般的互文。是故，纳兰性德在狭窄幽暗的女性文学世界中，难能可贵地“浮出地表”，成为显性的榜样词人。

生活于道咸年间的赵我佩是女性词界的第一个强烈呼应者，程秉钊《序》称其“体至孱弱，工愁善病，然饮酒至豪，言论磊落，有不可一世之概，人恒怪之，殆非凡女子”，诸多特质与纳兰近似，其《碧桃仙馆词》亦甚多饮水风味。纳兰《金菊对芙蓉·上元》，看词题似为一般节令词，但从“狂游似梦，而今空记，密约烧灯”等句看来，又杂有触景生情、忆念挚友的成分。下片云：“楚天一带惊烽火，問今宵、可照江城。”所念者当是康熙十八年秋赴任江华县之“异姓昆弟”张见阳。此番用心几乎全为我佩吸纳，乃用同调词写秋感寄其外妹汪蘅。其下片“旧事追忆无凭。叹尘劳鹿鹿，水逝云行。任楼开弹指，幻想空惊。故园寂寞休回首，怅衔泥、燕垒难成。今宵残月，照人千里，两地离情”云云，正逼肖纳兰口角。至于《太常引》“销魂人在画罗屏，着耳乍冬丁。已是不堪听，那更杂、蛩声雁声。 无边风雨，无聊情绪，触处乱愁生。拚却梦难成，任谯鼓、三更四更”，已近乎纳兰同调词的重写，试比较纳兰原词，当不难按知：

晚来风起撼花铃，人在碧山亭。愁里不堪听，那更杂、泉声雨声。 无凭踪迹，无聊心绪，谁说与多情。梦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梦醒。

虽不如纳兰的“缠绵往复”“情景兼到”，其奋翼追摹的痕迹还是很鲜明的。

赵我佩之后颇具纳兰风者是傲然自称“非倚傍老先生”的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所谓“非倚傍老先生”，盖因太炎尝笑词人为词，颠倒往还不出二三百字，故视其体为卑。国梨则毫不客气地反驳道：“二三百字颠倒往还，而无不达之情，岂非即其圣处？”太炎竟无以难。如此简短的论词之语既表达出国梨对词体的珍视，更以“无不达之情”五字揭示出自己重情致、不泥古的趋向，从而可与纳兰的观念、实践相通。

“眼前语”的确是《影观词》最为突出的特色，无论身世跌宕、家国悲欢，或者郁积已久、一时兴感，国梨大抵都快人快语，不作扭捏之态。如这两首《采桑子》：

闲将浊酒消长夜，说是疏慵，未是疏慵，醉里题诗墨未浓。 衾寒如铁惊残梦，心也朦胧，眼也朦胧，一穗青灯冷不红。

自怜身似孤明烛，心恁煎熬，泪落如潮，雨打风欺暗里销。 画堂记得双辉夜，眉样新描，花影光摇，未信人间有寂寥。

不必说“一穗青灯冷不红”与纳兰“冷逼毡帷火不红”“一穗灯花似梦中”（《采桑子·严宵拥絮频惊起》）等意象句法的逼似，更深层乃在于清畅流转而不乏层叠顿挫的语感、境界的整体性趋近。至于《临江仙·时上海已沦陷》《鹧鸪天·见梅花得句》则神似纳兰之余更凸显出自己特定时空的面影。真正善学古人者从来都是透皮汲髓、得其神理的：

雨亦无妨睛亦好，耐人连日轻阴。杏花时节薄寒深。一杯玫瑰酒，消得几侵寻。 乱后江山俱失色，更从何处登临。春江流水咽潮音。支离双泪眼，憔悴一生心。

不解参禅不学仙，闲门长闭似林泉。浮生非雾非烟里，却为梅花一展颜。 花正好，月仍圆，月圆花好似当年。与谁更话当年事，话到当年亦惘然。

行辈再晚汤国梨一代的沈祖棻被公认为女性词史最亮丽的星辰之一，至有“三百年来林下作，秋波临去尚销魂”之誉。祖棻“广挹南唐两宋之英华”，而平生心仪，最在小晏，曾有“一生低首小山词，惆怅不同时”“情愿给晏叔原当丫头”之自白，这恰与纳兰的审美理想相合。她的相当一部分创作远绍小晏、近宗纳兰是很可清晰辨认的事实。仅举一例即可梳清上述判断。纳兰《望江南》云：“昏鸦尽，小立恨因谁？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其煞拍之“心字”乃指盘作心字之香，即蒋捷名作《一剪梅·舟过吴江》中之“心字香”。本篇在纳兰词中难厕上品，然煞拍“心字已成灰”五字极沉痛，亦特为祖棻所喜，其《涉江词》用此意象者不少于八次，若“心篆已灰犹有字”（《浣溪沙》）、“心字空残宝篆灰”（《鹧鸪天》）、“篆灰寒透旧心字”（《齐天乐》）、“灰尽香炉心字”（《薄幸》）、“寒灰心字总难温”（《鹧鸪天》）、“依心似篆冷于灰”（《浣溪沙》）、“心字灰难灭”（《菩萨蛮》）、“心字暂留灰上印”（《浣溪沙》），皆是也。

一个意象的使用当然还不能说明太多问题，如果益以“记取团（囗+栾）天上月，常似连环，莫便翻成块”（《蝶恋花》）、“连环珍重休成块，心篆分明久化灰”（《鹧鸪天》）对纳兰“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块”名句的翻用，“归梦趁寒潮，转怜京国遥”（《菩萨蛮》）对纳兰“旧事逐寒潮，啼鹃恨未消”（《菩萨蛮》）的借拟，“风雨吟魂摇落处，挑灯起读离骚……旧愁流不尽，门外去来潮”（《临江仙》）对纳兰“读离骚，洗尽秋江日夜潮”（《忆王孙》）的延伸，那就能看到纳兰在《涉江词》中烙下的更清晰的印痕。

正如所有处在“影响的焦虑”中的作者一样，对小晏、纳兰的学习，最终目的不是陷溺其中，而是为了“走出”他们。作为深知祖棻底蕴的恩师，汪东就以敏锐的眼光在《涉江词乙稿》之《点绛唇·近水明窗》处有如此批语：“自此以下，词境又一变矣。大抵如幽兰翠筱，洗净铅华，弥淡弥雅，几于无下圈点处，境界高绝。”这里所说的“词境一变”其实乃是“环境一变”直至“心境一变”，也就是时世人心调整的必然结果。祖菜饱经离乱，与纳兰的身际承平相比，她的“忧世”感就要浓郁强烈得多。比如写于抗战流离中的{文几。首：

碧槛琼廊月影中，一杯香雪冻柠檬。新歌争播电流空。 风扇凉翻鬟浪绿，霓灯光闪酒波红。当时真悔太匆匆。（《浣溪沙》）

地衣乍卷初涂蜡，宛转开歌匣。朱娇粉腻晚妆妍，依旧新声爵士似当年。 回鸾对凤相偎抱，恰爱凉秋好。玉楼香暖舞衫单，谁念玉关霜冷铁衣寒。（《虞美人·成都秋词》之二）

电炬流辉望里赊，升平同庆按红牙。长衢冠带走钿车。 一代庙堂新制作，六朝烟水旧豪华。干霄野哭动千家。（《浣溪沙》）

字里行间，仍有一种纳兰式的“绵丽”，内在的骨骼则已转向“清刚”。敌机肆虐，一夕数惊，病痛缠身，夫妇仳离，如此离乱世界，个人的苦难感受势必放大到江山故国层面，声调必然调整到悲亢劲直的频率，“南唐两宋之英华”也将渐被“咖啡”“播音”“霓虹”“柠檬”“银幕”“爵士”等现实意象所“侵入”。并不是说掺人了几个新名词就一定多么杰出，祖蕖也大有不借新名词而擅场的佳篇，问题在于，新名词的“拿来主义”本质上表达了对于现实世界以及词体与其关系的立场：沈祖棻正在从“南唐两宋之英华”（也包括纳兰）中蝉蜕出来，更有力、明确地书写着自己的生命体验。

五、纳兰词史坐标之重估

“至今琼醑思公子，都唱当年侧帽词”，纳兰影响史远不止我们有限篇幅中的这些粗略盘点。比如，近百年最杰出的词人之一陈小翠即有《浣溪沙·拟饮水》二首，由其父陈栩、其兄陈定山等构成的“栩园词群”雅尚性灵，乃是蹈扬“纳兰风”的一支劲旅。又如，岭南词人潘飞声（1858—1934）、陈襄陵（1913—1989）也是纳兰的痴迷者，陈襄陵甚至集纳兰词成绝句三十六首，可见倾慕之忱。即便进入网络时代，诸多名家词手亦一如既往地“生怜诵遍纳兰词”，吟写不辍。魏新河（网名秋扇）笔下的《浣溪纱·新月》与《定风波·依秋体十日词之一》就随心而动，一片性灵，足令纳兰避席：

初一潜形初二痕，初三初四小眉新。可怜初五半樱唇。 甚底无情多照你，都应有意不看人。这番销尽剩余魂。

第一风华属谢娘，小词一卷误萧郎。心比玲珑千佛洞，能种，菩提树与紫丁香。 忧思沉沉沉似汞，多重，这回压断旧疏狂。剩有今生辛苦果，和我，和风和雨品凄凉。

再看徐晋如（网名胡马）的几首词：

长汀短汀，江声雨声。夜阑一舸昏灯，正山程水程。 怜卿怨卿，多情薄情。真真画上银屏，又愁醒酒醒。（《醉太平》）

博我当初不自持，深涡浅晕映金卮。那夜惊鸿来复去，种相思。 南国秋宵听蟪唱，凤城回首恨依依。记得梨花清静月，照云归。（《山花子》）

春愁如海说应难，憔悴不相关。去年社燕，今年杜宇，都上眉间。 可堪后夜倚雕阑，筝柱已慵弹。彩云易散，歌云将尽，只是轻寒。（《眼儿媚》）

不必说“生怜诵遍纳兰词”，就是“愁醒酒醒”“博我当初不自持”“红桑照海梦醒时”“彩云易散，歌云将尽”等句，其中分明透现出了泡影露电的禅意与幽约怨慕的情怀，结晶成为一种超越性的爱之体验，其底里无疑也是最接近纳兰的。女词人孟依依的《金缕曲·五月五日》之深情叙说也不少纳兰同调名作“此恨何时已”的脱化痕迹：

此日终无悔。者三年、消磨不尽，心头滋味。时向空中虚应诺，唤我声声在耳。忽自笑、真如天使。一堕凡尘千丝网，纵天堂、有路归无计。甘为汝，折双翅。 聪明反被多情累。奈无情、人间风雨，别离容易。百结愁肠如能解，不过相忘而已。海天隔、莫知生死。重访桃花题门去，便有缘、亦在他生里。今生事，止于此。

限于篇幅，此处只能略举其例。事实上，随着纳兰多年以来的持续“走红”，网络词坛对他的多维度汲取已经成为颇具普遍性的现象。那么就可以看出：纳兰不只是清朝的纳兰、古典的纳兰，也是当下的纳兰、我们的纳兰。已经到了网络时代，在清代词人普遍面目模糊的态势下，只有纳兰的形象越来越强烈舒朗地矗立在词坛接受的前沿，我们不应该由此获得更邃深的“诗学沉思”吗？

基于上述检视成果，我们有必要重申影响维度在接受史研究中的首要位置，且拿出识力与勇气提供如下判断：纳兰身后，词史走过了三百余年进程。在此三百余年中，我们可以毫无猶疑地说——对后人创作产生了最大影响的词人只能是纳兰，没有第二个选项！那么，纳兰就完全可以被认定为清代最伟大的词人之一，并进而成为千年词史的主坐标之一。

此结论需补释如下几点。第一，钱仲联尝主持编订《清八大名家词集》，纳兰早厕身其列，如果准“清季四大词人”“民国四大词人”之惯例逆推，欲铲删其半，划定“清代四大词人”的话，其中的厉鹗、龚自珍、项廷纪、文廷式四位或成就较弱，或声名未扬，应被划入“第二梯队”。“第一梯队”中，陈维崧风发蹈厉，以阳羡宗师接掌辛派大纛，为稼轩后最出色的豪放大家，然而由于时世人心诸因素的合力，铁板铜琶式的阳羡风格在他逝后不久便告消歇，笼盖词坛不过数十年而已;朱祖谋挟王鹏运之指引，力振梦窗宗风，吹拂近百年词坛，直至近今;朱彝尊之浙西词派登坛树帜虽晚于陈迦陵，但应合康熙文治大业，复经厉鹗、郭麐之发扬整合，其后一百五十年间，言词者大抵奉为圭臬，至常州词派大兴，其消息也即渐告衰歇。以上三大家各擅其场，然从影响时间长度而言，皆无法匹敌纳兰。在接受史三维度中，纳兰影响史一项得分遥遥领先于一陈二朱，故可与其并称“清代四大词人”而无愧色。

第二，词史流程千年，纳兰沾溉十分之三，尤值得辨析的是，近三百年仍是词史运行的辉煌期，至少称得起“白银时代”。首先，清词素有“中兴”之誉，其“佳者，虽宋人未必能及”。钱仲联《全清词序》从五点阐发“清词之缵宋之绪而后来居上者”：其一，爱国高唱与真善美之内涵，“拓境至宏，不拘于墟”;其二，词人多学人，故“根茂实遂，膏沃光晔”;其三，流派众多;其四，“词论为之启迪”，“词体益尊，词坛益崇”;其五，词人之数倍宋词之十。所以“词至于清，生机犹盛，发展未穷，光芒犹足以烛霄，而非如持一代有一代文学论者断言宋词之莫能继也，此世论所以有清词号称中兴之誉也。何止中兴，且又胜之矣”！其次，自清室告终至今的百余年，我们尽管一直在宣告新文学的完胜，为古典诗词下发“死亡通知”，然而，诗词创作成就总体依然上追宋、清两座高峰，奏出恢弘烂漫的乐章。笔者多年致力近百年诗词研究，在《二十世纪诗词史论》《晚清民国词史稿》《近百年词史》等论著中反复强调这一判断，并自信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近百年诗词发展史的进程中，纳兰辐射出的巨大影响能量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其运行方向，因而足可称为千年词史的主坐标之一。

第三，清词经典化是近年热度很高的话题，张宏生、沙先一、曹明升等对此已有很精警的讨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经典化诸要素中，影响史的检视应该提到第一优先位置。只有“通过艺术典范影响史的考察，深入认识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和对文学变革的推动作用”，才能更加完满而准确地建构经典化链条，确认文学史坐标。从此意义上说，本文也仅是一个样板而已。事实上，不仅纳兰需要这样的检视，朱彝尊、陈维崧、朱祖谋，乃至厉鹗、项廷纪、龚自珍、文廷式、蒋春霖等也同样需要。每一次有效的检视都有助于清词经典化的发展，也将使我们的文学史坐标系构筑得更加繁复精准，血脉丰盈。

[责任编辑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