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翠萍，李奕华

(池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池州 247000)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外宣翻译研究热逐渐形成。本文运用CiteSpace工具，对2001—2019年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外宣翻译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主要探讨：(1)外宣翻译目前研究现状；(2)主要研究者与研究机构有哪些；(3)新世纪以来，我国国内外宣翻译研究热门话题和核心领域及其发展动态与研究前沿。

一、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本研究以“外宣翻译”为“主题”在CNKI期刊数据库进行高级检索，时间范围设定为2001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共检索到有效研究文献1 107篇。

(二)研究方法与思路

基于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视角，利用CNKI的计量分析工具，统计新世纪以来“外宣翻译”主题下的期刊论文发文量，并利用Excel 表格将其绘制成折线图，得到图1；根据对施引文献被引频次的排序，统计该领域主要研究机构，以探究近些年来国内主要有哪些学者或机构在致力于外宣翻译研究，得到图2和表1；借助Citespace软件，基于2001—2019年CNKI数据库收录的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分析，以探究外宣翻译的焦点，得到图3；绘制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知识图谱并加以分析，以揭示外宣翻译研究不同时间节点内的研究热点，得到图4；进行关键词突变检测，绘制图5，旨在探测外宣翻译研究热点的变化。

图3 关键词共现网络的聚类视图

二、数据结果分析

(一)年度发文量

一定时间节点内的发文量变化，从“量”的角度侧面显示出该领域的发展状况(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2001年以来，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发文量呈上升趋势，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起始阶段(2001—2006)：此阶段总的发文量只有8篇，每年的发文量是0～3篇，年均发文量1.5篇；(2)发展阶段(2007—2013)：此阶段年度发文量大幅增加，由2007年的10篇递增到2013年的80篇，年度平均发文量达45篇，几乎是起始阶段的30倍；(3)繁荣阶段(2014—2019)：此阶段年度发文量迅猛增长，年均发文量为143篇。(2019年的论文统计截至当年7月，合计95篇。)

图1 2001—2009年国内外宣文献分布折线图

(二)主要研究者和研究机构

CiteSpace绘制的作者合作知识图谱中，节点大小反映出研究者或研究机构的发文量，连线的粗细反映合作关系的强度。[1](P85)字体越大，表明该研究者或研究机构发文越多；连线越粗，反映合作关系越紧密，见图2和表1。

图2 作者和机构合作网络

表1 主要研究者和发文机构(按发文量排序)

在图2中，节点之间有一定的连线，但从整体分布来看，连线不够密集，表明研究者或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够密切。结合表1可以得知：外宣翻译研究发文最多的是张健、宋平锋，其次是孙玉祥、张伟、李晶等人。张健早在上个世纪就开始了外宣翻译研究，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中国外语》《福建外语》《东方翻译》等核心期刊上均发表有论文，大多是外宣翻译实践研究，如探讨英语新闻标题或传媒新词翻译、“受众意识”等议题；宋平锋借助于修辞学理论，对危机公关话语、中国时事热词等各种外宣体裁进行分析解读。发文量最多的研究机构主要是国内一些知名大学的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位居第一，发文量为11篇，主要是以张健、鲍晓英、孙雪瑛、冯庆华、胡兴文等人为代表，他们大多借助译介学、目的论、叙事学及现代修辞学等翻译理论，开展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企业外宣翻译及其他题材的外宣翻译实践研究。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以发文量9篇位居第二，主要研究者有孙玉祥、徐勤、王芳等人，研究话题是以语用学的视角谈论外宣翻译为主。

(三)关键词及名词术语分析

图3中聚类的Q值为0.7941，S值为0.5513。Q的取值区间通常为[0，1)，Q>0.3 时，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显然本聚类是显著的；当S值大于0.5时，聚类效果合理且具有高信度，显然本聚类是合理的。

图3中共有11个关键词聚类，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外宣翻译的理论层面研究(包括#1成因、#2目的论、#4跨文化、#6跨文化视角、#7传播学、#11特征)。黄友义、张健分别从理论层面指出外宣翻译应坚持的原则，如“三贴近”原则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2-3]还有一些研究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外宣翻译展开研究，如孙雪瑛、冯庆华。[4]范勇、宋引秀等分别从目的论、异化以及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视角出发，探讨了企业外宣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中国文化特色词汇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外宣翻译研究。[5-6]外宣翻译理论层面包括各种体裁的选择，可以对企业外宣资料、新闻语篇、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本进行研究。

第二类：外宣翻译的实践探索(包括#0外宣、#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5旅游外宣翻译、#8茶文化、#9翻译、#10软实力)。从图3和图4中不难看出，“外宣”为最热的关键词。譬如，张健、陈小慰分别探讨了外宣翻译的“变通”策略以及如何真正做到“文化自觉”；[7-8]李欣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探讨了对外宣翻译材料进行“译前处理”的原则和方法；[9]赵玉宏以“中国梦”的英译为例，探讨我国特色词汇的外宣翻译策略，[10]等等。由此可见，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于中国特色文化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对外翻译的宣传工作也越来越重视。

图4 关键词共现网络时间线图

图4是关键词共现网络时间线图，图左侧横线表示该聚类中关键词的时间分布，实线表示该聚类的研究仍在继续，虚线则表示该聚类的研究尚未开始或已经停滞。[11]以聚类#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例，针对此方面的研究始于2010年且持续至今。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此期间，他一再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想要了解中国和认识中国。因此，向外国受众传播真实的中国声音，让外国友人聆听到真实的中国声音，是每一位翻译工作者，尤其是外宣翻译工作者的一项使命和面临的重大挑战。

(四)引用突变及研究热点的分析

一组突现的动态概念和潜在的研究问题可代表某一领域的研究前沿。[12]本文利用突变词(burst term)探测，绘制了图5。黑色加重线条代表该关键词突变所发生的时间区间； Begin和End代表突变发生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Strength 代表该关键词突变的强度，强度越高表示关键词在该研究领域相应的时间区间内影响越大。由图5可知，代表该时段的研究前沿的关键术语有：对外宣传、问题、文化传播、英译和茶文化等。

图5 关键词突变图

如图5所示，外宣翻译的研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4—2014年，关键词“对外宣传”(6.274)、“问题”(4.7958)、“意识形态”(3.438)等几个词的突变值最高，表明此阶段国内众多学者关注的是理论层面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在2015—2019年，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关键词有“英译”(6.6489)、“茶文化”(3.5227)等，其中关键词“英译”的突变值最高。这是因为继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又提出“提升文化自信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提议。“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首要任务是做好对外宣传。但是目前在对外宣传过程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一些国家或外国友人由于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对中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解。文化传播是让外国受众快速了解中国的一条捷径，因而要做一名合格称职的文化传播使者，呈交一份完美的英译文本任重而道远。

三、结语

本文运用CiteSpace工具，对2001—2019年中国知网中收录的外宣翻译研究文献，分别从年度发文量、主要研究者及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聚类和突变术语四个维度进行分析，旨在客观地揭示外宣翻译的研究态势。

第一，外宣翻译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重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引起外宣翻译工作者的重视。因此，对外宣翻译的研究响应了国家的号召，顺应了时代发展需求，未来的外宣翻译研究必将朝着更宽、更广、更深入的方向推进。第二，研究单位及个人合作关系不密切，关联性不强。学者们大都独自奋斗，各抒己见，缺乏统一的研究项目与团队合作。第三，关键术语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目前外宣翻译研究主要关注“外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旅游外宣翻译”以及“茶文化”等议题。第四，目前外宣翻译的研究热点集中在文化传播与茶文化领域。

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随着外宣翻译工作的日益推进，需要越来越多高水平的外宣翻译工作者投入其中；(2)加强研究者及研究机构之间的沟通合作，树立强大的团队意识；(3)外宣翻译研究的实践层面亟需进一步拓展；(4)应拓展外宣翻译的研究热点，使之更加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