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松小说的形式，取决于作者以何种方式处理并呈现人物间的关系以及他们跟所处环境的关系，更具体些说，取决于作者如何通过有效地编排他们的视界、行为、言语、心思出现的次序和比重，来映射人物的存在状态跟那些关系的呈现与演变。当然这样说也只是指向小说的最基本层面，而不是所有一切，更为重要的，还有作者如何为小说设置好那最为核心的驱动程序。

在三三的小说《圆周定律》里，那核心驱动程序无疑就是主人公“我”跟任天时的通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通信的存在，才使得那些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有了某种存在的价值。当“我”跟任天时的通信出现时，对于沉浸在此前的那些平淡的生活与工作琐事的读者来说，会有种长出一口气的感觉，所有的铺垫都是为此而准备的。如果说这篇小说是成立的，那么显然主要得益于这些通信的出现，从文本整体结构上说，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得叙事者“我”的那个平淡乏味的日常世界有了一个足以与之相对应的非常世界，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也因此而真正成为了一个临界点。

无论“我”是出于好奇心，还是基于对现实境遇的厌倦，开始跟那个执拗至极的民科狂人任天时通信，其实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对现实的逆反心理导致的行动。同样的心理机制，塞林格在《九故事》里的那篇《德·杜米埃-史密斯的忧伤年华》中也用过，主人公“我”给修女艾尔玛嬤嬷写了过于热情的信。如果说“我”给艾尔玛嬷嬷写信导致的后果是“我”那暧昧的青春梦的破灭，那么在三三的《圆周定律》里，“我”跟任天时通信的后果则几乎是同样的，只是，跟塞林格笔下所营造的浓郁伤感的破灭气氛不同，在三三的这篇小说里，最后的结果所产生的破灭感，则是充满了近乎荒诞的闹剧意味——“我”对充满激情的人的羡慕所引发的这场通信，以任天时那虚荣心爆棚式的把所有通信曝光（还做了无耻的修改）告终，还有比这样的破灭更残酷的么？这是一种羞辱式的破灭，而且，还有那种很容易让旁观者觉得“我”是自取其辱的效果。

互联网时代的病征之一，就是各种充满功利企图甚至无端伤害他者的暴露癖。这种病征的泛滥，让很多对他者还多少葆有一点天真期待的人成了受害者。对于三三笔下的“我”来说，这种伤害是近乎颠覆式的，是极具杀伤力的，其后果不只是让“我”陷入非常尴尬而又无以言表的境地，更是对他者世界的某种幻灭。这个事件当然是极其偶然的个例，甚至就是个意外中的意外，但是它的荒诞性、讽刺意味则足以让原本就对他者不抱什么幻想的“我”彻底坠入了虚无，如果这个时候再想起男友那句“大部人都不坏，只是愚蠢，而且意志薄弱”，大概就难免会有五内俱焚之感了。

现实的复杂，人心的不古，使得人的天真和愚蠢之间仿佛有了天然的关系。但谁又能说这确实就是天真的错呢？在这样一个不断破裂瓦解的世界里，内心仍葆有某种天真的人或许才真是濒危的珍稀物种。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仍旧多少保留着对这世界的敏感度，还能对那些微不足道的事物保持着最基本的感知能力，就像寂静夜晚深处那些被黑暗淹没的草木散发出的青涩香气，使得漫无边际的暗夜仿佛又有了某种淡淡的生机。

在为这样的感觉而感叹之余，却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与通信部分相对照，这篇小说的其他部分的问题也显露无遗。三三在处理“我”跟男友、同事们的关系时，其实始终都存在着“音准”的问题。无论是写“我”对他们的观察，还是写“我”跟他们的对话，时常都有种隔了一层没有到位的感觉。这跟作者对“我”的精神状态把握得不够准确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把“我”处理为冷淡、自我而又克制的人格时，对于“我”的内在复杂性和隐秘的异常性展现得远远不够。这并不是说要去写我的心理活动，而是说完全可以通过“我”的视界来实现微妙的映射。实际上作者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关于这一点，只要引一段小说里的文字即可以知道了：

大楼立在苏州河畔，青灰斑渍使外墙显得不均匀，仿佛那些抱有破坏意图的微生物本身也有所偏心。有时我一个人来，并不急着上楼，就去河边站着。这一段苏州河行船很少，我从未见过，只有风从空荡荡的桥洞里捋来。

这样的文字里所包含的微妙意味，其实远比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不时来上几句貌似不错的比喻或是带有警句意味的“点睛之笔”有效得多。在对“我”身处的日常世界的描述中，气氛的营造不是说没有，而是说没能达到应有的效果，而经常阻碍甚至破坏这种效果出现的，其实就是那些看上去明显有些刻意的比喻和警句之类的东西，它们就像杂音或者破音一样，以自身的“出彩”牺牲了小说整体所需要的那种气氛和效果。包括在人物对话的处理上，作者大都没能捕捉到那些更耐人寻味的东西，导致在读那些对话的时候，会让人既感觉到了它们试图抵达的地方，又不得不为它们始终未能企及目的而遗憾。归根到底，在于作者笔下的那些对话功能性过多而不确定性过少，具体来说，就是作者让那些对话承载的叙事功能过多地压掉了与个人深层状态密切相关的那些表面上看没那么重要的东西的空间，结果就是文本层次感与弹性的丧失。

在作为临界点的“我”的两侧，当“我”跟任天时通信的部分闪光的时候，其他关于“我”的日常生活与工作部分却显得零乱和暗淡，它们本来应该是以实写虚的状态，但实际上呈现的却是因为刻意的控制而导致的僵硬，没有贯通的气息流动其间，进而也就无法与通信的部分形成那种足以对应的张力。除了前面提到的问题，更为深层的问题，其实是作者对叙事者“我”的状态的把握是有些犹疑的，与决意跟任天时通信的那个“我”的非常状态相比，在日常状态下的“我”明显太过正常了些，正是这种正常，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原本已然存在其中的一些因素的可能性，也消解了小说自身应有的生长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