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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桥村轶话

2021-08-31吴周文

上海文学 2021年9期
关键词:学生

我的襁褓之地是如东县的孙桥村,她养育了青少年时代的我。在我书写的精神自传里,自创与当下散文稍有不同的文学呈现:即真实的人物与故事,加“讲故事”的小说叙事,加批判自我的生命体验,再加当下自我的启蒙与思辨,颇似精短的小说。因此,我姑妄自定义为“纪实小说体散文”。

——题记

先生

孙桥村有一座小学。它就是民主小学,是建国初期建校的,一直到现在它还是村里伢儿们文化启蒙的摇篮。

我在民主小学读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喻桂荣老师。那时受私塾的影响,老师一律称“先生”。我感觉称先生,比称老师神圣多了。我每天早晨上学,喻先生总是在操场上读英语,叽叽咕咕的,一句也听不懂。我喊一声“喻先生早”,他会对我露点微笑,鼻子里“嗯”一下,只点一下头,而不是两下或是三下,表示他对学生很有分寸的儒雅。同学们都有点怕他。怕他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喻先生的长相很富态,胖胖的身材,圆圆的脸,爱穿一身浅灰色的、毛哔叽料子的中山装,显得很威严;第二,你成绩不好,或者犯了校规,或者过于顽皮,他会报告你的家长。他经常用这个“撒手锏”,让你的父母亲给你责罚。

我哥很恨喻先生,因为喻先生到我家,跟我娘说了他两门功课成绩不及格的情况。喻先生来了,我娘做三个鸡蛋的蛋茶,算是对老师的招待。他不推辞,三个鸡蛋很快下肚,一五一十地说我哥的不是。我娘心急,当场就打我哥的屁股,喻先生忙说“不打不打,君子动口不动手也”,嘴里还在“子曰诗云”,便溜之大吉。果真,那一年,他让我哥留了一级。可我不恨他,还有点喜欢他,因为在我每学期的成绩报告单上,他对我的评语,总是“天资聪明,学习认真,团结同学,尊敬老师,是可塑之才”之类。

我喜欢喻先生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语文课上经常讲故事。看课堂上有学生讲话或者打瞌睡,他就说“开讲了”。这时教室里便立即鸦雀无声,大家齐刷刷盯住先生。除了《红楼梦》外,什么《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今古奇观》等等,这些都是喻先生最早给我们的文学教育。每次开讲,也就是二十分钟左右。讲述的时候,他声情并茂,手舞足蹈,有些“演戏”的样子,教室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就在我们享受快乐之际,教室外常响起校长咳嗽的声音,于是,喻先生立即接受提醒,又回到课文上来。有时讲到欲罢不能的兴头上,他就干脆把校长的提醒当放屁,依然放他的“野马”,讲他的故事。

喻先生经常受到报复,那些吃过他“撒手锏”苦头的学生,就想出法子来对付先生。有时,他的房间里会突然出现蛇、乌龟、老鼠什么的,吓得先生魂飞魄散。暑假里的一个晚上,我哥和几个恨喻先生的同学约好,逮蛇吓唬先生,也叫上了我。我怕哥动拳头,不情愿也得去。可夜晚稻田里很难逮到蛇,半天也没找着。我本来就反对逮蛇,我属蛇,不想伤害这种动物。我就帮他们改主意,逮田鸡。老家人称青蛙作“田鸡”。田鸡到夜晚,就是瞎子,只是待在稻田田埂上“呱呱”地叫。手电筒一照它,跟死的一样,傻得一动不动,信手就可抓来。一会儿,我们就逮了满满一布袋。我们趁喻先生在操场上乘凉,悄悄地溜进先生的房间,全倒在先生的房间里。先生回到宿舍一开灯,只见满屋都是田鸡。还有几只田鸡在他床上,跳来跳去,一屋的腥味。先生先是大怒,接着是大悦。他嘴里连声自语“可啖可啖可啖”,喊来烧饭的左师傅,将它们捉进桶里。第二天,左师傅就做了红烧田鸡,老师们美餐了一顿,喻先生吃得最多也最开心,说比红烧肉还要鲜美。

喻先生在建国前读的教会学校,起码初中毕业。论学历与能力,他完全可以当校长。但他曾经加入过“三青团”,是国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这是他政治上的一个污点。他上初中的时候,适逢母亲生病要钱用,听说填张表格就可以拿到五块大洋,就稀里糊涂地成了“三青团”成员。“肃反”的时候,工作队把他叫到乡政府,叫他交代问题。关于“三青团”之事,政府并不知晓。一个工作队头头见他迟迟疑疑,就大吼一声,吓唬他说:“喻桂荣,快老实交代你的反动历史!”他人胆小,听这么一吼,仿佛觉得政府已经掌握他的故事,就竹筒倒豆子,交代了参加“三青团”的经历。没有人举报他,更没人举报他参加“三青团”后有什么罪恶活动,也就没去调查。乡政府管教育的干部觉得他是个人才,就出来保他,于是,他平安地过了这一关。从此,他参加“三青团”的口供,进了他的档案,政治上被控制使用;他觉得自己被牢牢抓住了麻筋,只得战战兢兢地夹着尾巴做人。

喻先生虽然喜欢我,但对我学习上的粗心,批评起来毫不留情。有一次他监考算术,一道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题,我的答案是正确的,可在运算过程中将一个“+”号,错误地写成了“-”号。他批卷子特认真,居然发现了我疏忽的这个细节。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很严肃地批评了我的粗心,说:“平时你都得满分,这回就因一个符号的错,变成了九十五分,为什么呀?这是粗心!记住:凡事都必须追求完满。”我虚心地接受了先生的批评。可他还在公告栏里张贴了我的试卷,用红笔加了一句“一百分为何变成了九十五分?”这么夸大,这么张扬,弄得我很狼狈,觉得这是先生当众出我的“丑”。先生是为了要狠狠地教训我一次,故意这么出重拳。后来,我再也不敢粗心,凡做算术题,起码要检查三遍。我一辈子都记住了喻先生这次很另类的教育,一生都在努力做一个严谨的、追求完满的人。先生教育学生,有时不按常理出牌,他让你觉得他的招数,就是一个字“怪”。

有一次学校召开“抗美援朝誓师大会”,要求学生家长参加。会上安排我作为学生代表讲话,事先我通知了我父亲。我的讲话稿是喻先生接受校长的指令,几次辅导之下才写好的,就等于是先生自己写的。稿子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罪行,充分强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意义,强调我们如何跟党走,号召同学们响应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积极地行动起来,等等。讲稿充满政治激情。那天,我们还用课桌搭了个大舞台,拉了“中朝必胜,美帝必败”的横幅大标语,气氛十分隆重。会上村干部、校长、教师代表一个个讲了话。轮到学生代表的时候,忽然天空乌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来临,于是校长说“因为要下雨……”准备宣布散会,取消学生代表讲话与文娱节目。可这时喻先生没等校长说完下半句,就立即在台下大声喊道:“下面欢迎学生代表吴周文讲话!”他这一喊,我父亲也在台下高喊:“还有我家二侯发言啊!”校长只好叫我上台。我当时也希望发言,让我父亲为他的儿子骄傲一回。我讲完了,看看喻先生,他好开心,一个劲儿地鼓掌。后来回忆这件事,只是觉得当时先生跟校长唱了一个反调,很大胆,真怪,有些不理解。现在我才明白,稿子是先生写的,先生是想借我这个“棋子”上台,实质上是表明他的政治立场:决心跟党走,积极进行政治表现。他,这是要做给校长和村干部看。

喻先生的“怪”,有时很难让学生接受。先生特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对个别成绩特好的学生,私下认作干儿子,可从不认干女儿。这让同学们议论纷纷。为什么不收干女儿而单认干儿子?喻先生没结婚,直到老也没成家。他有一点女人的气质,如,他胸大肌特发达,故从没见过他赤膊。如他从不长胡须,有时络腮上有几根细毛,都要习惯性地拔掉。他不像有的男老师将女生的照片,变态地放大,放在自己的宿舍里想入非非。他不近女色,不会把发育早的女生当“女人”看,这也是他不在课堂上讲《红楼梦》的一个原因。所以,有的同学就议论,先生认干儿子是搞“同性恋”。有的说,先生是“公母”两性人。还有的说先生有三个乳房。但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喻先生并不奇怪。我猜想,他之所以选择独身,是不想让一个女人也和他一起在精神上受什么折磨。他背着“三青团”的包袱,又出生于地主阶级家庭,这已经是够沉重的精神枷锁,也就绝了成家的念头。想必先生的心底早已被寒风吹彻,拔凉拔凉地,独饮着“夹着尾巴做人”的一份孤独。

我很多年没见喻先生。上世纪70年代我去新店中学看他,那时他已经调到新店中学当英语老师多年。只见他的背有些驼了,门牙也掉了好几颗,说起话来有些不关风。他依然孤身,依然以校为家。他见我去看他,特别开心,握住我的手舍不得松开。先生留我在学校食堂吃的午饭。没什么好吃的,很平常的米饭,韭菜炒鸡蛋,还有一个冬瓜汤,但我感到老师对学生十二万分的温暖。而他,心里十二万分地为我骄傲,因为他培养了一名大学教师。吃饭的时候,我问先生:“老师一生的理想是什么呀?”他笑着说:“就是为家乡培养好学生啊。”其实,先生是外乡人,孙桥村与新店乡不是他的原籍,可他抱着“羊角疯”的老毛病不治,勤勤恳恳地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早把这里当他终生的襁褓之地了。

先生的确为孙桥村和新店乡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好学生。他的学生中,有的上了南京大学、南京师院、扬州师院等高校,后来做了外交官、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仅就新店乡而言,做了多年新店中学校长的长泉老弟,是他的好学生;当了多年民主小学掌门人的孙姐,是他的好学生;做过新店乡乡长的我的同桌开平兄与乡政府财政老管家宗诺老弟,也是他的得意门生。我希望家乡人永远记住他。他为我们家乡默默奉献了一生,很多人可能忘了这位普通教师的功德。他本来的名字叫喻桂荣,后来改了名字叫喻欣。

他是20世纪孙桥村最后的一个“士大夫”。

听说,遵他的遗嘱,他的遗体捐给了如东县卫生学校,给解剖学的老师当教学标本使用。

婚变

我的堂兄、我父亲的“嫡亲”侄子叫弢侯。大伯母生养第二个孩子难产,大人和孩子都没能保住。堂兄三岁就没了娘,很可怜。他是我娘带大的,故他称呼我娘,不叫婶子,而是叫“五娘娘”。我娘当自己多养了一个儿子。

建国初年,弢哥十八岁就去当了解放军,我娘舍不得,哭肿了眼睛。一年后,弢哥请探亲假回来,带着军号,吹起床号、集合号、熄燈号、冲锋号,不同节奏与旋律的声音,让我觉得非常神奇。他本来个头就很高大,穿上解放军的军服,再配上军号,显得十分威武。尤其说到镇压反革命,那时由驻守部队执行。弢哥说,把一群反革命分子带到野外,先让他们列队站着;他一吹起冲锋号,他的战友就用机枪“突突突”扫射,一个个反革命分子便在他的号声里,全部倒下。他很自豪地说着,是他的军号下达的命令。我听他说着,觉得弢哥特别威武,简直就是一个英雄。

弢哥没威武几年,就复员回到老家。本来吹军号没有什么大学问,算不上什么技术特长。加上弢哥只读过两年书,没文化,又有暴脾气,所以在部队没有得到首长的赏识。他回老家,正合我娘的愿望。我娘说,他年龄不小了,应该找老婆成个家了。

弢哥的亲事,自然由我娘张罗。有人说媒,介绍了南通县一个城镇贫民家出身的姑娘兰侯,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脸盘端端正正,挑不出毛病来。两人一见面,彼此都满意。他们没有谈恋爱的过程,挑了个日子,我娘就给他俩办了婚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闪婚。两个人走在孙桥村的大路上,说说笑笑,形影不离,一个威武小伙,一个妙龄女郎,人们都说十分般配。尤其是兰侯引人瞩目,脸红扑扑的,红里透着细腻的白而显出桃花般的艳,笑起来的时候,两眸一闪一闪,眉毛一颤一颤,那里面有诗的含蓄,有无声的音乐。同时,她还有城里女人的气质,走起路来,文文雅雅,爱把双手插在裤袋里,加上操一口南通话,这些引来村里人惊艳的目光,她俨然成了当时孙桥村一道亮丽的风景。可想,弢哥娶了这个女人很幸运。兰侯也很幸运,没有婆婆唠唠叨叨,公公又老实巴交,也不多话,在这个简单的家庭里,没人让她受一点点委屈,应该感到十分自由。外人看,他们百分之一百地幸福。他俩先先后后生了两男两女,这就是幸福的结晶与见证。

可是,做了十多年的夫妻,两人却发生了婚变,一般人对此都不理解,我当然更不理解。而且,在以后很多年里,我改变了对嫂子原初的好印象,总认为婚变,主要责任在兰侯大嫂。在我知道她与弢哥发生婚姻危机的时候,我对她说:“弢哥人老实,你别嫌弃他好吗?”她回答:“不嫌弃。”我又说:“大嫂,别跟她离婚啊!”她说:“你放心,我不离。”后来,终究还是分手了。我恨兰侯说话不算数。

我恨一个叫德侯的人。他是弢哥的邻居,有事没事就往弢哥家跑,跟兰侯搭讪。他当兵回来后,一因家里穷,二因其貌不扬,娶不上老婆;他东游西逛,就瞄上了比他大五六岁的兰侯。那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弢哥夫妻两个带着四个孩子,实在穷苦,老是吃了上顿,就愁下顿。弢哥除了生产队挣工分,还去外地找些零工做,挣点零花钱,买点可以填肚子的白菜、萝卜、豆饼之类的东西。德侯三天两头,不知从哪里搞点米面细粮,或者弄几条鱼、几个鸡蛋鸭蛋什么的,给我嫂子送去。他千方百计讨兰侯的好。就在弢哥去掘港运河工地上挑河三个月期间,小儿子得了急性肠胃炎,是德侯连夜送孩子上大队诊所,把伢儿的病治好了。这就让兰侯更加感到应该回报德侯的恩情,也就半推半就地成了他的相好。

两个人做的事情尽管偷偷摸摸,但总瞒不住人,闲言碎语也刮到我娘的耳朵里,娘也没法子,先忍着,指望着弢侯回家,兰侯的婚外情就会结束。也巧,挑河工程结束,那天夜里弢哥才回家,发现两人脱光了衣服,抓了个拿双在床的现行。弢哥火冒三丈,将他们两个打得脸青鼻肿。戴绿帽子的耻辱任谁也受不了,凭弢哥杀过反革命分子的胆量和天生的暴脾气,杀心都有了,就发誓要离婚,任谁都劝不动他。兰侯先哭着求他,见他不动心,心一横,也就答应离婚,就跟德侯一起去“打伙”了。等到老婆真的跟了德侯,弢哥也曾后悔过,但兰侯说什么也不肯回头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家有个“打伙”即姘居的风俗。一男一女好上了,也不跟原来的丈夫或老婆离婚,就住一起过日子。虽在一起过夫妻生活,但也不登记领结婚证。所以,名义上兰侯还算是弢哥的合法妻子。兰侯带着第二个孩子即大女儿,就去跟德侯过了。弢哥一个人带两个儿子和小女儿单过。当时,人们都说兰侯的不是,都谴责她。事实上,有了四个伢儿,还跟相好的去过,像兰侯这个样子的,实在太少见了,也只有兰侯做得出来。这苦了弢哥,既当爹又当妈,年年岁岁,岁岁年年,终于把三个伢儿一个个拉扯大。一直到最小的儿子到女方家入赘,他身上沉重的担子,才算轻松地放了下来,可那时,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我听一个朋友说过,女人是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这话我信。我觉得兰侯就是一个难解的谜。我读大学假期回家,问过我娘,为什么你不劝劝他俩和好?娘说,劝过兰侯多少回,铁了心不回头啊。我娘还说:“是你弢哥的责任,他不会疼老婆。他是个粗人,只会睡老婆,做完功课就睡,睡得像死猪一样。这让兰侯寒了心。”听娘这么说,我似懂非懂。多少年后,我读了《中国女性在行动》等等女权主义方面的书,才知道,世界上的女人都需要男人去疼的,她们需要在婚姻与性爱中得到快乐。兰侯在弢哥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却在德侯身上得到了。我们只要读读《红与黑》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许就可以理解兰侯:于连只称玛特尔是自己的妻子,却称德瑞娜夫人是自己的“爱人”;没有夫妻生活的贵妇人康妮,要求林园看守人梅勒斯把她当成“妓女”那样要她。女人需要王安忆在《岗上的世纪》里所描述的那种快乐。在孙桥村人们世俗的眼光里,兰侯是一个不检点的女人,也没人给她说句公道话。我想,兰侯应该是孙桥村最早性觉醒的一位女权主义者。她需要一个男人真正地去疼她,并非是个“怪物”。

弢哥做了多少年的“独身主义者”,其实他也没有闲着。一年暑假期间,我起了个大早,去他家屋边小河里钓鱼。走过敞门的农具间门口,只听见一男一女在里面合欢,发出两人纠缠的呻吟。我装作什么也没听到,钓我的鱼去了,可心里嘀咕著,一直在骂他“不正经”。一个多小时之后,弢哥喊我吃早饭。他当着孩子们和我的面说说笑笑,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回家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很宽容地说:“没有猫儿不吃腥的,没事!”是的,弢哥耐不住寂寞,不闲着,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他毕竟是个血肉之躯的男人。

弢哥还有婚变的“后”故事。

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我回家看我娘时听说,弢哥有了个“打伙”的老伴。原先,他跟大儿子过,有了老伴就两人单过。按民政局政策,他这个建国初的老兵,可以按期得到生活补助费,儿子媳妇只要供给口粮和蔬菜,他俩就能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我娘生病的时候,弢哥带着这位新嫂子看望我娘。我与妻子第一次见这位老太,言谈举止,挺有礼貌;长相自然不如兰侯,可大大的眼睛闪烁着灼灼光亮,透露出女性生机的蓬勃气象,可想年轻时也算是一个乡村美女。她来自我老家的北乡,有一个儿子,男人死了多年,经人介绍才与弢哥“打伙”的。我娘去世,她与弢哥来参加葬礼,披麻戴孝,俨然以侄媳的正式身份,跟我们兄弟妯娌一起去火葬场为我娘送行。听说,弢哥学会了疼女人,脾气不再暴躁,很有耐性地每天陪这位大嫂子玩“如东纸牌”(纸质麻将)。有时,她陪弢哥走走亲戚,大大方方,仿佛她就是弢哥家正式的家庭成员。

后来听说发生过一次闹剧。这位嫂子的儿子不知道为什么亏了空,就跑到弢哥家,跟弢哥的大儿子说:“我娘现在就是你家的人了,你们做子女的,要为她养老送终,生老病死你们都得负责!”来意是敲诈要钱。我侄子说:“你娘与我父打伙过日子,没有登记结婚,她的生老病死当然由你做儿子的负责。”嫂子的儿子说:“我娘在家还帮我下地干活,误了我家的事,你得贴我误工钱一万块。”两个儿子争执不下,弢哥拿出了仅有的六千块,希望和解。可那个儿子收了钱,还不满足,竟然把老娘带回了家。回家过了年把时间,老娘对儿子拆散他们的举动很不开心,总觉得是把自己当个商品跟弢哥家做买卖;也因为思念弢哥,患了高血压与糖尿病,身体越来越差,吃药也不奏效。儿子没法,只得又把老娘送回来。也奇怪,嫂子重新回到弢哥家之后,不用吃药,身体便康复如初。老年人同样需要相濡以沫的爱情,弢哥和嫂子老年时还这般恩爱,就是一个例证。

现在嫂子还在与弢哥“打伙”。嫂子做做家务,闲下来,两人就打打纸牌,说说闲话,精神生活过得很自在很快乐。过节的时候,弢哥、嫂子就和儿媳、孙子夫妇,一起吃个团圆饭,不亦乐乎。弢哥经常放嫂子的假,每过一段时间,就让她回一趟自己的家,和她的一家人团聚团聚,享受她自家的那份天伦之乐。

我娘在九泉之下,应该感到欣慰。娘你放心吧,你这个“儿子”现在终于学会疼女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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