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丹晨先生相识相交，皆因一句话。

那是1999年在青年湖的一次茶聚上。当时我在《北京观察》任编辑。编辑一职是我的最后一个工作岗位。虽然那时我已是不惑之年，但从事编辑工作资历尚浅。

北京出版社原社长、我们杂志特聘副主编郑潜先生的一句话“一个编辑三年建立不起一个好的作者队伍就不是一个好编辑”对我刺激很大。

舒乙先生是我们的编委，在编委会上讲到萧乾先生当年为《大公报》组稿时，每每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订上一桌饭，邀上一群相关的作家，稿子便有了。这事启发了我，急于效仿。于是请舒乙先生出面帮我邀请几位名作家，舒乙先生欣然答应了。

青年湖茶聚便是其一。茶室在湖心岛上，三面环水，十分清雅，舒乙先生选的，离中国作协宿舍近，图的是省时省钱。

社长与我同赴茶聚。我还特意提前“踩点”，在不远的“金山城”预订了晚餐。

那个午后，邀请的客人除邓友梅先生尚在外地，其他几位先生都到了——谢永旺、陈丹晨、阎纲、周明。却没成想，舒乙先生前一晚有急事赶赴四川了。舒乙先生不在，我一下没了底气。

落座之后，只见周明先生拿出一信，原来是舒乙先生临行前特意赶写的，并嘱他当场宣读，信中说社长和我“是好人”，“他们的杂志办得不错”，“请各位务必给他们撰稿”……茶聚顿时热络起来。

社长介绍了杂志社的情况，也倾吐了组稿的难处;我说起因为杂志性质所限，时有我们不便用的稿子，转到其他杂志，便发头条。几人当中，只曾给丹晨先生寄送过刊物，因我订阅《随笔》，常见丹晨先生的文章，尚未见过面。不想丹晨先生爽然道：“没关系，我们让晚晴当‘第一退稿人好了。”这话，着实令我感动，是我之前之后十几年编辑生涯中听到的最温暖最欣慰的一句话。

尽管舒乙先生不在场，我们依旧聊到了傍晚。

走到“金山城”门前，几位先生突然异口同声说，免了，别让杂志社破费了。说罢，转身回家。阎纲先生特意从昌平的会上赶来，午饭还没吃，又空着肚子走了。

此后，几位先生一直惦着我。我们的杂志是一本政治性综合刊物，对于稿件的要求比较“苛刻”。几位先生都是名家，与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为还我的“稿债”却每每颇费心思。凡赐稿与我，必嘱我不要勉强。

这之前，舒乙先生还帮我找到一本中国作协全委会的通讯录，我如获至宝。那些年，无论从哪个渠道见到心仪的文章，我都会想方设法找到作者，写信、通话，乃至屡屡上门，诚恳约稿。

《北京观察》当时相对开放，读者層次较高，不谦虚地说，是它最有影响力的时候。

青年湖茶聚之后，类似的聚会渐多起来。我这个“白丁”时时渴望与更多的“鸿儒”相识，奉他们为师长。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开始用他们的目光反观自己、审视自己、检验自己。即使离开杂志转入其他领域，这样的交往渐渐少了，他们依然是我生命中不曾远离的观照，从无间断。

前几日，见到丹晨先生转来刘锡诚先生新作《我们有个玫瑰之约》，猛然悟到“我有个玫瑰之梦”，因刘锡诚先生“玫瑰之约”中的好几位作家都曾赐教于我，这是一群求真、求实、求上，极具个人修养和社会担当的人。丹晨先生、刘锡诚先生和这些师长的赠书都一一珍藏在我的书柜里。“玫瑰之约”让我感叹这个世界之小的同时也感慨当年自己的舞台之大，使自己得以梦圆。

2020年疫情猖獗时，人人自危。我突然惧怕某一天厄运降到自己头上，遂想到对关键时刻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应该道声感谢，唯恐此生来不及。

我拨通了丹晨先生的电话，只是报了《北京观察》和自己的姓氏，不想，电话那端传来“噢，是晚晴啊！”青年湖茶聚之后虽还曾有过一次相聚，但也已过十数年，丹晨先生依然记得我！

感恩科技的发展，我添加了丹晨先生的微信，可时通信息;并索书、购书;凡有关丹晨先生的资料、文章，我亦一一浏览。

得知年近九旬的丹晨先生现仍每日著述、编书，十分感动，备受鼓舞。

及至见到《昨夜星辰昨夜风》的目录和部分章节，眼前顿时一片璀璨——尽管昨夜有风有雨，风雨过后，昨夜的星辰依然灿烂;尽管书中书写的都是昨天的人物、昨天的故事，但各个如同瑰宝，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历史上，依旧熠熠闪光。

本书开篇即《文化巨人的音容笑貌》，乃丹晨先生用一月之功读毕《百年国士》之后的札记。这部由王大鹏主编的大著，洋洋一百六十万字，记述了四十八位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的生平，这四十八位文化名人皆为陈寅恪先生所释“能传承文化的人”。丹晨先生热情推荐此书，因为他相信这些文化名人的人生“对引导人们走向现代文明之路是大有裨益的”。如今这些人不仅远去，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而今天的我们其实愈发需要这些文化巨人的熏陶和濡染，读丹晨先生文不免心颤。

书中予以浓墨的是钱锺书、傅雷、巴金三先生。

我也曾接触过以魏晋士林人格自诩的文人，但一遇名利便即刻失态，让迎合乃至谄媚的作品流传。丹晨先生虽青少年时便参加革命，但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下，不沉沦，宁可远离，埋头于清浊分明的文字中。丹晨先生说“钱先生有洁癖，已为大家所知”，及至拜读了丹晨先生和有关先生的文，并有了一些交流，方知丹晨先生的洁癖，正是由于亲炙钱先生等前辈，从他们身上习来的。“风雨鸡鸣”，“忧世伤生”，淡泊名利，始终不渝，丹晨先生用他的笔直抒他的爱与憎，警示我辈及后人。《两手干净的读书人》便是一例。我也曾努力结识乃至笨拙地描摹过一些“特正”的人、“胡萝卜也不屑”的人。这其实是一种传承，这样的传承不是靠“传道授业解惑”，而是一种气质，悄无声息地渗透进我的血液和骨髓，我视之为真正的薪火相传，无比珍视。

《傅雷家书》虽两度拜读，但丹晨先生的文更提亮了傅雷先生在我心中的色彩。傅雷先生这样一个“三无”自由职业者，他的色彩，就在书斋里，在自己的“小园子”里，那色彩不是躲避，而是坚守，是为美，为真理。曾见到丹晨先生在《美和死亡》中引用美国女诗人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句“‘为美而死与‘为真理而死是一回事”，缅怀傅雷夫妇的远行，那是因为在丹晨先生眼里，傅雷先生是赤子、是英雄、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正是那些傅雷先生一样痴情于理想和美的人激励着丹晨先生思考、抒写，担当一个作家的责任。

丹晨先生致力于巴金先生的研究四十年。通过四十年的追寻、四十年的思索、四十年的书写，丹晨先生将一个完整的巴金先生呈现在世人面前。丹晨先生的《隨想录》札记，就是通过巴金先生从“奴在身”到“奴在心”，又从心到身的演变过程，揭示了人在一种特定环境下的灵魂沉浮。札记不仅诠释了丹晨先生对于“奴性”的思考，同时鲜明地展示了丹晨先生的理想与追求。四十年过去了，放眼四周，奴“在身”、“在心”之人未因发展减少反而增多了，更可悲的是，甘心为奴者更多更凶猛了。这是呕心沥血书写《随想录》的巴金先生没能看到的，更是在每张稿纸上都留下“讲真话”的巴金先生所不齿的。

这每一笔浓墨，无疑是种选择，因为书写的都是丹晨先生所心仪的人;这每一抹重彩，无疑是种必然，因为丹晨先生就是那样的人。所以丹晨先生才可能在追寻中与他们的灵魂相识，在思考中与他们的精神契合。

记得邵燕祥先生在丹晨先生《风雨微尘》一书中，评价丹晨先生“明敏又温润”。“明敏”，丹晨先生的文无不透着风骨，明察秋毫、深明大义，敏感、敏锐，敢说、敢当，狷介不羁的个性随处可见;“温润”，也在丹晨先生的文字中不做作不掩饰地汩汩流淌。杨宪益、吴小如、梁羽生、黄宗江、邵荃麟、罗孚……丹晨先生总是在这些师长、朋友最需要的时候给他们送去温暖，在他们离开后又以文字作为心香祭悼和传播他们的故事。更不消说二十年前青年湖那一刻，丹晨先生对吾辈的理解和支持我就已然深深领受。

一个民族的正史，作为文化人，理应付诸笔墨，丹晨先生砥身砺行;一个民族的正史，作为明智的文化管理者理应给作者和读者乃至人民大众更广阔的空间。当今图书出版诸多不易，城市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知识分子》随笔系列不仅是难能的义举，更是做出了榜样。

应该说，此书能够呈现在读者面前终究是一种补偿，不仅是对作者的补偿，更是对历史的补偿，对文化的补偿。我们历史中曾有过的每一颗星辰都应该在其应有的位置上，闪耀其光芒，照引我们前行。

当下的我们不仅需要这样的书，我们的子孙后代更是需要这样的书。我渴望多读到一些这样的书，因为这样的书会让我或者我们少一些当下人的戾气、俗气、躁气，多一些书中人的正气、文气和静气。

丹晨先生正在写自述，总是说“可能写不完，写到哪里算哪里”。这话虽不无心酸，但我的眼前始终是一个孜孜不息的身影。我有幸拜读到尚未发表的一章，记述的是丹晨先生在北大经历的“反右”运动，我由衷感谢丹晨先生的信任。丹晨先生还送我一本关于北大的回忆录，包括当年的“右派”学生关于那场运动的回忆，我很想更多地了解那段历史，因为我的父辈也曾有过那样的遭际。

当我得知这套丛书中还有邵燕祥先生一本，心中更是欣慰。因我与邵先生的联系比丹晨先生还要多一些。我也借此对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师长朋辈表达积存已久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