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芸姗 汪祝璇子 张佳昕 石 佳 林玮瑄 王炎秋 翁一鸣*

1.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2.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生殖医学科（上海 200065）

近年来，多元社会性别与性取向议题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青少年对社会性别与性取向的认知水平在提高，自我探索的意愿也愈发强烈。不少学者已经针对性少数群体进行相关研究，如对中国性少数群体数量的预估、性少数学生的心理状况、中国少年多元社会性别与性取向的普查、特定群体中的多元性别发展情况等[1-4]。但是针对同性恋群体的调查较多，针对其他性少数群体的研究以及针对高校学生的调查较少，故本研究以上海某综合性大学全日制学生为例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如下。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择上海某高校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年龄分布在18岁～28岁之间，以本科生为主，也有部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所有学生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同意。

二、研究方法

对全日制学生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性取向与性别观、性行为、性观念、互联网与性、性教育、非意愿性行为、亲密关系类型、性暴力与性侵犯等方面内容。在2020年4至12月期间总计收到问卷1231份，由于问卷内容私密性较强，被调查者“撒谎”的可能性更高，为此问卷中采取了两种方法筛选有效问卷：1，真实问题中插入常识检测题，检测被调查者是否无效填卷；2，问卷最后直接询问被调查者的回答是否真实，并选择不真实原因。最后得到有效真实问卷数量为785份，有效率为63.77%。

三、统计方法

采用SPSSStatistics 20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包括描述性分析、交叉（卡方）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等;检验水准为5%，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一、大学生基本信息

有效问卷中男生为359份（45.7%），女生为424份（54.0%），跨性别者为2份（0.3%）。年级分布:低年级本科生(一年级、二年级)581人(74.0%)，高年级本科生(三年级及以上)136人(17.3%)，研究生68人(8.7%)。专业分布：理科类占140人（17.8%），工科类占465人（59.3%）,人文社科类占110人（14.0%），其他占70人（8.9%）。

二、性别的自我认同

在性别选择中有两位同学选择了“跨性别者”。一个目前（生理性别）是女性，但想成为男性，另一位生理性别不明，并对自己的性别表示无所谓。绝大多数人的自我性别认同都在二元的性别框架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问题“如果可以再次选择，你宁愿为（）性别”中，有相当部分的自我认同为女性的样本选择了“目前是女性，但我想选择男性”（32.8%），远高于相应自我认同为男性中的12.8%。

三、大学生性取向的情况

选择自己是“异性恋”的为559人，占71.21%，而选择自己是“非异性恋”的为226人，占28.79%。其中选择“同性恋”的为33人，占4.20%；选择“双性恋”的为94人，占11.97%；选择“无性恋”的为7人，占0.89%；选择“还在探索中”的为50人，占6.37%；选择“不接受这种性取向的划分方法”的为42人，占5.35%。

四、同性恋趋向评分

由于“跨性别者”的样本仅有两个，缺乏统计学的意义，因此我们主要从男女两种性别上分析同性恋趋向问题。问题涉及心理与行为两个维度，六个方面。问题与调查结果如表1。

表1 男女性别在同性恋趋向性问题上的结果统计

然后我们分别对这六个方面进行赋值分析，如果存在一种情况则赋值为1分，不存在则为0分，6项数值总和便是同性恋趋向评分。赋值后发现同性恋趋向评分与性别有显著关联，女性的同性恋趋向评分显著高于男性，结果如表2。而在相关性分析后发现，同性恋趋向评分与第一次口交发生年龄、第一次非生殖器插入行为发生年龄、第一次非意愿性性行为发生年龄呈负相关性；与性生活频率、自慰频率、性观念开放程度以及过去12月的网友总数呈正相关性，结果如表3。

表2 同性恋趋向评分在男女性别之间的比较

表3 同性恋趋向评分与性行为、性观念相关问题之间的相关性

五、非异性恋者的“出柜”情况

我们对选择“同性恋”“双性恋”“无性恋”的样本（总计134人）追问了其“出柜”（指向他人坦白自己的性取向）情况：选择“从未向任何人出柜”有42人，占31.34%；选择“曾向亲近的朋友出柜”有81人，占60.44%；选择“曾向家人出柜”有16人，占11.94%；选择“曾在公共场合出柜”有7人，占5.22%；选择“其他场合”有3人，占2.24%。可以看出“从未出柜”以及“向亲近的朋友出柜”所占比例较多，说明非异性恋者面对来自家庭以及社会的较大压力，对于袒露自身性取向还是有所顾虑。

六、对同性恋接受度的情况

在面对身边最好的朋友是同性恋者时，选择“完全接受其性取向”的有658人，占83.82%；选择“安慰他/她并劝其进行治疗”的有50人，占6.37%；选择“同情但疏远他/她”的有66人，占8.41%；选择“产生反感，与之断交”的有11人，占1.40%。将该问题与性别、接受性教育、性观念等变量进行交叉分析后发现，女性、接受过学校内性教育以及对性态度比较开放的人群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接受度更高。具体如表4。

表4 对同性恋群体的接受程度与性别、性教育以及性观念之间的关系

讨论

一、性取向多元化倾向

本研究中异性恋的占比为71.21%，明显低于其他高校相关研究中的90%[5]、92.3%[6]以及基于全国大学生样本调查中的88.45%[7]。其中自我认同为同性恋的比例（4.20%）与潘绥铭在2015年对全国成年居民的普查结果非常接近（4.4%）[1]，但是双性恋的比例（11.97%）要明显高于其他高校调查中的2.7%[6]和基于全国大学生样本调查中的5.11%[7]。可能的解释是本属于“异性恋群体”中的一些样本选择了“双性恋”或者其他倾向。这也符合十余年前潘绥铭[8]对中国大学生性取向的观察与判断：“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在更大的程度上并不是所谓‘绝对同性恋者’，而是更加倾向于双性恋。如果以更加广阔的学术眼光来看的话.......至少在中国本科生群体中，接近‘双性恋’的现象更加值得我们研究和重视”。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大学校园里较宽松的风气、上海对性少数群体的相对包容[9]等也可能对这一情况的产生有所影响，但是双性恋与其他多元性身份认同人群的增长势必会对性取向二元论框架产生冲击。因为双性恋占据了一个在各种身份之间暧昧不清的位置，它能够昭示出所有身份之间存在的缺陷和矛盾；其次它揭示出了个人性行为和情感选择随时间不同的巨大不连续性[10]，根据双性恋者性欲对象的不同，他们实际上在“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游走，佐证了性取向身份认同的不稳定性。

二、同性恋趋向程度

本研究数据显示女生的同性恋趋向评分明显高于男生。女生在两个心理层面，即“认为自己有同性倾向”“想和同性过性生活”和“与同性接过吻”的行动层面的比例要显著高于男生，但在“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与同性有过性行为”和“有同性伴侣”方面的比例却要低于男生。这说明了女生在表现同性性取向的方式上更多倾向精神层面而非性接触，男生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有更多的性接触，对自己同性恋者的身份也更加确定，而同性恋的心理倾向则较少，这与潘绥铭的调查结果也相符[8]。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同性恋程度高的人群性观念开放度也很高，发生性行为的时间也会更早，对待性可能更加随意，这也提示了尽早进行性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我国艾滋病获得人群越来越年轻化，并且以性传播途径最为突出，其中同性性行为已经成为主要传播途径。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性教育？

本研究数据显示大学生对于多元社会性别与性取向的认知水平较高，对自身性别与性取向也有较强的探索意愿，对性少数群体也多持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认为自己不清楚不同性取向的界定依据，有将近20%的样本对同性恋群体采取不包容、不理解的态度，而性少数群体对“出柜”也多处于一种犹豫不前的状态，这些与性取向表达的多元趋势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说明了一个较为普遍的困境：一边是个体对于自己性别与性取向强烈的探索意愿与越发普遍的探索实践，一边是多元性别与性取向知识的缺位与自我表达所面临的较大社会压力。因此大学校园里不仅急切地需要性教育的出现，性教育以什么形式与内容出现也至关重要。它不应该只是性生理教育，而应该更注重包容的基于sexualities（社会“性”）的全面的性教育[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