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铠婧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1400）

自南宋始，在士人间就取得了读苏轼文章有助于时文写作的共识。《三苏文范》署名袁宗道的序中用杨家昆季学习苏文而举高第的例子做“广告”宣传，并由此引出该书的选评宗旨——“近举业者辑”[1]，即这是一本功利性的、为科举考试服务的古文选本。《三苏文范》又称《嘉乐斋三苏文范》（以下简称《文范》），今存最早的版本为重庆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卷端题“成都杨慎用修原选，公安袁宏道中郎参阅”，正文前有三苏考实、批三苏古今大方姓氏、大方批评三苏文选书目、古文选载三苏书目、刻苏文各成集者及凡例共六部分。另外，《文范》拥有信息完备的目录，选目采用依人系文的模式排布，各人下再依文体分类，并在选目标题后标注有文章等级（上上选、上选、次选）和内容分类（理学、断制、时务），是一本体例相对成熟的三苏选本。选本共收261篇文章，其中苏洵41篇，苏轼197篇，苏辙23篇，苏轼作品占据的篇幅最多，这也充分体现了本书的编纂原则。

正因《三苏文范》只收录近于科举之文，日本学者高津孝先生称其为“明代苏学的集大成”，高度认可其在三苏文接受方面的影响，认为“由此（指《三苏文范》诞生），便有了只要学了苏学，就可以在科举时高榜有名的神话”[2]。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平步青《霞外攟屑》等书却因该书过于功利化而对选评人提出质疑，认为它只是“坊贾不读书者所为”[3]。要理解为什么学界对该选本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就必须了解其书真貌，了解该书何以体现“近举业者辑”。本文试从苏轼选目入手做一些探究。

一、选目分类

（一）特殊的文体分类

1.“志林”类

该书苏轼选目分类中有独特的“志林”一类，同书的苏洵、苏辙选目中并没有该类。经查，所收录的9篇文章正是《东坡志林》中卷四卷五的部分篇目。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判断，《志林》所载诸条是“随手所记”，形式松散，大多不是完整的文章，带有笔记性质，后人收集出版时为与原有苏轼文集区别开，另称为“志林”[4]。事实上，苏轼在《与郑靖老书》中将还未成书的《志林》和经学著作《书传》并提，且明言“两借书籍检阅”才写成，可见二者是具有同样的学术性质并经反复打磨而成的作品，即《志林》的部分篇目并不存在“片语单词”的问题，且形式上与史论差距不大，选家应当可以对其进行筛选从而归入史论分类。查阅同时期其他相关文集发现，对这类文章在选本中位置的处理确实有一定分歧，没有形成共识。李贽评辑、焦竑刊行的《坡仙集》万历刊本中，同样将其独立为“志林”类，而成书稍早的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则分入“论”类，现代整理本已将这类史论文章直接据文意和文本形态归入“论”类。

《文范》在苏轼选目中出现分“志林”类的现象应与编选时所参考的底本以及编选倾向有关，底本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先谈谈“志林”类表现出的编选倾向。严格来讲“志林”并不应该算作一类正式文体，《文范》的选辑者以选文的来源作为一类名称，与其他文体并列，一是由于“志林”属于苏轼中晚期作品集合，在思想上、形式上应试性质较弱，相对而言参考价值较低，九篇文章中选家评为上上选的选目仅有两篇（即占比22.2%），与“论”类选目中高达60%的上上选比率形成鲜明对比；二是体现了当时文人对于格调醇雅的史论文章与形式闲散的笔记小品地位的认知有所差别，这也正是明人文体意识高涨的体现。“古之论文，必先体制而后工制”[5]，选家对文章的体裁、语体、风格进行综合判断后，将形式相对松散的“志林”文章另立一类，既承认了它的价值，认为其在选本中不可或缺，又可使读者从分类上读出编选者对不同类型苏文的高下判断。

2.“制科”类

“制科”类主要收录的是苏轼嘉祐六年参加制科考试时所作的制策以及《策略》 《策别》 《策断》共27篇进策（另收有一篇应省试时所进策文），以考试的名称“制科”命名这类文章。同样，“制科”也不是正式文体的名称，该类实际收录的是参加制科考试撰写的两类文章，与《文范》同时期的《文体明辨序说》辨析制科考试文体时道：“一曰制策，天子称制以问而对者是也。二曰试策，有司以策试士而对者是也。三曰进策，著策而上进者是也”[6]，即“制策”文体是指同时记录了策问与对策的文章，而“进策”文体则只包括臣子对事件的策论，形式上差异明显。

《文范》直接以“制科”做分类名称，以今日之文体观念来看，确有不够严谨之嫌。但“制科”二字牢牢吸引住了学子的眼球，明白提示这类文章就是生员们最想学习的“考试优秀范文”，正如今日的作文集前要冠上“高考满分作文”才更畅销一般，很直接，也很功利。这样的分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凡例中所称该书原是家塾学习用书、后经增益完善才出版的成书过程有其可信之处。

（二）重点选目的内容分类

《三苏文范》目录还有一个特点：在选目标题下方标注有内容分类，共分为“理学”“时务”“断制”三类。由此可以推断，该书选编的文章基本都与此三方面内容，也即与科举考试主要考察的三项能力相关。

“理学”标记的是对经书进行阐释的篇目，如《孔子从先进论》 《礼以养人为本论》；“断制”标记的是对儒家经书和正史人物事件进行判断、论述的篇目，如《正统论》 《大臣论》。儒家思想在南宋已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考试限定在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学范畴内出题，对经书的理解和阐发能力自然是生员课业学习的重点。以史为镜，可以鉴得失，对历史经验的认识和把握也是为官者的必修课，因此“理学”“断制”两类选文不可或缺。“时务”是指运用经义处理实际国家政务的文章，如《刑赏忠厚之至论》 《王者不治夷狄论》。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发现通过科举选拔的举子文章写得好，但“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实践能力不强，甚至一度因此罢科举不用而改用察举制[7]，后来颁布《科举定式》时自然更加强调了对应试者解决时务问题、提出治国方略能力的考察，在乡试、会试考题中常有结合乡情、国情社会实际的试题，即处理“时务”的能力成为考察的又一重点。

但《文范》并没有为所有文章都加上了内容标记，仅论、志林、制科、疏、状、断六类文章有所注明，且这些文章基本都集中在前半部分，而剩余的超过半数的115篇文章并没有相应标记。目的是为了方便自己学习或讲解时可以及时查阅，于是只对自认为比较重要、比较实用，或经常学习的部分作了标记。

综上，《三苏文范》在文体分类上设置“志林”类以清晰地提示文体高下之别；设置“制科”类方便对应试作文进行统一教学；并在依文体分类的基础上对部分重点篇目增加了内容分类标记，由此增强了《文范》作为科举选本的实用性。

二、选本结构

选本对数量庞大的文章进行筛选、归类、重新排布，形成完整的选本结构。《三苏文范》将选目按文体进行归类，评定了上上选、上选、次选三个等级，且在部分篇目下还标注了理学、断制、时务三项内容分类。从三个维度对每篇作品在选本中的位置进行定位，按目录顺序进行统计分析，《三苏文范》选目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三苏文范》选目基本情况

（一）文体排序

先看科举考试的题型要求，《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五记载了洪武十七年颁布的《科举定式》：

初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二场，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俱三百字以上。[8]

这段文字记录了明朝生员应乡试、会试的考程。到了最终的殿试，则由皇帝钦定题目，考“时务策一道，惟务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上”[9]。

通观应试全过程，按所考文体数量重新排序，题型共有：以八股文（即时文）写作的《四书》义及经义共计七道、策六道、判语五道、论一道、诏诰表一道。

反观《三苏文范》，就文体来看，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主要是前三部分：论以及具有相同史论性质的志林为第一部分，包括制策和进策的制科为第二部分，表、疏、札子、状、制、书、启等奏议文为第三部分。

明代《四书》义与经义考试文章规范了结构和内容，考察的核心能力是对儒家经典的敷演传注、理解应用。八股文基本成型后，投机取巧的应试套路随之出现，关于写作技巧的指南、秘诀、要诀书籍层出不穷，发展到明中后期，不可避免地导致时文空疏不实。归有光在《文章指南》开篇第一则便论述了义理、才识之于文章的重要性，真正胸有成竹的举子应当“援史融经”，力求达到融会贯通以致浑然一体的境界，反之，不从根柢上下功夫，缺乏扎实的经学、史学、文学学养支撑，以剽窃字句为术，观点对策便缺乏深度与广度，仅是泛泛而谈，无益于事。因而考生要想在科考场上脱颖而出，必要“手扶云汉”“气高天下”，必要对前哲典刑了然于胸。在《文范》的框架中对应的正是论及志林部分，其中包含苏轼的史论、书论、试论、论解等多种论述文章，大量明用、暗用经书文字，出典入史，滋味醇厚，是有理有据且才华四溢的论述典范。学习此类文章，既有助于把握书义、经义，积识养气，同时也能学习苏轼文势澎湃而又章法圆转的行文风格，可谓一举两得。

《文范》的第二、第三部分的大部分文章实际属于“公务文书”的范畴，即在政府事务中产生并直接作用于政府事务的文章。第二部分“制科”类直接对应的是策体考试，收录的是前辈的满分“高考作文范例”，不做赘述。剩余的判语、诏、诰、表的写作相当于官场上的应用文考试，考察对执法、行政的疑难问题进行判断处理的能力，考察对历史、政局、以及与题目相关的诏令、制度、法律等的了解程度。

第三部分收录的主要是苏轼为官时所写的公文，承担向皇帝、上官、同僚阐述观点、提出建议、传达思想和感情的功用，需要为官者在本职工作中进行深厚的积累和揣摩，对于即将走向仕途的举子而言，非但在积累文辞和具体观点、锻炼思维方式上有所帮助，更在工作能力和沟通技巧培养、甚至在人生走向上能给予一定的指导。

综上所述，科举考试题型设置的客观背景，以及苏文与考试要求高度吻合的内在特征影响了《三苏文范》的文体排序：论述类题目数量最多而且在学养积淀中占基础地位，因此排位最前；策类题目数量次之，排第二；奏议类文章题目数虽和策类相同，但由于朝代已经过两次更迭，且文体形式上有较大区别——考试文体是代皇帝、代为官者发言，而所选的苏轼文则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向皇帝、向为官者作阐述，因此参考价值有一定下降，排在第三位。整体来看，从“教科书级别的标准答案”到“优秀作文”到“可参考文章”，重要性层层降低。

（二）文体占比

《三苏文范》共收苏轼文197篇，其中占比较大的有：论35篇、制科30篇、书26篇、记18篇、铭14篇、序11篇。这固然与苏轼好纵横家及贾谊之雄辩有关，他博通经史，于古今治乱多有论断，于是说理文在苏轼全集中占据重要地位。苏轼的制诰文“相时立说”，承载着思想与见解的精华，打造出了“雄深秀伟”的制文风格，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对两宋知制诰者影响深远。兼之论、制与应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文范》所收论、制科、书、序等说理文数目明显多于其他文体，加起来超过全书的一半篇幅。另外，该选本在制科类中完整收录了苏轼参与制科考试的所有文章，没有删节和筛选，并将应省试及应学士院试的试论冠于论类开头，专门用小字标注“省试二名”“学士院试”，提醒读者注意，足见该书对应试优秀文章的重视。

另外，从文章应用场合上分辨文体，《三苏文范》选录的文章大致可分为带有学问性质的阐发经义史论的“论文”、涉及政府公务活动的“公文”及私人日常往来的“私文”三类，即使在题名相同的同一文种内部，根据通信对象和通信内容的区别，也有公体、私体之分，例如“书”“启”。依上述标准，大略梳理《三苏文范》所分文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三苏文范》文体大类划分情况

该选本共计选编197篇苏轼选目，分为25种文体，其中三类学问文章，八类公务文章，十六类私人文章。从选目数量上看，“论文”和“公文”以较少的类别，占据了较大的份额。不同于单纯的文学艺术给人以精神的愉悦与美的享受，论文与公文讲求说理清晰，经世致用，因而在为举业而生的选本中自然有它们的一方天地。

三、选文倾向

（一）与成长历程不吻合

《三苏文范》凡例中明确说明了选目分级的标记：“题首三圈者上上选”，“题首两圈者上选”，“或一圈或三点次选”。对文章的格调、境界、成就进行区分标示，直接传达了选评人对苏轼文章的评价，分级情况可以传递该书的选评倾向。

清人王文诰把苏轼一生的创作分为八期：编《南行集》和签判凤翔、熙宁还朝、倅杭守密、入徐湖、谪黄、元祐召还、谪惠、渡海，总体经过了初入仕途及两次“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以此生平分期结合作品编年①本文作品系年主要参考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11年版。考察《三苏文范》评为上上选的文章，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三苏文范》上上选篇目与生平分期交叉情况

该选本苏轼选目中，共111篇上上选，60篇上选，26篇次选。由表3可知，近一半上上选篇目集中在第一个时间段，即苏轼应科举考试及初入仕途阶段，尤其与应试密切相关的论类到启类的十类文章密集分布多篇上上选，其中绝大多数为应考时所作，是最体现“近举业者”标准的作品。总体而言，应考及在朝期的上上选文章多于外任及贬居期。而第一次外任贬居时期的上上选文章显著多于第二次，整体呈现出随年龄增长不断减少的趋势，仅元祐召还期有所回温。

《文范》展现的发展趋势与王文诰对苏轼创作历程的划分截然相反。王文诰称苏轼一生中经历了由《南行集》编撰前“全用老苏家法”的模仿到渡海后“全入化境，其意愈隐不可穷也”的过程[10]，其中熙宁还朝、谪黄各为一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千锤百炼、融会贯通的过程。宋人韩瀊评价苏轼道：“苏子瞻自《雪堂》后，文字殊无制科气象”[11]，也即是说，直到元丰五年，将近知天命之年的苏轼谪居黄州作《雪堂记》时才积累了足够的才气，文字逐渐成熟，笔力渐入化境，方能摆脱生员习气，自成一大家。宋孝宗称赞苏轼：“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12]，初出茅庐、年轻气盛的时期自然不会是苏轼文学创作的巅峰期，但却会是命途坎坷且深受儒释道哲学熏陶的苏轼一生中最意气风发、最积极进取、最能焕发儒家经义光辉的阶段。正是在谪黄时期，在他的心中佛老思想日益浓厚甚至占据主导地位，使他的文字意蕴深厚，却未必符合上位者的需求。

《三苏文范》作为一本科举选本，没有完全持文学标准选文，而是更贴合科举要求选文，选家更在意那位在科场上笑傲群雄的“百年第一”苏子瞻，而并不在意那位真实鲜活的东坡居士，不在意他在悲苦和旷达、出世和入世、消沉和豪迈中挣扎的人生感慨，不在意他在山水风味、趣闻轶事中排解苦闷的逐客心理，拒绝选录抒写个人情志的作品，于是出现不符合成长规律的选录倾向。

（二）实用文体层次丰富，文学文体去粗存精

由于《三苏文范》目录包含大量内容，仅根据选目数量及排序判断选文倾向是片面的。根据选目数量、内容分类、等级划分情况作综合分析，可见《三苏文范》文体概况，如表4所示。

表4 《三苏文范》文体概况

对全书而言，《文范》呈现优先选择上上选篇目的倾向，那么为什么还要收录其外的上选、次选篇目？哪些文体囊括三层分级呢？由表4可见，仅有论、制科、书、铭、志林、表、启、祭文八种文体同时有三层分级。通过表1可见，可以说有次选篇目的文体大概包含了三个层级的文章（只选取了一篇文章的“诵”“引”两类除外）。正如钟嵘《诗品》以广阔的眼光和气魄将历代诗人一百二十二位甄明优劣，分置三品，思深而意远，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此有对比、有联系，方能别其优劣，见其高低。文学无定法而有定法，选本是体现理论主张的有力形式，不通过看具体的作品就无以充分理解文学创作的宗旨和技法，无以产生具体、感性的印象。因而，编选者为此八种文体留下上中下三品文章，正体现了《三苏文范》对该部分的重视，希望生员借此充分体会并学会甄别该文体的境界高下，把握撰文的精髓。

与科举相关的论、制科、志林、表、启在上文第二部分中已有说明，不再赘述。此处提醒我们关注书、铭、祭文三类新出现在视野中的文体。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13]，奏议、书论、铭诔与诗赋一起组成了当时的文学主流形态，可见它们已经足够承载文人士大夫工作、生活各方面的需求，是最常用、最实用、最需要掌握的文体，而《文范》的八种重点文体正与前三者构成跨越千年的对应。时至明代，文体分辨著作层出不穷，文章体裁越来越丰富，评判标准越来越细致，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将文体分为一百二十七种之多，然而《三苏文范》用三分品论法揭示出在明代教师与生员眼中需要重点学习的对象，仍是最具有功利性的这八体。

而反过来考究，选用上上选、上选篇目的文体往往是以下两种情况：选目较少的文体，或是文学价值较高的文体，后者例如记体共选18篇文章、碑体4篇文章、赋体4篇文章均是所有入选篇目都被评为上上选。在中国古代对文章的批评中有“文”与“笔”的分别，实用类文体多教人如何写作一篇言之有物的文，此后的记体、赋体等“杂文”则是胜在优美的辞藻，教人学文采。结合表3可见，所选录的此三体文章大多集中在离开朝廷谪居时期，正与上文第一点所述相合，《三苏文范》因其“近举业者辑”的特性更侧重收录苏轼早年的作品，而对于艺术性、思想性达到较高成就的文学作品，《文范》则进行了严格的筛选，留下了最为璀璨的精品。

四、结语

《三苏文范》在选文分类、结构、倾向上展现出一以贯之的“近举业者辑”特征，对此进行探讨可以了解明后期科举类古文选本的模式。科举考试将古文与时文联结在一起，科举类古文选本的出现和流行，正是将古文与时文关系具象化的重要载体。明时文坛复古主张盛行，苏轼作为唐宋文中的佼佼者被高度关注，相关选本汗牛充栋。《三苏文范》选目充分展现了发挥古文经世价值、用古文满足科举之需的观念，从积极的方面说，这种以理为宗、文道并重的选文观体现出以时文眼光选古文、以古文笔法作时文的积极态度。科举类古文选本的兴盛，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桐城派“以古文为时文”的先河，但同时也难免导致文本意蕴流于浅薄，为人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