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  键  词】出版业;发展趋势;现实挑战;出版强国

【作者单位】欧大伟，海南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4.007

“十三五”时期，我国出版业发展成绩喜人，不仅在政策引领、市场需求、技术赋能等作用下进一步推进了融合出版、精品出版，还通过创新运营、跨界协作基本实现了从传统图书出版向现代文化生产转变的目标。但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冲击给我国出版业带来了种种严峻考验：生产运营的多个环节受到挑战，尤其是线下营销停摆对一些中小型出版机构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破围发展是当前每一个出版人需要深思的问题。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出版业探索新出路的关键时期。2021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关于组织实施出版融合发展工程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旨在以出版融合为有效抓手，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打造一批示范样本，引导带动全行业深化认知、提高站位、主动推进，实现转型升级发展目标。

文章以《通知》的具体要求为指向，结合《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北京开卷）、《2020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等权威报告的调查结果，从趋势和挑战两大层面对新时期我国出版业的当下和未来发展进行科学、客观、全面的观察，并通过聚焦热点话题，为行业发展提出合理建议。

一、新时代我国出版业的发展趋势

1.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我国出版业将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2020年10月中宣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以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建设书香社会”号召，这为出版业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加强内容引领和增加优质产品供给提供了有效参考。2020年11月，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正式公布，并于2021年6月1日起实施。新修的著作权法进一步契合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对有声读物等数字作品的内容版权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能有效规范数字出版市场无序、混乱的恶性竞争和内容同质化等现象，是出版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此外，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纪念时间节点，中宣部办公厅印发通知，明确2021年主题出版五方面选题重点，其中包括“聚焦主题主线，大力营造共庆百年华诞、共创历史伟业的浓厚氛围”[1]，这也意味着党史教育主题出版工作将是出版业现阶段的主攻方向。2020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布了《出版物鉴定管理办法》，开展了图书“质量管理2020”专项整治工作，这对强化出版业的质量全流程管理和规范出版业的内容生产标准发挥了重要作用。

2.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我国出版业将保持多元化发展态势

一是数字阅读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为出版业务拓展和效益创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当下，数字出版仍是各地出版机构持续发力、重点布局的核心方向。2021年4月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已达351.6亿，增长率达21.8%;数字阅读用户规模为4.94亿，增长率为5.56%;其中人均电子书阅读量9.1本，人均有声书阅读量6.3本，人均纸质书阅读量6.2本。2021年4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对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等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81.3%，移动阅读是主要趋势。在此背景下，新时代的出版业将持续推进纸电声一体化融合发展，满足用户市场的多元需求，加速传统出版业进阶。

二是深入细分市场领域，为出版业的双重效益提升创造更多可能。除前文阐述的主题出版外，新时代出版业在教育出版、大众出版、专业出版等细分领域也将收获更多成效。从教育出版层面看，截至2020年底，我国普通高中三科统编教材已覆盖20个省（市、区），且教育部明确提出“2022年前将实现所有省份全覆盖，到2025年实现所有年级全覆盖目标”;中等职业学校的三科统编教材编制工作也正式启动，这为教育出版领域的市场业务拓展提供了有利参考。从大众出版层面看，北京开卷发布的《2020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图书市场“下沉”压力骤升，但经典文学类、学习刚需类、心理疏导类、少儿市场类以及影视改编类图书依然保持稳定增长态势，这对我国出版业调整大众市场策略和具体业务结构有重要启示作用。从专业出版层面看，未来专业出版市场将继续保持以中央部委所属出版机构为主，地方科技出版社、专业大学出版社和综合出版社为辅的发展格局。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文创市场大热，出版业在文创领域的发展布局也将进一步深化，将以更多既有内涵又有“颜值”的文创产品赢得消费市场青睐，实现“叫好又叫座”的目标。

3.在技术赋能的作用下，我国出版业将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

新兴技术的融合应用为出版业的内容与形式创新、平台与渠道构建、供给与需求匹配提供了全新可能。从内容与形式层面看，随着人工智能、AR/VR、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融合赋能，出版业的内容表达已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载体，还在电子出版、有声出版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了全媒体出版形态。如2021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策划并制作了“百年大党正青春”全媒体党课，并于6月1日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人民网上海频道、阿基米德APP、学习强国、看看新闻等多渠道、多平台分发。从平台与渠道层面看，在技术、内容、数据等要素的合力作用下，出版业的平台化创新成为重要趋势。截至目前，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教育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等新型出版集团已经相继成立了融合出版重点实验室，北大方正和江苏凤凰新华印务共建了中国云出版CCPP平台等，这些举措为深度融合出版提供了强大的平台保障。随着5G、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短视频、直播逐渐成为出版业开发运营渠道的新方向，如2020年6月至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基于“红色起点”系列主题出版物在腾讯视频举办的“众说周知——作家眼中的红色起点周周谈”直播活动，六期节目直播观看人数突破了271万，流量变现成效显著。从供给与需求匹配层面看，由于技术强势赋能，出版业的内容形态与体验场景也愈发多元，未来出版业将朝向智能出版方向发展，提供更多知识以及阅读新场景。总之，在全球技术创新高峰期，出版业将以更多新形式、新手段、新场景为依托，促使自身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新時代我国出版业面临的挑战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蕴含着诸多发展机遇，但也给出版业带来了一些风险挑战，出版业只有高度重视，进行针对性布局，才能实现转危为机的目标。

1.来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考验

西方国家采取的文化贸易等打压措施，导致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化交流与合作面临新的任务和难题，这种现象不容轻视。在此背景下，要想进一步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出版影响力，出版业需要在内容、形式、渠道、平台等各个方面进行系统升级，从科学、学术、商业等领域发掘新合力，为国际出版贸易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强力支持[2]。

2.来自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新挑战

尽管我国目前已经进入新冠肺炎疫情的常态化防控阶段，但疫情仍对国内出版市场造成了严重影响。北京开卷发布的《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5.08%。据悉，目前大多数出版机构仍然存在开工不足、业务量下降、实体阅读空间闲置、书业市场活动受限等问题，除出线上出版保持高速发展外，整个出版业仍处于恢复期。以2021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为例，不仅举办时间一再推迟，参加人数也由10万人压缩至2.4万人，规模不到往届的1/4。因此，出版业仍要关注疫情变化，以相对灵活的发展策略，促进自身的平稳进阶。

3.来自市场需求变化中的新风险

数字阅读风潮给出版业的在线出版业务流程构建和线上阅读场景开发带来冲击。如何加快传统出版业的转型升级，围绕线上阅读市场新业态构建全新的在线出版业务体系，成为新时代出版业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除了在线出版业务，文旅、文创等业务还未实现产业集聚效应，尽管发展红利期仍在，但发展路径、运营模式还需进一步完善，这也是未来出版业转型发展、业务升级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之一。

三、新时代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建议

1.从宏观层面看，深度融合发展是有效策略

从宏观层面看，以政策引领为前进方向，以跨界协作为具体路径的深度融合发展是出版业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有效策略。

一方面，出版业应积极配合国家政策落地制定相应的灵活发展方案。在“十三五”开局之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旨在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了《关于组织实施出版融合发展工程的通知》，并明确提出“系统性推进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对比来看，从“推动”到“推进”，从“融合发展”到“深度融合发展”，国家相关部门的政策引领始终是持续促进出版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规划下，无论是国家级出版集团（机构）、地方级出版集团（机构）还是新兴出版企业，都应围绕深度融合展开全面规划，以期盘活优势资源，实现内容、渠道、平台、市场、用户的融合互通，为自身的转型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增强市场活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稳步前进。

另一方面，加快跨界协作，以优势互补促进多方互利共赢是出版业务升级和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出版集团（机构）与技术型企业（科大讯飞等）合作、与互联网内容平台（喜马拉雅等）合作、与媒体（广播电视机构等）合作，抱团取暖、携手共进已成为常态。2021年5月，青岛出版集团旗下的青岛城市传媒与央视频融媒体发展有限公司旗下的央视娱乐传媒达成合作协议，未来将在融合出版、IP开发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以期通过优势互补在新时期发挥更强的社会、经济、文化服务作用。此外，打造一批新型出版集团，发挥“旗舰型”企业的引领示范作用，提升我国出版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号召力、影响力，是出版“走出去”和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目标。如近年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携手旗下多个出版社深耕主题出版、大众出版、专业出版、教育出版等领域，以各类精品工程和重大项目为依托，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机遇，不仅促进了自身从单一图书出版机构向多元文化服务平台转型发展，也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中国故事的国际讲述发挥了重要作用。

2.从微观层面看，建立综合发展机制是科学策略

从微观层面看，以全媒体出版为主要发力点，以文旅、文创业务为新兴增量的综合发展机制是出版业应对市场需求新变化的科学策略。

首先，借助技术赋能和媒体融合加速全媒体出版体系构建是新时代出版业服务当代发展大局、顺应线上市场需求的前提。为了凸显“建党百年”重大历史时间节点的重要性，学林出版社在打造《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一书时，采取了纸电声一体化出版模式：在纸质书出版发行之际，联合喜马拉雅同步上线有声书，读者只需通过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便可实现在线悦读、悦听。不仅如此，学林出版社还与科大讯飞联合开发了“云展厅”，将新兴技术与《文献中的百年党史》有效结合，读者只需通过电子屏或VR眼镜便可获得沉浸阅读体验。此外，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等也在全媒体出版领域取得了不俗成绩，为优质内容产品的在线分发和基层“下沉”、出版机构的效益创收和品牌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立足自身优势，加快文旅、文创市场业务的创新开发是新时代出版业延伸自身产业链、获取新效益的重要路径。在2020年11月举办的第三届长三角文博会上，安徽出版集团以“文化+”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在数字出版、数字教育、数字文化公共服务、文化创意和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优秀项目及产品，该集团打造的“黄山中国书画小镇”重点文旅项目，为出版业深入文化产业市场细分领域提供了新范本。此外，随着“出版+文创”之风渐起，传统出版社的文创产品开发推广已成常态，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不仅开发和打造了一大批深受市场消费者喜爱的优质文创产品，还立足自身特色创建了“人文之宝”“逗好”等文创品牌，为自身的业务拓展和效益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持。当然，目前的“出版+文创”还处于“小打小闹”阶段，产业集聚规模尚未形成，发展红利期仍未结束[3]。因此，各出版机构在入局前要充分做好市场规划，强化行业内外部的共同合作，结合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体平台的创新推广完善自身运营体系，从而实现双效最大化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全媒体出版和文旅融合、文创开发并不是独立的业务体系，而是出版业融合转型下的“多位一体”发展新业态。

|参考文献|

[1]柳斌杰. 开启出版强国建设新征程：2021年中国出版业机遇与挑战[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1-04-06.

[2]许惟一. “十四五”开局之年，出版业需要关注的八个话题[N]. 国际出版周报，2021-03-22.

[3]任丽芬，樊竹筱. 抓准文创契机，促进长效发展：传统出版社文创产品的设计与运营浅析[J]. 出版广角，2021（1）：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