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鹏 任洪浩 余劲

摘 要：易地扶贫搬迁是“十三五”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目前，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全部搬出，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目標，而农户是否由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陕南三市1 250个农户数据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考察搬迁农户的主观幸福感现状。以因子得分系数为权重计算隶属度并与模糊集运算的标准交、弱交、标准并及简单算术平均、加权平均等五种加总规则求得的隶属度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8个子系统的初级指标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补偿关系。进一步计算显示，农户生活满意度综合得分处于“一般”偏上层次，其中社会资本得分最高，参与权实现的满意度最低。最后，通过象限图考察8个子系统的满意度及其重要度分布，结果显示：搬迁安置房状况和政府公共政策是提高搬迁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参与权实现、经济状况和工作状况是阻碍其生活满意度提高的重要原因，这几个方面应该成为提高后搬迁时期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着力点。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验证性因子分析;模糊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1）05-0113-15

收稿日期：2020-12-28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1.05.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3208）;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2017YFE0181100）;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作者简介：时鹏，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易地扶贫搬迁与农户减贫。

引 言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成功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凸显，贫困问题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突出的“短板”，生存环境恶劣地区人口的贫困问题则是“短板”中的“短板”。十八大以来，扶贫攻坚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心工作”，易地扶贫搬迁是其中的“头号工程”，目标是实现近1 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搬迁安置，使他们从根本上脱离贫困产生的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环境，实现稳定脱贫，共享发展成果[1]。

目前，易地扶贫搬迁“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2]，农户基本的生存、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3-4]，逐步进入生活方式多样化阶段。然而，压力型行政体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所内含的“扶贫军令状”式治理逻辑导致了搬迁过程中的策略性行为和执行偏差[5]。具体而言，搬迁出现了部分“重搬迁、轻扶持”“重数字文本、轻脱贫质量”“重工具理性，轻生活逻辑”的现象，搬迁后，农户面临着社会环境和生计手段两个方面的适应和融入问题[6]。面对易地扶贫搬迁和“后搬迁”时期农户接续发展的资金和土地困境，很多地方在实践中要求农户永久地退出宅基地，造成了政府与农户之间新的紧张关系[7-8]，这些问题都给政策接续和农户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调查中发现，政策的客观效果与农户的主观评价出现了“反差”现象，虽然搬迁农户已经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大部分农户实现了“能致富”，但单纯的脱贫评估是否意味着搬迁农户拥有了更高的生活质量，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这些问题依然存疑。研究表明，单一的收入增长并不是农户主观幸福感提高的原因[9-10]，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的农户生活质量的提高才是提升搬迁农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根本途径，从农户主观幸福感的视角进行搬迁政策效果的评价应该更加全面和准确。

关于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研究中，有几种相似且交替使用的概念，主要包括主观幸福感[11-12]、主观福祉[13]、生活质量[14]、生活满意度[15]等。为了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文献的梳理予以区分。主观幸福感指人们对生活整体的主观评价，包括认知评价（cognitive）和情感因素（affective）[16] 。生活质量指人们生活的舒适度、便利度以及精神乐趣[20]，既反映了社会成员对其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满意程度，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14]，它通过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反映其关键信息。生活满意度被认为是主观幸福感的认知部分[17]，其对主观幸福感的方差解释占比超过了情感因素的贡献[18]，进一步分析表明临时获取的瞬变信息如被访者的情绪等背景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很小[19]。因此，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生活满意度是主观指标的重要组成部分[9]，研究表明，以收入为代表的客观生活质量仅能解释15%的农户生活质量，而主观指标例如生活满意度等能解释70%～80%[21]。综上所述，无论是衡量搬迁农户的主观幸福感或是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都是合理且重要的指标。事实上，使用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替代变量，也符合众多学者的惯常做法[11]，本研究亦采用了这一做法。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主观幸福感及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主要包括相关概念的界定[16，22]，主观幸福感的内容、结构与测量[18，22]，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11，23-29]以及产出效果[30]等方面。在主观幸福感内容的构成与测量方面，Rostow认为生活质量的提高体现在生活环境的美化以及社会教育、卫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务、社会治安等条件的改善[31];Day则从家庭关系、健康状况、娱乐休闲等14个因素出发，分析了美国居民的生活满意度[32];Chen等建立了由个人事业、住房、生活环境、社区、经济状况、所在区位和公共设施等7个子系统构成的中国集中居住区农户的生活满意度[23];胡荣华等构建了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指标体系[15]。由于被研究者所属群体、文化以及环境的差异，上述研究中满意度子系统、测量指标以及加权权重均存在差异。另外，已有研究群体以城市居民为主，对农村居民的研究比较少，而少量研究农户生活满意度的文献中将农户作为均质整体进行分析，对特定群体农户的研究很少。

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的演进逻辑与执行过程[3，33-35]以及政策的地方实践、问题与导向[7，36-37]，搬遷农户的识别及政策效果[38-44]等方面。总体而言，在易地搬迁对农户影响的相关研究中，对搬迁户客观生活质量关注的较多，而分析搬迁农户主观生活质量的文献很少。搬迁之后，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生计方式、社会交往、住房条件、公共设施与服务的可及性等都发生了超边际的改变，影响农户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也变得复杂和多维。因此，只对农户收入等客观减贫效果等进行评价，只注重政策实施效果而忽视政策执行过程对农户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方案难以全面反映农户真实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上所述，本文基于陕西省南部地区8县1 250个搬迁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根据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已有理论、指标设计和评价方法，结合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及搬迁农户生活满意认知的实际进行定量分析，尝试作以下研究贡献：第一、构建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二、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搬迁农户整体生活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价。第三、对搬迁户生活满意度子系统进行优先序评价。进而为提升搬迁农户幸福感、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和接续推进减贫工作提供政策启示。

一、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主观幸福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以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替代变量符合理论逻辑和学者的惯常做法。指标的选取一方面遵循指标设计的系统性、独立性和可行性等一般原则，另一方面，尤其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搬后生活的特点。首先，基于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共性特征建立基本指标体系;其次，加入反映搬迁农户群体的个性化指标。考虑到易地扶贫搬迁的主要目标是脱贫减贫，因此将家庭经济状况纳入指标体系之中;搬迁安置房状况是影响搬迁户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方面;易地扶贫搬迁是农户家庭面临的重大事项，因此农户参与权实现状况也成为体现农户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重要维度。本文选取经济状况、搬迁安置房状况、社区生活、居住环境、工作状况、社会资本、政府公共政策和参与权实现状况等8个维度来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活满意度。

家庭经济状况。收入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尽管其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有时甚至产生负向影响[24]，但普遍观点认为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多提高自身福祉的选择机会[25]，对于搬迁农户而言，其本身收入水平就很低，收入更是决定其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因素。首先，农户的农业收入可能会减少。搬迁后，由于耕作半径增加及失去粮食贮藏和禽畜养殖场所，导致农地经营收入和畜牧业收入降低。其次，非农收入可能会增加。搬迁后，农户将原有林地、耕地进行流转或以股份形式加入合作社或平台公司，增加其资产性收入;通过技能培训进入安置区附近的企业等增加其工资性收入;通过宅基地退出形成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增减挂钩”盘活，提高农户的转移性收入。第三，生活成本及支出增加。搬迁后，原来通过自给自足就可以满足生活需要的米、面、油以及瓜果蔬菜等日常消费品现在需要市场购买才能获取，生活成本大幅上升;另外，虽然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建房成本，但与新的居住模式相关的其他费用也相应提高了，如添置家具，水、电、煤气、物业费等费用相应增加。总体而言，搬迁农户收入的变化来自于生计结构的调整和生计方式的非农化，而其变化方向是不确定的。因此，本文选取农户对生计方式转化的风险评价、收入纵向比较、生活成本评价和整体收支状况评价四个指标反映搬迁农户的经济状况。

搬迁安置房状况。住房是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45]。安居乐业在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中根深蒂固，无论其身处何地，拥有住房是其优先选项，尤其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更是如此[27]。住房除了满足农户基本的生存、生活需求之外，农户越来越注重房屋的视觉感受和舒适程度。易地扶贫搬迁首要的是改变了农户的居住条件，因此搬迁安置房状况是构成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评价的重要方面，反映搬迁安置房状况的指标主要有：住房面积、房屋材质、家具家电与装修、债务（自筹成本）可负担性、厨卫暖网配套以及搬迁安置房是否进行产权登记等易地搬迁客观上极大地改善了搬迁农户的居住条件。调研中发现，农户对搬迁安置房的整体评价普遍比较高，且两者之间高度相关。基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在指标选取中，除债务负担基于农户的主观评价外，其他安置房子系统中初级指标取值由搬迁前后对应的客观值差异的极差进行四等分计算得出。其他子系统中个别指标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下文不再赘述。。

社区生活。搬迁之前，农户住房大多是独门独户，较为宽敞。搬迁之后，原来清新优美的田园风光被集中居住社区所代替，社区公共环境替代了原先的个人空间，不同的生活习惯使得邻里关系发生改变，有时甚至产生邻里矛盾。高层住房对搬迁农户社会交往形成的障碍既是物质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走门串户比搬迁之前减少很多，甚至不少受访农户表示从不串门。邻里信任可以带来邻里之间的合作和互帮互惠行为，在农户遇到风险时，作为一种非正式的保险而存在，进而提高农户的满意度。因此，社区生活方面选用邻里关系、邻里信任、社区治理、邻里互助和休闲娱乐等5个指标反映社区的生活质量。

居住环境。易地扶贫搬迁一般由偏远的村庄搬至乡镇政府所在地的集中安置点或搬至县市城镇周边，农户的居住环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调查中发现，部分安置社区环境卫生状况差等引起了搬迁农户的怨言，这些因素主要是农户的主观感受和认识程度，从而影响到搬迁户的主观生活质量，因此居住环境方面选择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生活环境和便民设施4个方面反映搬迁户的居住环境满意度。

工作状况。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搬迁后农户无法继续从事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面临着生计空间重构和生计方式的非农化转变。易地扶贫搬迁尤其注重搬迁户的就业问题，通过支持引入劳务经济、现代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探索资产收益扶贫，开展家政、电工、挖机、烹饪等劳动技能培训确保建档立卡搬迁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至少1人实现就业。本文选取非农就业状况、工资水平、技能培训和职住距离等4个指标反映搬迁后农户的工作状况。

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状况体现了农户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取决于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信任以及获取信息的便捷度[28]。农户在原住地的生活是田园式的，主要依赖于以地缘和血缘形成的社交关系。当农户由分散居住的村庄搬迁到集中居住的城镇社区，其原有的社会网络式微，迫切需要他们在新环境中建立以“业缘”等为基础的新型社交网络[46]。本文选取是否被他人歧视、与他人的沟通情况和对他人的看法3个指标来反映农户面临的社会资本状况。

政府公共政策。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结合搬迁农户的生产生活实际，本文选取商贸条件、生产环境、教育质量、医疗资源、文娱设施、交通条件、信贷环境和政府相关支持与救助等8个指标反映搬迁户对政府公共政策的满意度。

农户参与权实现状况。作为易地扶贫搬迁的主要参与者，农户的生产和生活通过搬迁得到了巨大的改变。在搬迁过程中是否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谈判权等权利关系到政策的优化和农户的满意度。搬迁的过程涉及政策的宣传、项目选址、搬迁安置模式的选择以及搬后的拆旧复垦等环节。本文选择搬迁政策的相关信息获取、搬迁安置方式的自主选择、项目选址规划的农户参与、拆旧复垦的自主选择和宅基地退出政策信息获取等5个指标体现农户的参与权实现状况。

最后，根据上述8个方面的特征选择了相应的39个三级指标（见图1）。

二、调查与样本

（一）问卷设计及调查实施

本文使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测量问题项，这种方法可用来测度主观判断问题且便于进行定量分析。课题组首先进行了摸底访谈和预调查，根据农户反馈和专家意见对原始量表进行三轮讨论和修正，确保了量表题项的有效性。根据农户回答，1为“非常不满意”或“非常不同意”，2为“不满意”或“不同意”，3为“一般”，4为“满意”或“同意”，5为“非常满意”或“非常同意”，用来反映搬迁农户各个维度的满意度;填空题和开放式问题主要是调查对象的家庭人口信息、土地利用、农户生计、收入支出、移民搬迁、宅基地腾退复垦等。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于课题组2017年12月～2018年1月对陕西省汉中市、安康市和商洛市开展的易地扶贫搬迁专题跟踪调研。此次调查以结构化的入户问卷调查为主，以半结构化的访谈作为补充。调查样本的选择过程：由省搬迁规划，在陕南三市中随机抽取调研县;每个县随机抽取2～5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30～60个农户，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结合以确保样本数据的科学性和代表性。调查对象为年龄在18～70岁的户主或户主配偶，调查内容涉及农户的家庭人口信息、土地利用、农户生计、收入支出、移民搬迁及宅基地腾退等相关情况。共获得有效问卷1 712份，本文重点研究已退出宅基地的搬迁农户，因此最终进入实证分析的样本为陕南3市8县1 250户搬迁农户数据。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调查结果显示，已完成搬迁的1 250户农户中，平均年龄为50.32岁，高中及以上学历仅占8.16%，75.36%的受访者仅有初中和小学学历。有70%的农户原居住地位于深沟或者山坡上，原有房屋为土木结构的占到66.08%。2017年人均纯收入在5 000元以下的占样本34.88%，可以看出，农户整体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居住及生产生活条件较差，贫困程度深。生活满意度评价方面，分别有66.24%和9.68%的搬迁户对目前整体生活状况的评价为“满意”和“非常满意”，但仍有7.2%的农户对搬迁后整体生活的评价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三、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统计分析

（一）问卷项目分析

1.独立样本检验。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用于判断不同农户反应程度是否可鉴别[15，47]。根据量表总分得到排序前300的高分组和后300的低分组，采用Mann-Whitney U法检验，结果显示，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所有题项均拒绝原假设，因此认为调查对象的反应程度具有鉴别度，可用于下一步的统计分析。

2.信度分析。Cronbachs α系数是衡量信度的一种有效方法，其系数值大于0.7表示高信度，而在使用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时，Cronbachs α系数不小于0.6即可以达到要求[48]，小于0.6时，则需要改进研究工具，改善量表。本文中，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712，说明问卷信度较高，可以认为调查结论是可靠的[49]。

（二）模糊综合评价

1.模糊综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的模糊概念，如同其他社会科学概念一样，在理论的界定上是两分的（dichotomous）或者有序的（ordinal），部分文献以语言属性（linguistic attributes）（如好坏、贫富等）来表达其内涵。然而，在实践中，它们之间并非具有明确的界限，而是一个渐进的转换过程[50-51]。本文中，就搬迁农户对于搬后生活的认知评价而言，农户的判断很难确定是“满意”或是“不满意”，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分割标准，因此建立在精确集合（crisp set）基础上的传统的评估方法并不适合解决此类问题，而最早由Zadeh提出的模糊集理论（fuzzy set theory）可以较好的处理非精确概念、多因素、評价标准为定性区间形式的问题[52]。

一般地，当X代表一个全集，隶属函数设为μA，则模糊集A可以定义为

μA：X→[0，1]  （1）

式（1）中，[0，1]代表从0到1的区间，当μA （x）=0时，表示x∈X不属于集合A，当μA （x）=1时，表示x∈X完全属于A，而当0<μA （x）<1时，则表示x部分属于集合A。合适的隶属函数的设定取决于研究的应用场景和所选择的指标类型，一般有直接法和间接法两种技术：前者主要应用于分类变量，后者主要应用于定距变量。我们研究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满意度，借鉴Neff农户主观福利研究中将满意度指标采用直接法进行隶属函数设定的做法[53]，非常满意=1，满意=0.75，一般=0.5，不满意=0.25，非常不满意=0。

初级指标隶属度如何加总得到上一级指标隶属度是涉及到权重选择的关键问题，在模糊数学中，最常见的模糊集合加总算法见表2。

注：（1）均值计算中，当α=1，为简单算术平均数;当α=-1，为调和平均数;当α→0，为几何平均数。（2）加权平均求和规则中，本文采用Cheli 等[54]提出的权重设定方式wj=-ln1n∑i μij ，这种权重设定形式的一个特点是赋予隶属度较差的维度以相对较高的权重，往往更加符合研究的实际。

一般地，任何一种n（n≥2）个模糊子集加总运算的函数可定义为：

h：[0，1]n→[0，1]  （2）

式（2）应用到n个定义在X上的模糊集B1，B2，…，Bn，加总的隶属函数h则表示为由每个模糊子集对应的隶属度所表示的函数形式：

μB （x）=h（μB1 （x），μB2  （x），…，μBn （x））（3）

可见，式3中，模糊集的交、并算子是一般化加总函数的特殊形式，用b1，b2，…，bn 代表分别隶属于B1，B2，…，Bn 的隶属度，则在不同类型的加总规则下，存在如下的关系式：

min（b1，b2，…，bn）≤h（b1，b2，…，bn）≤max（b1，b2，…，bn）  （4）

进一步地，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可以表达为分解式：

B=CοR=（b1，b2，…，bn）  （5）

式（5）中，B、C、R分别表示评价集合、权向量和模糊关系矩阵，o为模糊运算符，本文采用M（·，+）算子，即定义bj=∑m i=1ci rij ，∑m i=1ci=1，bj 为评价j的隶属度，ci 为初级指标i的权重，rij 是初级指标i对评价j的隶属度。

因此，表2中所示的模糊交和模糊并算子是上述一般化加总函数的特殊形式。值得一提的是，标准交算子意味着加总运算中初级指标之间不能相互补偿（compensation），只考虑最差的维度，其意义在于如果某一个维度的满意度很差，则另外一些维度再好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标准交算子可以理解为代表了最差的满意水平，代表农户至少有一个维度不满意的隶属度;相反地，标准并算子意味着农户某一特殊领域满意度的初级指标之间可以相互补偿，且标准并算子更加凸显了满意度较高维度的指标，代表搬迁农户至少有一个维度达到或接近完全满意的隶属度水平，代表了最高的满意水平;最后，均值或者加权平均算子描述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

2.指标权重的确定。权重结构的选择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是模糊评价的关键，前者的缺点是常常采用先验的或者主观性太强的指标，不同分析情景下的适用性存疑，对专家的依赖度较高;后者的权重选择是由数据驱动的不相关的因素，常被归类到同一个公共因素项下，而研究者无主动性。本文借鉴胡荣华等的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确定权重，主客观相结合的同时反映问卷的结构效度[15]。另外，我们同时使用标准交、弱交、标准并以及简单算术平均、加权算术平均等五种算子计算各个满意度子系统的隶属度，与因子分析法中根据因子得分作为权重计算的结果进行对比，据此拟分析各个子系统初级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研究结果具有更好的解释性和应用价值。

根据各三级指标在对应子系统上的因子得分系数各个子系统的因子得分是初级指标变量线性组合的结果，因子得分系数的大小表示了各三级指标对所属子系统的重要程度，因此文中使用因子得分系数作为归一化权重的计算基础，文中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因子得分系数。，经过归一化处理得到权重，结果见表3。

为了确定各个子系统领域的满意度在搬迁农户整体生活满意度中所占的权重，本文建立了一级指标对二级指标的结构模型（如图2所示）。在适配度指标中，RMSEA为0.068，小于0.08， GFI、AGFI、NFI、CFI和TLI的取值介于0.907～0.971之间，大于0.90，均达到了适配标准。因此，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根据表3中所列权重结构计算得到二级指标的隶属度，基于上述结构模型，由验证性因子分析计算二级指标对一级指标的因子得分系数，通过归一化处理确定权重，具体结果见表4。

3.进一步讨论：因子得分与不同模糊算子加总方式计算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本文在上述以因子得分系数为权数加总计算子系统隶属度的基础上，同时采用模糊集的标准交、弱交、标准并以及简单算术平均和加权平均等五种加总方法计算子系统的隶属度，并将所得结果与因子得分法进行相关性分析。与Roche[55]选择相关性最高的求和方式进行加总不同，本文采用的是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比较的主要目的在于辨识分析各个子系统初级指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表5的计算结果显示，经济状况、居住环境、就业状况、政府公共政策以及参与权实现等5个子系统通过加权平均加总方式得到的隶属度与因子得分结果相关系数最高，加权平均假定各个三级指标对子系统的重要性不同，赋予隶属度较差的指标以较高的权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农户调查所得数据隐含的事实是：上述5个子系统中，隶属度较低的指标往往是农户更加看重的方面，而该类指标隶属度的提升会更大程度地补偿隶属度较高指标隶属度的降低。比如，在公共政策满意度方面，搬迁农户更加看重的往往是教育质量、医疗条件、社会保障等，这些方面的改善会很大程度上提高农户对公共政策的满意度。搬迁安置房、社区生活两个子系统通过简单算术平均加总方式得到的隶属度与因子得分计算结果相关系數最高，可以认为上述两个子系统的三级指标之间存在对等的补偿关系，隶属较高的维度可以补偿隶属度较差的维度，这也是与实际情况相吻合的，如搬迁安置房满意度方面，房屋材质、债务负担（自筹成本）、产权状况等都几乎对农户满意度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资本满意度方面，通过标准并加总规则得到的隶属度与因子得分法计算得到的隶属度相关系数最高，表明社会资本满意度子系统内各个初级指标之间是相互补偿的，但标准并算子更加强调初级指标中表现最好的指标，其认为只要一个指标的表现优于其他指标，则会完全补偿其他指标的不足。具体在搬迁农户的社会资本中，如周围人对农户非常尊重和友好，则即使前期农户对与他人沟通交流状况和对他人的看法均不太满意，但农户依然可以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帮助，即前者会对后两者产生补偿，农户依然可以获得较高的社会资本的满意度，这与Neff[53]的研究结论一致。

4.模糊综合评价的具体实施。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评价适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其步骤为：首先对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子系统进行评价;其次，将该层次的评价结果作为搬迁户生活整体满意度的模糊关系矩阵;最后，进行总体评价，得到整体的满意度评价结果。

本文将满意评语集合定义为：V={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很满意}。由指标满意度的概率分布计算样本对相应满意度层次的隶属度。例如，“生计方式”这一指标，1 250个搬迁户中有155个评价“满意”，因此该指标对于横向收入状况评语“满意”的隶属度为0.124 0（即155/125 0=0.124 0）。依此构造子系统的模糊关系矩阵，结合指标权重求得子系统评价结果，然后，记0≤c1≤1为“很不满意”，1

对于经济状况子系统，评价矩阵为：

B1=A1οR1=0.346 30.180 20.190 80.282 7T0.021 8  0.366 5  0.485 0  0.124 0  0.002 7 0.051 8  0.268 4  0.555 9  0.094 0  0.030 00.039 5  0.363 8  0.456 4  0.132 2  0.008 20.054 5  0.441 4  0.429 2  0.066 8  0.008 2      =（0.039 8 0.369 5 0.476 5 0.104 0 0.010 2）

經济状况子系统对评语的隶属度分别为0.039 8、0.369 5、0.476 5、0.104 0和0.010 2，综合得分为2.175 5，处于“一般偏下”的满意层次。从百分比看，认为经济状况“一般”的样本占47.65%;“不满意”的样本占比36.95%，仅有10.40%的样本农户 “满意”，“非常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仅分别占3.98%和1.02%。样本在生计方式、纵向收入比较、生活成本评价、总体收支状况4个三级指标上评价为“一般”和“不满意”的占比之和均达到80%以上，削弱了农户经济状况子系统的满意度。搬迁后，农户经济状况与预期还有一定的差距，设法增加农户收入有助于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B2=A2οR2=0.165 70.218 70.302 20.142 10.114 20.057 1T0.006 8  0.045 0  0.471 4  0.426 4  0.050 40.001 4  0.034 1  0.148 5  0.491 8  0.324 30.005 4  0.016 3  0.140 3  0.712 5  0.125 30.002 7  0.032 7  0.384 2  0.509 5  0.070 80.000 0  0.021 8  0.504 1  0.392 4  0.081 70.109 0  0.273 8  0.508 2  0.102 2  0.006 8      =（0.009 7 0.042 6 0.294 2 0.516 6 0.136 9）

搬迁安置房子系统对评语的隶属度分别为0.009 7、0.042 6、0.294 2、0.516 6和0.136 9，综合得分为3.228 3，处于“满意”的偏下层次。分别有51.66%和13.69%的农户对安置房状况“满意”和“非常满意”，评价“一般”的样本占29.42%，“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样本占比很低，仅分别占4.26%和0.97%。值得注意的是，搬迁户对产权登记“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比均是该子系统6个初级指标中最高的。且占比分别达到27.38%和10.90%，很多搬迁农户反映安置房要等几年之后才能进行房屋产权登记，心生顾虑，因此拉低了农户满意度。整体上，农户对搬迁安置房的满意度较高。

B3=A3οR3=0.254 90.317 60.082 40.070 60.274 5T0.009 5  0.070 8  0.535 4  0.309 3  0.074 90.012 3  0.054 5  0.271 1  0.461 9  0.200 30.008 2  0.091 3  0.471 4  0.287 5  0.141 70.000 0  0.268 4  0.346 0  0.297 0  0.088 60.006 8  0.015 0  0.113 1  0.437 3  0.427 8      =（0.008 9 0.065 9 0.316 9 0.390 2 0.218 1）

社区生活子系统对评语的隶属度分别为0.008 9，0.065 9，0.316 9，0.390 2和0.218 1，综合得分为3.242 7，处于“满意”的偏下层次。对社区生活“满意”和“很满意”的农户占39.02%和21.81%，评价“一般”的农户占31.69%，“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仅分别占6.59%和0.89%。但在邻里互助这一初级指标上，搬迁户“不满意”的占比达到26.84%，是该子系统5个初级指标中在“不满意”评语上占比最高的，调查中发现，部分安置小区搬迁农户来自多个不同的迁出地，加之新的相互“隔离”的居住方式，使得农户之间并不熟悉，当遇到事情需要帮忙时，预期获得资金和人力的支持有一定难度，因此降低了农户的满意度。但整体上，搬迁农户对社区生活的满意度相对较高。

B4=A4οR4=0.251 60.209 20.317 00.222 2T0.004 1  0.061 3  0.429 2  0.460 5  0.045 00.002 7  0.042 2  0.487 7  0.406 0  0.061 30.013 6  0.350 1  0.461 9  0.168 9  0.005 40.009 5  0.155 3  0.388 3  0.395 1  0.051 8      =（0.008 0 0.169 7 0.442 7 0.3421 0.037 4）

居住环境子系统对评语的隶属度分别为0.008 0，0.169 7，0.442 7，0.342 1和0.037 4，综合得分为2.731 0，属于“一般”的偏上层次。从百分比看，对社区环境评价“一般”的农户占比最高，为44.27%，对居住环境“不满意”的农户占到样本的16.97%。分别有35.01%和15.53%的农户对搬迁社区的生活环境和便民设施“不满意”，拉低了搬迁户对居住环境的整体满意度。

B5=A5οR5=0.346 40.401 40.214 50.037 7T0.066 8  0.362 4  0.306 5  0.241 1  0.023 20.074 9  0.198 9  0.482 3  0.171 7  0.072 20.025 9  0.162 1  0.573 6  0.182 6  0.055 90.001 4  0.016 3  0.513 6  0.361 0  0.107 6      =（0.058 8 0.240 8 0.442 2 0.205 2 0.053 1）

就业状况子系统对评语的隶属度分别为0.058 8，0.240 8，0.442 2，0.205 2和0.053 1，综合得分为2.453 0，属于“一般”的中间层次。对非农就业、工资水平和技能培训“不满意”的农户占比分别为36.24%，19.89%和16.21%，拉低了整体的就业满意度;而搬迁农户对职住距离的评价为“满意”和“很满意”的占比分别为36.10%和10.76%，提升了就业满意度。

B6=A6οR6=0.150 90.024 80.824 3T0.005 4  0.024 5  0.136 2  0.596 7  0.237 10.050 4  0.188 0  0.261 6  0.467 3  0.032 70.005 4  0.024 5  0.080 4  0.550 4  0.339 2      =（0.006 5 0.028 6 0.093 3 0.555 3 0.316 2）

人际关系子系统对评语的隶属度分别0.006 5、0.028 6、0.093 3、0.555 3和0.316 2，综合得分为3.645 9，属于“满意”的偏高层次。由百分比可以看出，认为人际关系“满意”的样本占到一半以上，比例为55.53%，有31.62%的農户对人际关系“很满意”，具体而言，是否受当地人排斥，与他人沟通状况，对他人的看法3个指标均在“满意”层次的样本占比最高，分别为59.67%、46.73%和55.04%，拉高了搬迁户对人际关系的整体满意度。

B7=A7οR7=0.239 60.244 20.062 50.086 80.069 40.078 70.100 70.118 1T0.012 3  0.151 2  0.596 7  0.209 8  0.030 00.017 7  0.074 9  0.645 8  0.241 1  0.020 40.000 0  0.010 9  0.268 4  0.370 6  0.350 10.025 9  0.034 1  0.290 2  0.581 7  0.068 10.013 6  0.207 1  0.451 0  0.301 1  0.027 20.001 4  0.005 4  0.126 7  0.713 9  0.152 60.006 8  0.032 7  0.103 5  0.683 9  0.173 00.027 2  0.085 8  0.485 0  0.343 3  0.058 6      =（0.014 5 0.086 4 0.451 6 0.369 3 0.078 2）

公共政策满意度子系统对评语的隶属度分别0.014 5、0.086 4、0.451 6、0.369 3和0.078 2，综合得分为2.910 3，属于“一般”的偏高层次。从百分比看，对公共政策评价“一般”和“满意”的农户占比最高，分别为45.16%和36.93%，而对公共政策“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样本占比分别为8.64%和1.45%;样本中除了对文娱设施、商贸条件“不满意”的占比分别为20.71%和15.12%比较高之外，商贸条件、生产环境、文娱设施和政府相关支持与救助4个指标评价为“一般”的农户占比最高，分别为59.67%、64.58%、45.10%和48.50%，而教育质量、医疗资源、交通条件和信贷环境4个指标评价为“满意”的农户占比最高，分别为37.06%、58.17%、71.39%和68.39%。总体而言，搬迁农户对公共政策的满意度较高。

B8=A8οR8=0.034 50.026 80.023 00.547 90.367 8T0.073 6  0.275 2  0.444 1  0.188 0  0.019 10.027 2  0.181 2  0.485 0  0.267 0  0.039 50.091 3  0.316 1  0.193 5  0.306 5  0.092 60.136 2  0.395 1  0.348 8  0.115 8  0.004 10.186 6  0.361 0  0.320 2  0.122 6  0.009 5      =（0.148 6 0.370 9 0.341 6 0.129 2 0.009 6）

农户参与权实现子系统对评语的隶属度分别0.148 6、0.370 9、0.341 6、0.129 2和0.009 6，综合得分为1.980 2，属于“不满意”的偏上层次。从百分比看，对参与权状况评价为“一般”和“不满意”的农户占比最高且非常接近，分别为34.16%和37.09%，而“很不满意”农户占比达到14.86%，“满意”和“很满意”的农户占比分别为12.92%和0.96%。总体来说，农户对搬迁相关政策的参与权实现状况满意度比较低。

最后，由各子系统模糊关系矩阵和权重结构，求得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的评价矩阵为：

B=AοR=AοB1B2B3B4B5B6B7B8=0.184 10.139 00.078 50.066 70.166 40.085 70.152 70.126 9T0.039 8  0.369 5  0.476 5  0.104 0  0.010 20.009 7  0.042 6  0.294 2  0.516 6  0.136 90.008 9  0.065 9  0.316 9  0.390 2  0.218 10.008 0  0.169 7  0.442 7  0.342 1  0.037 40.058 8  0.240 8  0.442 2  0.205 2  0.053 10.006 5  0.028 6  0.093 3  0.555 3  0.316 20.014 5  0.086 4  0.451 6  0.369 3  0.078 20.148 6  0.370 9  0.341 6  0.129 2  0.009 6    =（0.041 3 0.193 2 0.376 9 0.298 9 0.089 6）

搬迁农户整体满意度对评语的隶属度分别为0.041 3、0.193 2、0.376 9、0.298 9和0.089 6，综合得分为2.702 2，处于“一般”的偏高层次。有37.69%的搬迁户整体满意度评价 “一般”，占比最高，其次是评价“满意”的样本，占比29.89%，“很满意”的样本仅占8.96%，而表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样本分别占19.32%和4.13%。整体上看，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对搬迁后的生活评价为“基本满意”。

四、满意度与重要度的象限图分析

借鉴胡荣华[15]和Huang[27]等的研究，本文利用象限图對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的8个子系统满意度（satisfaction）及其重要度（attention）进行分析，从而完善后搬迁时期的政策接续，明确提高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优先序和有效措施。以重要度均值（0.125 0）和满意度均值（2.795 9）作为象限划分的原点，8个子系统在象限图中的分布具体见图3。

改善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重点是位于第四象限的子系统，即经济状况满意度子系统、就业状况满意度子系统和参与权实现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搬迁农户认为其重要度很高，但满意度却较低，阻碍了搬迁农户整体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易地扶贫搬迁后，提高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途径主要有：（1）进一步改善农户家庭的经济状况。搬迁后，农户原有的生计方式受到冲击，尤其是从事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农户受影响比较大，要不断拓宽搬迁农户“能致富”的渠道，例如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入股等形式实现资产性收益，通过就地就近就业提高农户的工资性收入。（2）在实现“每户至少一人就业”的基础上，不但要实现农户家庭就业数量上的更广覆盖，更要提高搬迁农户的就业质量，着力提高其工资待遇水平。同时，由政府和相关企业落实对搬迁农户的技能培训工作，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3）易地扶贫搬迁是由政府主导的重大民生工程，自上至下的政策制定过程往往注重行政效率而忽视了农户自身的利益诉求，很多政策在执行中由于没有得到农户的充分理解面临重重阻力，即使政策本身的初衷是好的，但农户满意度并不高。因此要赋予农户作为重要利益相关者在政策信息获取及决策、拆旧复垦补偿标准谈判等环节更多的参与权，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相结合，既优化了政策也使得农户的满意度得到提高。

对于提高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产生重要积极作用的是位于第一象限的子系统，即搬迁安置房满意度子系统和政府公共政策满意度子系统。这两个子系统在搬迁户生活满意度中的重要程度和满意度均高于平均水平，是提高搬迁农户整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积极因素，因此应当在保持当前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目前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是中国迈向消费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56]。搬迁极大地改善了农户的居住条件。本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在搬迁前有近70%的农户居住于深沟或者山坡上，原有房屋为土木结构的占到66.07%;而搬迁之后，农户大部分搬至乡镇中心或县城周边的集中居住区，住房为高层楼房或砖混结构住房，有水电和室内冲水厕所、独立的厨房，配备了基本的家具，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户的满意度。易地扶贫搬迁以城镇化集中安置为主，搬迁后，农户均等地享有社区周边的商贸条件、生产环境、教育质量和医疗卫生条件等公共服务。此外，部分地区通过户籍改革，搬迁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是否落户为城镇户口，从而选择保障水平更高的城镇医保或城镇养老保险。可见搬迁户对政府公共政策的满意度比较高，上述政策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坚持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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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zy Evaluation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elocated Rural Household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1 250 Rural Households

SHI Peng1，2，REN Honghao3，YU Jin1*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

2.Faculty of Spatial Sciences，University of Groningen，Groningen 9700AV，The Netherlands;

3.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 Engineering，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PAR） is the NO.1 project for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period of 13th Five-year Plan.At present，more than 9.6 million poverty-stricken people have moved out，realizing the basic goal of “two worry-free and three guarantees”.Whether the relocated households since then lived a happy life has attracted widely attention of the social community.Through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relocated farmers，1 250 relocated households survey data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m.The membership degrees of eight subsystems we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factor score coefficient，and then they were compared with the ones calculated using five different fuzzy set aggregators：standard intersection，weak intersection， standard union，arithmetic average and weighted average.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t degrees of compens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mary indicators of the eight subsystems of the life satisfaction.Further calculations show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the relocated farmers life satisfaction was 2.702 2，which existed on the upper level of “general” satisfaction.Among all the eight subsystems，the social capital got the highest score，and the farmers participation right exhibited the lowest. In our study，the joint distribution of satisfaction degree and attention degree of each subsystem were also depicted and analyzed by quadrant chart.It can be seen that the relocated housing condition and the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were the main factors to improve the relocated households life satisfaction，whil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articipation right，the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working status we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 undermine their living satisfaction.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several important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elocated farmers.

Key words：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subject well-being;life satisfaction;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責任编辑：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