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程亚星

偶然看到安徽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黄山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潘成拍摄的一张照片，那是我家乡歙县相对比较偏僻贫困的庄源村村头的一栋跨路的旧房子，曾是庄源学校的一部分。

简陋的小学校

庄源学校很难界定是小学还是中学，因为它有小学，同时还有一个附属初中，学校没有规整的校舍，大致分四个部分，照片上这座破旧的小楼里有两个班；一个破旧的仓库里面有几个班；小河边上还有一个三面有墙一面空的小房子，我不确定之前是一座庙还是一座小戏台，这里面有一个班，一小段角钢挂在房子的一角，是打铃用的；还有两间平房算是条件最好的了，初二、初三的学生才能坐里面上课。我父亲程邦平曾在这所学校待过五六年，我哥哥程兵小学五年级以及初中三年都是跟随我父亲在庄源村度过的。

我父亲担任班主任，同时带语文、物理两门课。当时乡村学校师资力量都很紧缺，极少有高学历的科班出身的老师，父亲算是文理比较均衡的，所以带了语文和物理这两门跨度很大的课程，有人戏说我父亲是文理通吃的老师。

据说现在庄源村已经有了一座条件相当不错的学校。

滚落的山核桃

我母亲在距离庄源4公里的朱村供销社工作，因为业务出色，基本上每年都被评为县里甚至是徽州地区的先进个人，都要到县城或屯溪去参加先进个人表彰会，而开会的时间大多是我春季开学的头一个星期，于是我便向老师请上一个星期假，跟随我父亲在庄源待一个星期。庄源民风淳朴，村民们非常友好，每年去庄源的那一个星期，我都非常快乐。

插图：王译霆

我父亲的宿舍很小，一张小小的床，父亲和我哥哥两个人睡，我去的时候是没地方睡的，只能跟他们学校里一位姓汪的中年女教师插铺，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和一个四五十岁的女教师插铺那是相当拘束的。有一次让我印象深刻，那是一个极其寒冷的夜晚，倒春寒比冬天还冷，我们把脱下的棉衣压在被子上，穿着毛衣毛裤睡，仍然觉得好冷。汪老师也觉得冷，但已没有多余的被条了，她就起来用一张塑料布在被条外面裹了一层，于是我睡在床上每动一次，塑料布就会窸窸窣窣地响。睡着睡着还是觉得冷，汪老师又起来，把一个斗笠压在床上，说多压一点东西总会暖和一点。于是我更加不敢动了，怕斗笠会被我翻动的时候颠下床来。但一个小孩子在没有入睡的时候是很难保持安静的，我不自觉地、又很拘谨地动来动去，于是就听到塑料布加斗笠窸窸窣窣不停地响。不一会儿，只听见有东西滚落床下，在地板上滴滴哆哆地滚出很远，声音清脆而持续，汪老师竖起耳朵听，并且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什么声音？我心里清楚但没好意思说，这是我外衣口袋里装着的三颗山核桃，白天没舍得吃，这一下滚到地下去了，不知道还能否找到。第二天早上，汪老师仍然带着狐疑地问，昨天晚上不知道什么东西掉下床了，滴滴哆哆地响。我也帮着她在四处找，目的是想找回那三颗山核桃，可是竟然一颗也没有找到，没准是滚床底下去了，也没准是给老鼠当宵夜了。只是后来想起这事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应该跟汪老师说清楚的。

萝卜炖肉吃反了

那时候的小山村是买不到荤菜的，因为农村里没有买荤菜的习俗和需要，父亲在朱村过完周末返回庄源时，有时候母亲就会割上半斤肉，买点豆腐干给他们带上。

那一次半斤肉用来炖萝卜了。而那天村里面有一位老乡，见到我父亲时很热情，邀请我父亲到他家去吃晚饭，说是来了一个亲戚也认识我父亲的。当时被人邀请去吃饭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不好意思再带孩子的，更何况是两个孩子，三张嘴去不像话。于是我和我哥哥只能留在宿舍里面自己弄晚饭吃。炭炉砂锅，萝卜炖肉，越炖越香，哥哥很孝顺，跟我说：“我们晚上只能吃萝卜，肉我们一人吃一块，剩下的留给父亲。”我当时闻到炖得那么香的肉口水直掉，但哥哥的话在理，我们也只能就着萝卜和汤下饭。父亲回来以后看着砂锅里剩下的肉，说：“你们干吗不吃肉啊？长身体的时候，我牙齿不好，正想吃点萝卜喝点汤呢。”我当时一听心里就生我哥哥的气：“都是你，不让我们吃肉，你看，你看，吃反了吧，本来我们把肉吃掉，把萝卜和汤留给父亲多好。”哎，那么小的孩子，哪里真听得懂大人的话呢。

汪志平的故事

那一年的中考，是庄源小学附属初中班教学史上的巅峰，一个小小的乡村初中班，有4位学生超过了初中中专的分数线，其中2位读了中专，还有2位学生因为年龄不到不能上中专，去读了高中，当时那两个读高中的学生非常羡慕那两个读中专的同学，说一只饭碗到手了，我哥哥就是其中的“一只饭碗”。而两年后，这两位读高中的同学分别考上了很好的大学，一位考上了医学院，另一位考上了清华大学，这是庄源历史上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考取清华大学的学生，当然也是我父亲这一辈子带的学生当中唯一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他的名字叫汪志平。

我对汪志平印象比较深，因为他是我父亲的学生，也是我哥哥的同班同学，父亲和哥哥常常在谈话中提到他。印象中这是一个安静的、好学的、能吃苦的学生。他的家境不好，母亲身体差，父亲身材瘦小，做农活不占优势，靠为村子里的代销店挑一些零散货物，挣几个脚钱来养活家庭。为了供汪志平上清华大学，他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辍学在家务农。

父亲说的一件小事我至今印象深刻，说有一年大年三十，汪志平问他母亲：“明天过年会给我吃鸡蛋吗？”母亲说：“会的。”他说：“给我吃几个呢？”母亲说：“可以吃两个。”汪志平说：“那你少放两个鸡蛋，给我一毛四分钱吧，我想买两本练习本。”这个小故事让我们全家都非常感动，觉得应该多帮帮这个苦孩子。

庄源村有个乡村小水电，每天晚上只能发电两小时，停电了晚自习也就下课了，我哥哥就邀请汪志平到我父亲的宿舍里，两人共用一盏煤油灯再学习一个小时回家。我母亲也总是把一些可用的纸留下来订成小本子让我哥捎给汪志平，本意是让他用来打草稿的，但据说他总是用来记学习笔记。

知识改变命运，汪志平后来成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他家的经济条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的救命恩人

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扁桃体发炎引发肺炎，朱村虽然有医院，但医疗条件是有限的，开了点消炎药，吃了几天，却越来越厉害，高烧烧了三四天，人烧得迷迷糊糊的，嘴上都起了泡。母亲没有经验，总觉得扁桃体发炎不是什么大病，想等周末我父亲从庄源回来了，再看看怎么处理。

那天，我母亲在供销社棉布柜台上卖布，来买布的正好是庄源村的一个年轻妇女，一边买布一边和我母亲聊天，我母亲就说到我生病的事，说发烧都好几天了，吃了药也不见好，明天星期六他爸爸就要回来了，到时候再看看怎么处理。结果这位年轻的小嫂子回庄源村，在村口正好遇上我父亲送放学的学生出村口，遇上后就聊了几句，她说：“程老师，你这是要回朱村吧？”我父亲说：“今天不去，明天星期六再回去。”这位小嫂子说：“听你老婆讲你女儿生病了，高烧烧了好几天，说等你明天回去以后再看看怎么搞。”

我父亲当时就预感到情况不太好，立即跟校长请了假，交代了我哥哥自己解决晚饭，立马就赶回朱村。到了朱村天已擦黑，我父亲上楼看我，我已经烧得迷迷糊糊了，父亲当场决定连夜送县医院，于是从隔壁邻居那里借了一个小摇床，先是我父亲和我姐姐抬了一段路，然后让我姐回去了，接着就是我父亲和我母亲两个人抬着我。

我母亲个子小，又没干过重活，尽管父亲已经把摇床尽量往自己这边拉过来，母亲还是抬不动。中途歇肩的时候，母亲看到我小小的身躯躺在小摇床里，昏沉沉地睡，临走时放在我头边的一个麻饼一口都没动，就吓得眼泪出来了，说麻饼都不吃了，怕是真不好了。说完这话，不知哪儿来的劲，抬上我，几里地不歇，一口气就到了县医院。

到医院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又累又饿，我父母准备到我母亲的好朋友、在医院工作的章蝶娜阿姨家先吃点饭再去医院，娜姨一看我的状态，说先别吃饭了，赶快先去看病。一到医院，医生让马上住院，在住院部楼梯口的走廊加了一张床。刚安顿好，娜姨正准备让我父母轮流到她家去吃点饭，我这边突然就发生危险了，眼睛往上翻白眼，昏厥过去，浑身抽搐，没了知觉，立即展开抢救。当时医生怀疑可能是脑膜炎，用很粗的针管插进我的脊柱里面抽脊髓出来化验，母亲一看那种场景，慌了神，一屁股瘫坐在楼梯上开始哭，不断地拉着医生问要不要紧？还有用吗？还有没有救？父亲强作冷静，把我母亲稳住，配合医生一起展开抢救。

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快天亮了，父母把昨天抢救的过程跟我说，他们说的所有细节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好像是在说一个和我无关的故事。医生说再晚点送来怕是不行了，细想想，这时间就是那个小嫂子帮我争取的呀。

生命中常遇贵人，这位小嫂子就是其中一个。后来听说她有一次跟丈夫吵架，想不开，上吊寻短见，结果绳子是烂的，不牢，又摔下来了，脑袋磕在水缸上肿一个大包，大哭一场事情也就过去了。我想这是好人有好报，老天护佑她吧。只可惜我至今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