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7日，中午，一场不同寻常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北京友谊医院举行。

鹤发童颜的一位老奶奶——李桓英，在鲜红的党旗下，和医院里十几位穿白大褂的年轻医护人员一起举起手来向党宣誓——为了这庄严的时刻，她特意选了一条大红围巾，打头站在第一排、第一个，分外显眼。

李桓英，是谁？

耄耋之龄为何还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说老实话，对这位世界著名的麻风病防治专家，在中国更担当了几十年麻风病终结者的拓荒者，老奶奶的名字不一定人人都叫得上来，她那一个“桓”字，电脑打字，一般都陌生得联想不起来。

这个平凡的人，1921年出生于北京，那一年，中国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党的同龄人，李桓英入党的时候，真实年龄已满95岁。

所有的媒体，所有的记者，当然也包括我都不能不问：“您为什么这个年龄，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李桓英的回答表面上平静：“入党还分先后吗？”，但认真起来，她会说：“入党也和科研一样，都是为了追求真理。我为国家服务了快60年，现在，觉得自己可能合格了——”

入党像“科研”？95岁才认为自己“可能合格了”？

李桓英不说大话，只讲事实：“这些年，我取得的成绩，都与党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去世后，身上不能披上一面党旗，会落下遗憾……”

2019年7月，因为不慎，她在家中摔倒了，住进了医院，一边治伤，一边还查出心脏有一个室壁瘤，位置十分凶险，所以医生不许她激动，不许她长时间地接受记者的采访，没办法，原订好跟她面对面的采访只能改为微信，还是只能给她老人家拜拜年。

李教授在视频里看着非常精神，很愿意跟我说，在她的助手袁联潮老师的同意下慢慢跟她说起来“理由”，我总觉得除了“科研”“合格”，她应该还有其他“入党”的想法和具体的机缘，果然我一“提醒”，教授就说：“2016年9月，我搞出了一件大事——国际第十九届‘麻风病大会决定在北京召开，我获得了‘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那时我就想，这是什么？是盖棺定论了吧？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应该是合格了吧？因此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人生走到这一步，李桓英觉得“自己可以定型了”，用她的话说“不会再走错路”了。她心底那个“沉甸甸”的愿望，就是入党，可以兑现，因为身为科学家，她做什么事都要等到见了“成果”才能宣告成功——自己一直都在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此前，李桓英一直担心自己是不是还没有“到时候”。

内心强大的人，轻易不会盲从。李桓英也是这样。

共产党究竟在什么地方吸引了她，让她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来考量？仰视这个党，同时也自我审视？我坚持刨根问底。

“那好吧，”李教授说：“我今年整整100岁了，我亲眼见证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一个党来凝聚人心，把十几亿的老百姓都团结在一起，这样才能干大事，我自己也才有可能出成就。比如麻风病的治疗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国家对全体病人都免费，哪个国家、那个政党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当初没有回国，而是选择了在美国、在世卫组织，或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都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这不是一个人的‘个人能力问题，是有没有人给你这样大的‘一个舞台……”

哦，李桓英对党的感恩积攒了一生。

她认为那是她事业有成的基础。

而当我反复研究了李桓英的《百岁老人口述史》，也反复阅读了由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专为“李桓英百岁寿辰”而征集的几十篇文章，我理解她的“入党理由”，除了上面讲的这几点，至少还有：作为一个科学家，她不信天、不信命，只信事在人为，这和共产党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政党“立场相同”。同時，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李桓英的志向也是希望自己的这一生，都只为“人民的需要”而工作——国家与她，她与国家，休戚与共，同体相连。

2011年，李桓英应邀参加了北京大学及中国人权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消除对麻风病患者及康复者歧视和偏见”的《全球倡议书》，她感觉这是“中国人”向世界发出的伟大的呼唤，因此倍感骄傲与自豪！

“我这一生总结不出什么（辉煌）来，我就是能心跳一天，就为需要我的人做一天的事。我的心是正的，虽然我不会写书法，但我要用我的心——写出一个大大的正心。”

“正心”？

这是集大成的两个字，也是用一辈子的行动塑成的一座丰碑。

李桓英到什么时候都忘不了：1958年她辗转从欧洲回到祖国，周总理，对，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一个国家的总理，该有多忙啊？但即使是这样，总理还是抽出了时间来接见她，然后根据她的特长，把她安排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从那以后，她就下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辜负了总理、辜负了党和国家对她的信任——她要为新中国做事，为人民大众一路做事。

一个人，一百年，究竟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青春？找出一条正确的路？

这是一道选择题，一次性、一次过，无法悔棋。

李桓英选择了为党、为国、为人民，付出一切，无怨无悔，矢志不渝……

一、我要回国，就是要回国！

1958年，对于已经37岁了的李桓英来说，这一年，怎么都站到了人生躲不开的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留在美国读书？继续签约世卫组织？还是回国？回到祖国，融入新中国那一片绚丽的晴空下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7年的世卫组织工作，“李，你的年薪已经从6000涨到了9000美元，收入不仅令人羡慕，而且学术上也应该是满足了的吧？”世卫组织人力资源的主管拿着合同要跟李桓英续约，但李桓英很有礼貌地说：“是的，我是没有什么不满。但，我必须跟你实话实说，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

What ？ Why？

什么？为什么？

从小，李桓英在大人的眼中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姑娘。5岁，她已经跟着在北京怀幼小学教书的母亲开始上小学，随后的12年，她先后换了9所学校，不仅跟着父母，在中国的北京、上海、杭州、南京、香港等地生活和学习，还随着留德的父亲在柏林有过一段经历，因此会说德语、见多识广，“主意”也越来越“正”。

1946年，已经大学毕业了的李桓英在母亲的坚持下，从香港考上了位于巴尔的摩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对，就是这所大学，在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每天都发布全球和美国的疫情数字），在学校的公共卫生研究院“细菌系”做了一名“特别研究生”，主攻流行病学。

因为是中国人，一定要为中国的学生争气，这是年轻的李桓英内心的种子，慢慢地，她的品学兼优引起了美国教授的关注。一开始，一位叫特纳的“性病专家”聘请李桓英做了自己的助理研究员，接着又推荐她成为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首任官员和性病专家，先后被派往印尼、缅甸等国工作。

“在缅甸，我与我的祖国仅隔着一条河。每当夕阳西下，我回到住处都会情不自禁地遥望北方，想念北京，想念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那个家。”

此番情景出现的次數多了，李桓英就明白“自己的内心，想回国的念头，是越来越浓了”。这种感觉后来被她总结为“在海外漂的时间越长，思乡之情便越难以抑制”。

终于，世卫组织的一个7年任期届满，合同要续签了，李桓英婉拒。

此时她还不知道新中国建立之初，用史学家们后来总结出来的四个“突出”：“工业技术非常低下 ”“各方面物资异常紧缺”“农业生产十分落后”“ 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可以说共产党接的是一个“烂摊子”。同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也拼命地封锁和扰乱，国内尚存的敌对势力更是盼着共产党出师告“败”，有些民主人士最初也担心“共产党马上得天下，能否马上治天下”——年轻的共产党缺乏经验，会不会治理好一个新中国？

但是“嘿啦啦啦啦、嘿黑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啊，地上开红花啊……”人们群众对共产党的拥戴和支持，相信在共产党的带领下，5万万民众一定会翻身做主人，建设好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0年代的早期，政府先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土地集体化以及社会的改革;跟着，1953年，中国又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三大改造）;时间到了1956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基本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多少有志青年报国无望，出走海外。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朝阳，让这些人看到了新国家的曙光。

于是很多人纷纷离开美加、欧洲，不远千里回到祖国，用自己的青春热血浇灌出有一天一定能看得见的“国力军力强盛、人民生活富裕”的广袤大地！

物理学家朱光亚曾写下《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得到了那个时期准备回国的52名留学生的大力支持;数学家华罗庚在1950年2月也在归国途中发声：“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的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随后：地质学家李四光秘密回到祖国;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冲破险阻回到了祖国;核物理学家邓稼先谢绝了恩师的挽留;生物学家童第周回绝了重金的续聘;材料科学家严东生克服重重阻挠回家;同期回国的还有：邹承鲁、梁思礼、吴文俊、汪闻韶、梁晓天、师昌绪、汪德昭、郑哲敏、曹锡华，等等等等……

李桓英的回国是受到了同代人爱国情怀的影响，也是她自己一种“近乎本能”的冲动。

“回国的路，其实很不平坦。当时的美国和中国还没有建交，我手上的护照，还是联合国的护照……遥远的祖国并不知道我们要回来，也无法主动地帮到我。”

最后，李桓英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先取得了回国的签证，“然后一个人绕道罗马、雅典、列宁格勒，最后来到中国驻英国的领事馆，寻找到了回国的机会。”

1958年这一年的冬天，她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自己的国，自己的家——北京。

此时她再看北京的北海、景山、天安门、正阳门——发现自己好像就是一晃，时光匆匆，竟然已经离去了整整12年。

二、名字是祖父给我起的

李桓英的“桓”字，和寰宇的huan同音，本义为表柱，是古代立于驿站、官署等建筑物旁作标志的木柱，后称华表，尤其在今天，“华表”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某种象征，比如树立在北京天安门前后那4根高耸的石柱，浑身盘绕着升腾入天的“云龙”，就经常出现在新闻、电影、电视剧的镜头里。只不过“华表”在过去还有实际的“用途”，除了作“路标”，还作“望柱”，就是提醒皇帝要时常外出体察民情，又不要忘记按期归朝治国理政。后来到了明清，“华表”又被叫作“谤木”，是平民百姓想向国家表达自己的“心声”或“想法”了的时候就可以把文字写好贴在“桓”上——信息闭塞的旧时代，这已经是人们能想出来的一个不错的办法。

说起李桓英为什么那么想家、想北京？今天，已经100岁了的这位“老教授”还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腔儿”对我说：谁会忘得了“自己的根儿”呢？

我又问：“那您为什么在海外学习、生活了十几年，使用的英文名字却还是李桓英的汉语拼音——Li Husn Ying？”

李教授有点急：“我是中国人啊，我只有一个名字，而且这个名字，还是我祖父给我起的！”

“祖父给起的？”

祖父给孙子、孙女起个“名儿”，这本是很常见、很普通，为什么李桓英像“证据”一样地跟我交代，而且说这话时，她显得很自豪、很“民族”，也很理直气壮？

李桓英的祖父，于当时的国家当推有功之臣。

他名“李庆芳”，字“枫圃”，三晋名流，是民国时期中国著名的政治家。

根据北京市西城区后来整理的《百岁老人口述历史》，李桓英告诉后人：“我祖父出生在1878年，因为自幼聪明，喜爱读书，记忆力超强，1902年就和阎锡山等人被国家‘官费派往了日本，入学东京“庆应大学”，在法律系就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留学生。”

1909年，李庆芳学成回国，参加了当时的清政府考试，中了举人。

1913年，在山西上党，他被选为众议员赴京。

中华民国成立后，李庆芳担任过国会参议院的秘书厅长，主办了《民宪日报》《宪法新闻》，竭力主张立宪，在政界和文坛都很有影响。

后来因山西督军阎锡山的重视，他被任命为总司令部司法处的处长、交通处长，同时还兼任了山西省的“驻京代表”。

在北平生活和安家的期间，李庆芳创办了很多以“怀幼”为名的慈善机构，包括学校、女校、工厂、印刷、园艺等等，现在北京很知名的“宽街小学”，前身就是由李庆芳等人最早创建的。

1937年11月，贪心不足蛇吞象的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太原，华北的大部分城市失守，李庆芳因为在北平长期做国会议员，还担任过阎锡山的很多要职，自觉“目标过大”，深恐被日本人胁迫去做汉奸，便乔装打扮回到了山西襄垣老家避难。

此后，国破山河在，抗日的主旋律中总夹杂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怪音，把枪口对准了不该对的地方。“于家避难的我祖父后来发现：共产党及八路军，他们一直都在无条件地抗日，因此看到了新希望，从此在思想上倾向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

1939年2月5日，日本人不知道怎么就听说了襄垣县的“阳泽河村”有一些八路军在活动，旋即派出500多人，杀气腾腾地包围了这个村子。李庆芳此时也恰巧在村里，当时跟着38名八路军、民兵一起被日本人抓走。面对敌人的恐吓和明晃晃的刺刀，李庆芳用日语怒斥了日军，并亮明了身份，说自己与日军驻上党的司令官关今“还是在庆英大学的同学！”日本小兵听到这里，以为有了意外的“重大发现”，立马把“李先生”请到了日军位于夏店镇的指挥部，设宴诱降。

“爷爷当然不会背叛自己的国家，但是他要想办法救八路军、救那些民兵。”

第二天，关今真的与李庆芳见了面并答应“释放所有的人”，但跟着就威逼利诱，要他担任山西省地方的维持会长，李庆芳不从，“到最后也没有点头，日本人无奈，只能软禁了爷爷，把他整整关了40天。”

李桓英的生命，延续着祖父大义、耿直的爱国基因，她说“爱国”并没有什么可特别值得自我标榜的，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直到2021年我给她春节拜年，说完了“入党的理由”，又问：“那国家究竟在您的心中有多重的分量，您为什么当年一定要执意回国？”老奶奶用因为骨质退化已经开始变形了的手指反复敲击着自己的面孔：“我是中国人，黄皮肤！”然后又揪着自己的头：“我的头发也是黑的，我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你说这分量……”

回想当年她在美国读书，特纳教授为什么肯下聘李桓英为自己的助理研究员，然后又力荐她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首任专家？当时特纳看中的就是李桓英“这位中国女生”，除了必修课会认认真真地对待，各门成绩也都很优秀，同时还时不时地会去听很多不拿学分的辅修课，目的就是为了博采众长，扩大自己的知识眼界。

特纳觉得自己发现了一颗“好苗子”，而李桓英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当时在美留学的华人还并不多），跟着在教授的指导下整天跟小兔子、小老鼠打交道——這种“实验室的生涯”对她一个留学生，真是非常难得。

几年的踏踏实实，李桓英没有辜负教授对她的期望，她专心利用青梅螺旋体感染了的实验兔，开始研究4种青霉素的疗效，几乎每天不分昼夜地在实验室里观察、记录，比较4种青霉素（G、F、K、X）的制动作用，最后证明了青霉素G有迅速杀菌的功能，为人类有效治疗“梅毒”和控制其传播带来了重大的发现与贡献。

果敢、博学，也是“书香门第”的家传遗风。

李桓英说她一生能够赶上好家庭、好国家，能够做自己毕生喜爱的医学研究，就已经很幸福、很幸运了，“真的，我是幸运的——我是个幸运儿。”

后来为什么会和“麻风病”结缘？

后来又怎么就成了中国终结麻风病的拓荒牛？同时也为世界提供了中国人做的“中国方案”？

李教授那天对我说：“这就是后话了，国家的需要，患者的疾苦，时代的使命，正好让我遇见了……”

我还想再多聊，但又担心李教授的身体，老奶奶倒笑呵呵地安慰上了我：“没事儿，咱还有时间，回头我再好好地跟你说，好好地跟你说……”

哈哈哈——

2007年2月11日麻风节望都慰问

三、是“麻风病”选择了我！

“麻风”是一种病？是一种什么病？

简单说它是一种慢性传染病，短期没危险，长期也死不了人，只是“麻风”这个名字听起来让人恐惧，它把“病”的“可怕”放大到了极致。

当然“麻风病”的表现也的确吓人。这种病是因为“麻风杆菌”的入侵，使患者一旦感染就会从皮肤到骨骼逐渐溃烂，慢慢地变得鼻塌目陷，面目狰狞，四肢也会出现残缺，往往表现为秃手秃脚，躯干变形。

英文用“leper”来形容麻风病患者，这个词有一个意思就是“被大家憎恶、躲避、厌弃的人”。这样，麻风病人“恐怖的外表”常常给人带来“心理恐惧”，尤其在迷信不蒙的时代或地区，人们视“麻风病人”为“鬼”，是“魔鬼附体”，是造孽得到的报应，他们自己不死，却会祸害接触到他们的所有人。

作为一种古老的疾病，麻风病与人类相伴了至少有3000年，它与梅毒、结核并列成为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早在欧洲，人们由“怕”生“恨”，人们用船把“麻风病患者”大批地运到海上，投入茫茫大海，使其溺死，或火烧、活埋。人道一点的，就把他们赶到远离人烟的荒山深谷，令其自生自灭。有些地方或责令“麻风病人”如果出门走动，必须在脚上身上绑上铃铛，或者打板出声，以示他人——赶快躲避。

在中国，自古以来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也伴随了排斥与歧视，相传1935年，广东军阀陈济堂在白云山下一次枪杀的“麻风病人”就有300多人;1936年，高要县县长马炳乾在赵镇一次活埋的“麻风病人”也有20多;西北的军阀马步芳1940年曾强令青海各县将“麻风病人”一律枪毙，焚尸消毒，惨无人道。

东方、西方，视“麻”如虎，谈“麻”色变。因此，“麻风病”不仅仅是一种转染病，更因为其可怕的“后果”衍生出许多的“社会问题”，被赋予了种种污名，可怜的病患往往在忍受肉体上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更大的精神上的折磨。

由于人类几千年与“麻风病”的斗争，一直都是以失败告终，因此“隔离”是大家的共识，哪怕到了新中国成立，“麻风村”也依然被保留，成为麻风病治疗和管理的特殊组织机构。

1950年，中国的麻风病人大约还有50万，涉病的地区从广东、海南、福建到云南、贵州、西藏。1958到1959年，仅仅一年，麻风病的发病率就高达5.01/10万，而且在60年代，人类对这种病根本还“无药可治”。

李桓英回国后，先被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分配到了1954年创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开始叫“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从事与皮肤病有关的科研攻关。当时从国外回来的她，尽管看到研究所的实验条件“简陋到要命”，比如连最基础的“紫外线消毒设备”都没有，但是国家信任她，很快将1960年“五一节”要献礼的一项艰巨任务——“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交给了她，让她感到很受鼓舞，天性愿意接受挑战的她，更不会被任何条件上的困难所吓倒。

“我那时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用石炭酸的喷雾水来消毒，同时还自制了二氧化碳孵箱，很多用于实验的小白兔和豚鼠，当然也都要自己来养。”

很快，“献礼工程”如期完成，李桓英受到邀请，参加了全国的“五一大游行”。此后她又相继完成了麻风抗原、从麻风菌中提取出特异性的酚糖酯，为了试验其有效性，她干脆撸起衣袖，在自己的双臂上进行验证。这是羊入虎口，一旦感染，她从此也就是一个“麻风病”的患者，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她比谁都清楚，但是她依然……以致后来在她的胳膊上，还永久性地留下了“光田氏反应阳性试验结果”的明显疤痕。

“只要能为国家做事，做什么我都愿意，何况我所从事的科研还与我的专业、兴趣相关，已经是很好了。”

1965年，李桓英被派到北京雕漆厂和河北赞皇县割漆现场对工人们容易患上的“接触性皮炎”进行调研。之后又到丹东，研究为什么冬季运煤的工人在洗过了热水澡之后，很容易发生物理性的刺激性皮炎。

1970年8月，根据中央战备1号令的精神，卫生部军管会指令“皮研所”全体人员下放到江苏泰州。为何选择到泰州？因为当时的三泰地区（泰州、泰兴、泰县），还是中国“麻风病”的高流行区，时间又正好处于“文革”，作为从国外回来、深受“资产阶级思想熏陶”的李桓英，也需要“好好地改造”，被下放而来，也是“正好”。

但是被“下放”并不等于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李桓英被分配在苏北地区的苏陈公社，她在这里一天也没有荒度，相反积极参加了“巡回医疗”，从一只灰黄霉菌株身上受到启发，便开始利用當地的农副产品做霉菌的培养基，又利用旧式的培养箱，成功地研制出了一种药——“灰黄霉素”，为苏陈公社160多名患了头癣病的儿童，摘掉了头上厚厚的“盔甲”，解除了他们的痛苦，这项成果后来也被推选参加了1972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科学技术成就展览”。

是金子总会发光，但“光”发出来要有用，这才是金子的价值。

这是李桓英的人生哲学，也是她无论被放在什么岗位，都不会放弃自己对科研的执着所拥有的内心动力。

到我2020年要为李桓英“写传”，她所在的北京友谊医院“热研所”提出要首先看看我的提纲，这要求合理，双方事先有所准备，采访起来就更顺利。于是我一口气列了26个题目，其中一个就是1970年，你怎么走进了江苏的一个“麻风村”？这一“进”村，受到了什么刺激？对您日后几十年开展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起到了什么影响？

话到这儿，“故事”和“缘分”就要来了。

“下放”中有一段时间，她是被指派到了长江北岸的一所医院——滨江医院，就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她来到了一座江边风景优美的小村子，这个村就是一个“麻风村”。进到村来，有一个小女孩儿，拉着一位中年妇女的手，小心翼翼地蹭到李桓英的跟前，说：“医生阿姨，你快帮我妈妈看看吧，她身上烂、臭，也不能为我做饭，我很饿……”李桓英轻轻地拍了拍中年妇女的胳膊，说“好”，让她抬起头来，“我给你看看”，但这女人犹犹豫豫地抬起了头，李大夫心里“啊”的一声给吓了一跳。这是她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麻风病患者”，跟传说中的一样，这位病人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根本闭不上;一只脚，溃烂着，留着脓，身体还歪着，走路也必须得让女儿给领着……

害怕是一种生理的反应，但李桓英内心更多的是对患者的同情。

作为医生，当她被世界卫生组织派往印尼、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服务的那些年，尤其在印度尼西亚，一种叫“雅司”的传染病，人的样貌也大致如此，浑身溃烂，肢体变形，面目可怕。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李桓英对“麻风病”是了解的，只不过突然在自己国家的“麻风村”，突然这么近距离地看见了这样的一个“鬼”，她依然深深地逃不掉两个字：震撼。

因此后來很多记者都问李桓英为什么会选择去防治和研究麻风病？她总是说，“不是我选择了麻风病，而是麻风病选择了我。”

望着小女孩身边妈妈的痛苦，李桓英联想到自己在国外工作的经历，心里深深地明白：像雅司、头癣，以及麻风这样的传染病，往往都跟贫困、落后紧密相连，这也正是她立志要回国，要为贫困中的国家，为在苦难中挣扎着的同胞提供服务的原因。

然而“文革”后期，她再次被借调回北京的科研机构，回到自己熟悉的试验室，那是“皮研所”的老所长胡传揆1972年到上海开会，顺路来看望已经整体搬迁到了泰州的老同事，见到李桓英，立刻想到北医皮肤科正在开展的荧光抗体的工作，非常需要专业人才，而李桓英1962年就已经开始了荧光抗体在梅毒血清诊断中的应用研究，因此邀请她回北京是“难得的”。

突然降临的机会，让李桓英非常高兴。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强烈，或许是她从小就在北京生活，“根儿”就在北京，北京这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 850多年建都史的古老城市，对她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然而此时她再回京，抱负还没有施展，自己的身份和生活却先陷入了窘态。

怎么？

离京前她一直住在皮研所的集体宿舍，回京后因为不是“正式调入”到哪一家单位，因此没有户口，也没有地方住，这样自然就成了“一没单位，二没身份，三没住处”的“三无人员”。

回想当初她祖父把家安置在北京的时候，李家无论在东城，西城，甚至京郊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房产，李桓英从小最熟悉、也是度过了她最美好童年的两条胡同，一条是东城区的“灯草胡同”;另一条就是位于西城区西直门的“马相胡同”，后一个地方离着动物园近，当时叫“万牲园”，小时候祖父就经常带着她去那里看动物。

这一段故事很重要，本来2021年春节拜年前，李桓英是同意跟我“好好地谈一谈”的，但她住院，医生紧跟着又发现“这两天李老的心脏指标怎么突然有了些波动？”一问，知道是因为要接受采访，100年来的很多往事，李教授内心波澜起伏，两天夜里都没有睡好觉。“不行！她心脏里的那个室壁瘤，万一激动，一旦破裂，即便是人在医院，也很难抢救！”

我和她都得听医生的话。

就这样，我俩的“面对面”就只能“往后先放一放”，而我着急要“听故事”，教授就让她的助理——袁联潮老师先给我接着往下讲。

“北京没了地方，她住哪儿呢？”实在是想象不出，“一个那么重要的专业人员，回到北京，竟然……”

袁老师说：“李教授后来借住过中国卫生部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顾问马海德先生的家，也借住过‘皮研所老书记戴正启的家，后来又在西山自己租民房，直到5年以后她正式调入了‘热研所，才在北京前门东大街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面积很小很小的单元房。”

从“居无定所”到“再次安家”，李桓英还是没有叫苦、没有抱怨。

“因为李教授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她当年不顾父母反对一个人回国，就是只想到发挥自己的专长，也没有想到过一旦回国、回到了北京，‘我住哪儿？——只要能工作，有实验室，这对她就行。”

正式调入“热研所”之前，李桓英可以说是一边做着“新北漂”，一边到处去“打零工”。除了在“北医皮肤科”开展“荧光抗体”的试验，还曾到北京阜外医院皮肤科开展“红斑狼疮”的“荧光抗核抗体诊断实验”，跟着又来到北京协和医院进行学习，做了免疫学的新理论研究……

“工作着就没有烦恼，也没有工夫去烦恼。”这是李桓英对自己的安慰。

不过，对于事业，她“马虎不得”，嗅觉也很灵敏。

那是到了1978年3月17日，她在报纸上突然看到“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刚刚落成，这个所是一个集热带病诊治预防和研究为一体的科研单位，是我国成立最早北方唯一的热带医学研究机构，也是中国最早被世卫组织任命的合作中心。李桓英心里的火苗蹿得老高：“啊，这是我该去的地方！”

于是她又找到戴正启书记，老书记深深地理解她，也为国家珍惜这样一位特殊的人才，于是帮忙介绍，通过了审查和面试，李桓英正式被调入“热研所”，从此才有机会大面积地接触“麻风病”，一颗深埋于内心为国为民效力的种子，才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

我跟袁老师感叹：“真是想不到，李桓英教授还曾有过这样的一段难！”

“是啊，整整5年，身份、居所不确定。”

“即使是遇到了这样的不顺，李教授也没有后悔过回国吗？”我心里都有点替李桓英抱打不平了。

“她不是有实验室吗？她的工作可一直没停。”李桓英还是那个“最低的要求”。

直到1981年，李桓英凭借自己的资历和影响力，先是被授予了“印度麻风协会的终身会员”，也成了“国际麻风协会的会员”，同年更应邀参加了在缅甸首都仰光召开的“WHO麻风治疗和免疫科学工作会议”。在这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李桓英获得了一个天大的“利好”，那就是世卫组织已经拥有了对麻风病“联合化疗”的最新治疗方案，下一步就要找国家进行实验。她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于是回国立刻向国家有关部门透露并提议，希望中国赶快向世卫组织递交申请，国家也完全采纳了李桓英的意见——“机会”，有时你不知它会躲在什么地方，但是李桓英要让自己的国家成为终结麻风病的世界第一梯队，她该出手时就出手，正好利用自己在世卫组织工作过的熟悉和便利，向“麻风病”宣战——这一次她要整装出发了！

四、麻风病不是“不治之症”？

1940年，被日本人软禁了40天的李庆芳因为忧愤，感染了伤寒，又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61岁就不幸逝世。4月27日，中共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专门刊载了李庆芳“被日军俘虏四十日，拒不屈从”的事迹，盛赞其劲节可风。

那时候李桓英已经深受“五四运动”新思想和无数爱国志士为了祖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影响，知道祖父的“劲节可风”是什么意思，她心底已經暗暗下定决心：要做像祖父那样的人——爷爷了不起，将来我也要“了不起”！

为了参加祖父的追悼会，李桓英和父母、妹妹弟弟们都回到了山西老家，更多地听到了爷爷的故事，也听到了父亲跟祖父一样，尽管是做着民国的“大官”，但为人正直、磊落，不愿意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同时也不贪，两袖清风，是个当官只想做事，“不懂得数钱”的那种人。

说起父亲，这是李桓英成长的路上，又一个正面的榜样。

早在1917年，李桓英的父亲李法端，也从北京汇文预科学校毕业并被官派留学前往了德国，被分配到柏林工业大学的电机工程专业，学成后也像他的父亲一样回到祖国，先后任民国杭州电厂代总经理，政府交通部技士、材料司司长，国家行政院物质供应局的顾问，以及中央银行“驻关岛代表”、中国经济建设协会副总干事、中国工程师学会材料试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等要职。

父亲和祖父两代人都言传身教，并没觉得李桓英是一个女孩，就不支持她读书获取知识。李桓英的上面本有一个哥哥，7岁时因为“白喉”过早地夭折，从此，爷爷和爸爸就拿小桓英当“长子”来养，因此无论带她到德国，还是后来在国内的很多城市，都要求李桓英好好地学习，长大了要报效国家。

李桓英跟她身边的人不止一次地说过：她这一生之所以“幸运”，一是小时候有一个好家，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二是长大了回国，更有戴正启、胡传揆、马海德这些对她有知遇之恩的好人相助。因此个人遇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冷遇，她根本就“不会往心里去”。更何况若论吃苦，别忘了她是经历过抗战的人，和平年代再苦，能比得过战时？躲炸弹、饿肚子，颠沛流离，生死难测……

1939年，她从香港考上了同济大学的医学院，当时的同济已经因为日本人的入侵被迫从上海搬到了昆明，同学们都住在翠湖的八省会馆，生活不仅苦，吃的是牛皮菜、蒿子笋叶子，生命的安全也随时会遭遇日寇对昆明的轰炸而完全没有保障。

“后来学校不得不再度搬到四川南部长江边上的一个偏僻小镇——李庄。在李庄，日子过得就更艰难了，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宿舍，没有电，同学们晚上看书只有点起油灯。”

不过恰恰是李庄的生活，让李桓英真正有机会接触到了中国的底层社会，看到了国家被外敌欺辱、蹂躏，更深地懂得了祖父和父亲装到她心里去的那颗拳拳爱国之心的种子，究竟对她后来选择人生和志向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早年间有人问“您在美国学习了4年，又在世卫组织工作了7年，收入很好，已经习惯了西方的生活，为什么要回国？”

李桓英总会反问一句：为什么我会“不回国”？如果不是因为被世卫组织邀请，觉得在这个平台上对她将来的事业还有益，李桓英说她一毕业，就会像祖父和父亲那样——“早回国了”。

北京“热研所”的钟惠澜所长对李桓英的工作热情非常肯定，尤其看到她有在世卫组织工作多年的经历和学术研究基础，听说WHO要上马治疗麻风病了，便提议李桓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接受WHO的资助，先去出国考察。

面对千载难逢的良机，李桓英非常珍惜。9个月的时间，她跑了6个国家，访问了9个麻风病治疗中心。特别当世卫组织很快同意将中国作为“实验新疗法”的地区，李桓英根据中国的特点也率先拿出了“联合化疗”的“短程试验”方案。

她拼命地争取项目，不是为了个人的学术地位和名誉，是看中“联合化疗”对“麻风病患者”是一份救命的大礼，她一定要为自己的祖国和患者争取到这个机会。

尽管当时的医学界对“联合化疗”还并非没有争议，比如“动物实验”当时还没有完全证明此方法的可靠;同时，医生们也不明白应该给病人施以怎样的剂量和服药期限;更不知道究竟要对患者治疗多久、何时停药、会不会复发……

但是李桓英身为传染病专家，她明白“联合化疗”是由“利福平”“氨苯砜”“氯苯吩嗪”三种药物组合而成的一个“新套方”，这个“方子”对患者是安全的，而且没有不良的副作用，它就像“三颗手榴弹”被捆绑到了一起，对“治疗麻风病”是人类智慧终于爆发出来的一道曙光——为了祖国，为了让中国几十万患者尽快地摆脱“麻风病”，她一定要积极实验，把这件事情“做成功”！

结束了9个月的学习和考察，她兴奋地“杀”回祖国，急着跟领导汇报、拿出了具体方案。接下来为了选择“实验地区”，她又先后来到了云南的麻风病寨和山东潍坊的麻风病地区，对80位多菌型病人实施了24-27个月的精确治疗——此时，李桓英的年龄已经多大？57岁。

在这个年龄，中国大多数妇女都在做什么？

颐养天年、含饴弄孙。

但是李桓英没有，她把“80位病人”当成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爱对象，一路治疗、一路呵护，直至疗程结束。这些人没有一个失败，都被治好，完全康复，从此远离了“麻风村”，又重新回归了正常的社会。

五、李教授，你就不怕被染上？

为了医学研究和治疗传染病，李桓英从不避讳自己的这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后代，没有普通人家常的“天伦之乐”，因此经常被人问到：“您不后悔吗？为什么会选择单身？特别是看到别的人家，逢年过节，热热闹闹，老了老了也有儿孙绕膝，三世、四世同堂，您不羡慕？”

李桓英总是笑笑说：我这人比较笨，做什么事就得全情地投入，如果又是老公，又是孩子，牵绊太多，我就做不成“治麻”“防麻”的这件事喽。

如此“交换”意味着什么？“牺牲”？

李桓英却不这样认为，她觉得当事业和个人生活必须发生冲突的时候，她选择了事业，而且乐乐呵呵，这没什么不好：“人生有很多种幸福，我有我的收获，那就是幸福。”

1979年开始，她把推广世卫组织“联合化疗”的试点对象选定了云南省西双版纳的勐腊县，从此就把生活、时间、情感都给了勐腊。

我在李桓英的办公室看到了一张12寸大小的彩色照片，照片中有一位中年男子，怀里拥着一位小男孩，手却看不见，估计是拍照时让摄影师给故意遮挡了。袁老师告诉我：“照片中的男人叫刀建新，两只手都残疾了，烂到只剩下指根的一点点;那个男孩是他的儿子，初期感染了也让李教授给治好了。这父子俩是麻风病村的先后村主任，这张照片也有着long long story——长长的故事。”

在勐腊，李桓英筛选出了勐腊乡的回菁村、孟棒镇的纳所村、勐仑镇的曼南醒村三个村寨作为“联合化疗”（英文缩写MDT）的试点对象。这些“麻风村”山路崎岖，偏僻封闭，难进难出。比如“曼南醒”村，这个村子过去叫“南显村”，在中国的地图上根本就找不到它的身影，李桓英1983年元旦刚过，坐了三天的火车，带着从世卫组织争取来的免费的新药，正准备去村里，她眼前的路——得从勐腊县先乘车走六七个小时的公路;然后从镇到村还有七、八里牛马踩出来的小道，路旁不时会出现十来米深的断崖;好不容易看到村子了，要想进去，办法也只有三种：滑铁索、走独木桥、乘独木舟。

1983年2月13日春节于勐腊植物园，前排左三为李桓英

2017年北京西城区委宣传部在李桓英作出“95岁高龄入党”的惊人举动后，组织三位作家编写了《大爱初心》这本书，那里面有很多的照片，其中三幅狠狠地攫住了我的眼：

一张是“独木舟”——那“舟”真的是一棵大树被凿空了躯干;

一张是“独木桥”——那“桥”也是一根大树被在河面上放平;

另外的一张——“滑铁索”，照片上李桓英正绑着安全带，双手抓着铁环，脸朝天，弯腿收膝，身体是倒悬在河面——“哗”地一下“飞”进了村子……

她怎样都忘不了第一次走进“曼南醒”的时候，那一次，村里的“人”，走着的、站着的、蹲着的、坐着的，都“各种形状”，什么意思？就是脸上、躯干、四肢大多都“奇形怪状”。人们的眼神暗淡无光，麻木中紧绷着委屈、自卑、怨恨、绝望，李桓英知道“连他们的心，其实也是残疾的”。

曾经有记者请她回忆：“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女，撩开裤腿，腿上全是溃烂了的皮损;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脱下鞋子，脚指头已经完全不见……”

“麻风病人”不会死，他们只是因为受了“麻风杆菌”的侵袭，身体会一点点丧失对外界的知觉，然后萎缩、溃烂、变形。但村民告诉她：“这病不死？活着可比死了还难受！”

新中国建立后的很多年，“麻风寨子”也不是没人管，政府时不时地就会派出医生来给大家送药。但医生们首先得把自己装扮成“防化兵”，白大褂、白手套、鞋套、帽子、口罩，整个人脸上只能看见两只眼睛。放药的桌子隔着患者一米远，医生会用棍子把药一份份推到病人的面前……尽管，麻风病的村民们也都知道医生“这样做”实在是“没办法”，但面对整个社会的躲避、歧视，同时也面对自己“吃了什么药都好不了”了的现实，“麻风病患者”有一个算一个只有心灰意冷，也情愿躲避到“世外麻园”，不与正常人来往。

李桓英进村可与众不同、更与“前”不同。

她进村后，头脸、手上，首先什么“防护”都没有，见了村主任，也就是刀建新，她自然地先来了一个大拥抱，然后跟大家一一握手，巡诊，给病人打针、喂药。不仅经常在村子里住，一有空了还会帮助失去了劳动力的病人料理生活，甚至有的人卧床不起，大便干燥，她竟然会亲手为病人去抠大便——这下，整个村子可流泪了、哭喊了：“北京来的女魔雅（医生），天呐，不怕麻风病！”

地方配合的工作人员，比如1982年成立的勐腊县“皮防站”，工作人员不禁惊讶为什么李桓英就不怕被传染？而且还要把“实验室”搬进到“麻风村”，就地组织大家在村子里“做病理”“做涂片”——人们一开始，“真是不理解”！

李桓英教授就缓缓又坚定地说：“我这样做就是要打破陈规，不隔离地在现场为患者检查、治疗，而且要把‘实验室搬进麻风村，这是因为‘联合化疗每天我们都要给病人服药、观察、做记录。同时还要研究这些患者在接受了‘新方案以后的各种反应，因此不要说‘实验室得放到村里，我们的人也要做好长期在‘麻风病村寨工作的思想准备。”

其实，1949年以后，中国对麻风病的防治工作已经做了两个大手笔的动作：

其一，就是对全国的“麻风患者”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与隔离。

其二，基于当时的条件和医学水平，国家已经安排力量，在合适的地方，建立了一批“麻风村”，这才使得我们国家后来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第一实现了“麻风患者”的大量减少;第二使一些“麻风村”逐渐荒废;跟着才逐渐完成了“麻风”从很少有人问津，到大规模“隔离”，再到逐渐开始“消失”的全过程。

李桓英一年至少有2/3的时间是工作在麻风山寨。她这个说着一口北京话的女魔雅（医生），不仅“什么都不怕”，而且和大家一起吃、一起喝，疲了累了也同意让村民们經常给她“做做按摩”。

有时候她坐下，让病人也坐下，就让病人当着她的面“脱下鞋子”，干吗？那鞋子泥里踩、水里蹚地多脏多臭？病人往往不从，尤其是一些大小伙子、老少爷们儿，哪里好意思？但李教授就“命令”他们“脱”！麻风病的患者因为神经受损，感觉不到伤痛，人的脚趾头被老鼠咬了也不知道疼，因此他们下地干活，鞋里进了沙子或被钉子什么硬物把脚给划破了也没有知觉，这样受了伤，伤口会继续感染，也会增大传染性。

整整27个月的治疗、观察、陪伴，李桓英开始是治麻风病的医生、专家，然后是病人的朋友、老师，再后来就和乡亲们情同家人。

她不断地告诉病人和家属，麻风病是传染病，但它的传染力其实并不强，10个有9个是传不上的。而且这种病，如果我们能够早发现、早用药，就不会溃烂，也不会落下任何的残疾。

2019年，我的同事，《面对面》的主持人王宁采访过李桓英，有这样的一句提问：“很难被传染，但那也还是有被传染上的可能啊，您不怕？”

“不怕。”

李教授回答得很淡定，口气里带着一份科学家的权威。

过去人们总以为麻风会传染，一见面、喘口气就会被传上，那是缺少医学的常识。

“再说怕也没有用啊！战士上战场都知道子弹的厉害，但打起仗来，你不是还得照样往前冲？”

李桓英拿自己为例：“你们看我跟麻风打了40年的交道，什么时候走进麻风寨，我都是坐下来就喝，赶上了吃饭就吃，从来也不躲着病人，我也没有事。如果，什么时候，我真的被传染上了，那我还盼着呢！那样，我就可以给你们看看——我是怎么把自己给治好的。”说完了还“哈哈哈！”

李教授尽量与患者打成一片，她的行为我相信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的“主观故意”，医生要消除病人的自卑，首先让他们心情轻松起来，然后才能很好地配合你治疗。

多少患者当听说“麻风病”不是“不治之症”，“麻风病能够被治好”，渐渐发出的笑声里裹着泪，泪水又慢慢地开始泡上了崭新的希望。

折磨人类数千年的麻风病，世卫组织有了MDT的治疗方案，中国有了像李桓英这样的好医生，这种“老病”在中国，是到了该“拔根儿”的时候了。

六、坚持到“奇迹”出现！

现在要说说“long long story”——那个长长的故事了。

曼南醒村的村主任刀建新，因为患上了麻风病，用他自己的话，是从“人”变成了“鬼”，在得到国家的治疗后，他又从“鬼”变成了“人”，因此这一辈子，他怎么说“感谢李桓英”都不过分。

原本刀建新在傣族长辈的眼里还是个“有出息”的后生仔，毕业于昆明民族学院，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政治上进步的速度非常快，年轻轻地就已经成为勐腊县的县委副书记。但是1965年，人们发现他从县委的机关大院忽然就消失了，一打听，被查出了麻风病，这对他，不啻为一场晴天霹雳！

刀建新措手不及，得了这种病，如果能治好，“水牛角都能被扳直！”

他万念俱灰又别无选择，生怕传染给人，因此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也不得不跟妻子离了婚，而且有件事儿，像一根大刺儿，一直深深地扎进他的心。

那是他离开岗位之前，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都没有忘记要给党组织最后交一次党费。他伸出手、举着钱，但没有人敢接——倏地，刀建新醒悟了：“我已经成了鬼，成了灾星魔鬼，谁还愿意跟我接近？！”

他急慌慌地跑出办公室，离开县城，逃进曼南醒村，从此自我封闭。

病治不好，也死不了，但生活还得继续。

不久村民看到刀建新有文化、有能力，选他做了村主任。十多年来，刀主任也曾尝试过上山采药，熬煮、内服、外贴，为自己和乡亲们尽量地治病。但是都没用。他只能看着自己的手指、脚趾一天天地烂，残疾程度越来越重。患难中走到一起的妻子咪香，身上、手上也长出了很多的疖、红斑，尤其脸上还有像蚂蚁爬过的感觉，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得了“麻风”。

李桓英进村，要得到村主任的支持，寨子里没手术室，她得找人先帮忙用帐篷搭起个“能做手术”的地方。开始的时候李桓英并没有自己的助手，还单枪匹马地入寨。后来她听了村主任的故事，心也被狠狠地刺痛，决心要帮他，还要依靠他，一定要把他和所有的乡亲们的病都治好！

但常年的医治无效，刀建新是绝望的，他不相信李桓英，不相信世卫组织，更没什么兴趣去试验MDT。

为了解开刀建新的心结，李教授觉得得先和他“走近”。

一天中午，她不请自来地就推开了刀建新的家门，说“主任，我的驻地离你们村有十公里，今儿要回去再返来，时间都耽误在路上了，我想在你家蹭顿饭。”

刀建新蒙了，麻风病人，人人躲避唯恐不及，这李教授，还来，蹭饭？

还没想好怎么回答，李桓英已经端起了碗，坐下来自己吃，一边吃还一边说：“你家的苞谷饭真好吃，我在北京可很难吃到，所以我得多吃点。”吃完，又起身再去盛了一碗……

这还让咱说什么呢？

刀建新以后像变了一个人，从排斥到协助，从一个人到后来组织全村的人都主动地配合“李摩雅”。就这样李桓英用实际行动温暖着“麻风病”患者的心，疏解着他们心头已经拧成了疙瘩的自卑情绪。在她看来：身为医生，就应该首先让病人感到尊重和平等，那些自视清高的人，你高贵，到你的家里去高贵吧。她就坚信：“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医者仁心，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联合化疗”的“不隔离短期治疗”，已经在中国开始，就一定不能让患者“空欢喜”！

1984年5月，李桓英在对曼南醒村全体村民进行复查的过程中，发现刀建新刚刚5岁的儿子岩糯屁股上也有了一小块红斑，尽管孩子自己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李教授知道这是一块未定类的麻风，由于发现得早，马上给孩子上了手段、进行治疗，因此岩糯体内的“麻风杆菌”很快就被彻底地杀死，孩子成了“早发现、早治疗”的一个鲜活的样板。李桓英用这个实例告訴村民，也在教学当中传授给跟着她干的很多的医护人员。果然，十几二十年后，小岩糯已经长大成人，他不仅健健康康地再也没有复发，而且还向爸爸学习，努力工作，勤力为民，后来也当上了曼南醒村的新书记。

什么叫作苦尽甘来，春风化雨？

尽管一开始推行“联合治疗”的时候，李桓英遇到了很多难。这些“难”中不仅有在山寨要“吃苦”、孤军奋战、一眼看不到结局，而且这些“难”中，首先是不被人理解。

比如，她非常敬重的一些老专家、老领导，对她的“短程联合疗法”一开始并不信任，患者长期服药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你用“短程”，只有两年，能成？试都不用去试！

说这样话的老专家、老领导都是权威，而且多年以来一直在很多事上都支持自己、关照自己。

但，科学就是科学，很多时候“新的世界”恰恰是因为我们走错的路，才偶然地被发现。何况李桓英本来就是“实验室出身”，她最相信实验和数据——坚持“短期”副作用少、见效快，而且也符合中国“多快好省”的国情需要——“那节省下来的药，不是还可以治疗更多的病人？”

性格率真的她，一方面努力说服老专家、老领导;另一方面也叮嘱自己“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定要用事实说话，坚持、坚持，坚持到最后——让“奇迹”出现。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上苍也不能不为李桓英的真诚、付出而感动——27个月的“短期联合化疗”坚持到最后，真的获得了大丰收。老专家、老领导们也都笑了，很多同行更默默地为她竖起了大拇指：“干麻风”的科研，大家都知道太艰涩、太危险，很多人常年对“这个题目”都绕着走。可人家李桓英，却敢冲到第一线，实干、苦干、闷头干——真是要有点“殉道”的精神啊！

当然，除了领导、专家的质疑，“联合化疗”在一开始还有一“难”，这“难”就是村民见到服药，在“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身体都渐渐地出现了一种“鬼气”，这，人们就一下子恐慌、害怕、怀疑了。

什么情况？

原来“联合药物”是紫色的，患者服下去之后，药物会在身体里慢慢进入细胞，然后再反应到体表，这就会让人在面部和患处出现紫色。这本是很正常的药物反应，但服用者不理解啊，就疑神疑鬼，有人趁李桓英不注意，還偷偷地把药都扔进了水里。

李桓英这可就不答应了！

她一个个地去谈话，说明这种药的疗效和反应。反复地告知大家“可以放心”。同时也口气强硬，没什么说的，“必须”遵医嘱，严格地用药：“除非你们不想摆脱麻风的困扰了，那就好好地听我指挥！”

“奇迹”终于出现，病人按疗程服药，最后一个个都出现了疗效，“李摩雅”说得真对。

面对“疗效”，面对康复者一个也没有“出现反复”，李桓英的“短期”计划被证明是取得了成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很快，世卫组织收到了李桓英的报告，而且不断派人来进行考察。

李桓英的临床医治，在“时间”“用量”“反应”“是否有复发”等等问题上都为“联合化疗”获取了临床参数，因此，世卫组织非常感激中国，也非常感激李桓英。

不过，面对事业上“首战成功”，李桓英可丝毫都没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就可以好好地停下来歇一歇，或过一过安逸的退休生活，或实现多年来她的父母、4个弟弟妹妹一直都在盼着她“能回美国和我们团聚”的梦想。她觉得勐腊的成功、包括潍坊的成功，都只是“局部的”，中国除了勐腊、潍坊，还有很多的地方、很多人，依然受着“麻风病”的侵扰，她赶快请求国家要把“战果”扩大、推广，她眼前还有“更大更大一片任务”！

事实上，国家随后，是很快批准了李桓英的建议，这就有了之后的30多年，李桓英又跑遍了云、贵、川7个地区的59个县，开始新一轮的医治麻风病的“工程”，这项“工程”最终取得了“全部康复”，且复发率只有0.03%（世卫组织标准是1/100）的好成绩。一方面在中国，基本阻断了“麻风病”的传染，为自己的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为世界提供了来自中国的更有说服力的“治疗方案”。

她哪里有时间坐下来——停停脚呢？

七、为国争光？福莫大焉！

58岁起步的李桓英没有觉得当年自己已经“并不年轻”，到68、78、88、98岁，她依然要求自己坚持工作，且精神饱满。

“与麻风病结缘”的40年里，她的团队、助手、领导、同事经常看到她背着一个小包，每天从自己的家里出来，或坐两站公共汽车，或干脆就步行，来到她的办公室，来到她永远都不想离开的实验室。

说到李桓英的办公室，只有8平方米，很小，和她小小的住所一样，但气氛很温馨，工作起来很方便。

2021年春节前的一天，我被李桓英的助手袁联潮老师领着，先来到了位于北京友谊医院内科研2楼的一层，推开一扇双开门，里面是一处不大的套房，外间是试验室，摆着很多实验要用的设备和大大小小贴着“麻风室”字样的塑料盒子，侧身穿过这两间实验房，我就进入了一个过道，那里很紧凑地摆着6张桌子，6名科研人员正悄没声地盯着自己眼前的电脑专注地工作。再往里走，眼前有一道窄门，里面就是“那8平米”——李桓英教授如果在京，工作日她每天都会出现在这里。

袁老师指着面对面顶头置放的两张办公桌介绍给我：“长江老师您看，这边是我的，那边是李教授的。”

我点点头。腿边就是一张很简易长沙发。袁老师看到我想问，立刻说：“哦，还有这靠门的沙发，每天中午，李教授都会在这儿靠一靠，简单地眯上一小会儿。”

“哦，那吃饭呢？”我还有疑问。

袁老师：“一般都是由我从食堂里给她打饭，然后就在办公室、在办公桌上铺一张旧报纸，坐下来吃，普通的盒饭，一餐吃不了肯定还打包，晚上回家热热，再吃。”

李桓英的一生，生活极其简单，她自己会做饭，但通常最爱做的是鸡蛋西红柿面，这原因也是一顿吃不了，还可以再吃第二顿。

“早餐呢？那可就没有食堂的供应了。”我提醒。

袁老师：“早餐就更简单，常年在国外生活的习惯——她一个苹果、一杯咖啡，这几乎日日雷打不动。”

1958年……我坐在李桓英办公桌后面的扶手椅上，看着摆在桌上的老照片，脑子再次回到了当年——

当年她的父母和他的4个妹妹弟弟，为了能跟“老大”凑在一起，全家都移民到了美国，但是家人刚到了不久，就发现有一天大女儿竟然“悄悄地溜了”。先是借口到英国学习，然后辗转回到了中国。父母之所以形容她是“悄悄地溜了”，李桓英也承认：“那是因为我回国，真没有跟父母商量，怕的是‘一商量了，就走不了了。”

1964年，李桓英的弟弟靠自己在美国加油站、餐馆打工挣来的路费，让父母到香港与姐姐见面。当时李桓英所在的“皮研所”，领导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才批准了李桓英“出境赴港”。她走后，有人议论：“看着吧，李桓英此去香港，见了父母，怕是就不会再回来了。”同时，父母那边，此行还真是有“强烈的目的”要带走女儿——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需要女儿，同时也心疼女儿一个人只身在国内，没有家庭，没有丈夫，无依无靠，万一有个病有个灾儿……因此这一次在香港的会面，父母是“一定要说服”女儿跟他们“再回美国”的。

三天的见面，李桓英跟父母说了很多贴己的话，多次说到对不起父母“看你们年龄也慢慢地大了，我也不能在身边尽孝”。但是也很坚定地告诉爸妈：“我需要祖国，祖国也需要我，我能用我的医学专长为国家做事，能解救很多很多痛苦的病人，这是我无法不坚持下去要做的事……”

轮到在机场送别的时候，老父亲望着渐渐走远的女儿满含热泪，性格倔强的妈妈，不等女儿走到看不到，就自己先一转身，噔噔噔生着气地走了。

后来李桓英讲起这段往事，说那一刻的画面，她永远都嵌进了心里。

对父母的亏欠，她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但心头所能安慰的就是——“或许自己对爸妈的不孝，能换来对国家的大孝？”因此只有工作能够忘记，唯有工作能够让她暂时地不想爹妈！

投身“麻风病”这个自己知道终身都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就像“回国”， 李桓英永远都“从来也没有后悔过。”

还是在最艰难的“试验阶段”，曙光已现，但工作非常艰苦，条件简陋，资金匮乏，她就利用自己曾经在世卫组织工作过的关系、声誉，马不停蹄地向世衛组织汇报，利用一切机会向世卫组织申请，药物啊，国际专家的技术支持啊，当中也包括“伸手”要资金、要设备、要车辆……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没办法，我的祖国经历了“十年文革”、刚刚迈开了经济建设的大步伐，我们还很穷，政府对于全体麻风病患者的治疗又都是免费的，所以我们需要、需要……

云南和山东第一轮的实验证明了“联合疗法”的100%有效，接下来，李桓英又拿出整整10年的时间，继续试验、继续探索。1986年11月，中国卫生部在成都召开了“全国麻风联合化疗座谈会”，宣布了全国要普遍推行“麻风联合化疗”的治疗方案，这对李桓英的工作是一个学术上的极大肯定;

1994年，世卫组织开始向全球推广中国的“短程联合化疗法”;

1998年，北京召开了第15届国际麻风病大会，中国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成功消除了麻风病”。世卫组织官员诺丁博士在会上充满感谢地讲：“全世界的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中国做得最好，李桓英做得最好！”

荣誉渐次向她走来，但“名与利”根本不是李桓英长期从事麻风病防治工作的心里期许，想当年，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读完了硕士，她是两年后才从学校拿回了毕业证书;回国后，她先后供职于“皮研所”“热研所”，领导找她为“评级”，一个“正教授”的头衔，她拖了整整20年才认真地去填写了第一张表格。

“为了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李桓英觉得自己能够成为“中国符号”，替中国人在世界麻风病治疗领域站到最高的实验台，这已经是对她最好的回报。除此以外，她还在乎什么呢？

1990年云南西双版纳第一个泼水节，勐腊县人民政府就在李桓英“把实验室搬到山寨里去”的那个“曼南醒村”敲锣打鼓地开了一个大会，宣布了一个“大好消息”，那就是：长达30年，一直戴在我们县4个村寨头上的“麻风寨”的帽子——从今天开始——彻底地被摘掉了！从此，云南西双版纳的地图上，人们再也找不到“麻风寨”现实版的存在。

那一天李桓英也被邀请了回去，很多已经在外面生活和工作了的“老病友们”知道了“李教授也会回来”都纷纷赶回到“麻风寨”，人们抱住李桓英，紧紧地拉住李桓英的手，说“谢谢谢谢，谢谢李教授，谢谢李摩雅。没有你，哪有我们今天的新生？”

李桓英则说：“我们相信科学，也相信自己吧！我们的党和国家要终结麻风病，你们，当然也包括我，都赶上了好时代、好机会。”

其实早在新中国建立不久，针对当时中国人所患四分之一的疾病都是“皮肤病”，比如麻风、梅毒等等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周恩来总理就曾发话：“要建立一个与普通卫生系统区分开来的垂直系统”，就叫“皮防系统”吧。国家随后即派出专门的人员“搞皮肤病的防治”，防治的奋斗目标中——“麻风病”是最大的一个工作重点。

李桓英作为医学专家，当然很懂得对于传染病，三个办法：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是必须的“三管齐下”，但是具体怎么做？她想到社会主义的中国有自己的体制优势，可不可以利用过去的“皮防系统”进行“垂直管理”？跟着积极尝试并创立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工作模式。这个“垂直”的好办法，1996年被国家认可，随后便在全国展开了“消除麻风病”的攻坚运动。世卫组织后来也知道了，还把“中国的做法”推荐为“全球最佳治疗行动”——李桓英和她所带领的团队，用有效实践，把“垂直管理”的这张大网，织得更密，也更牢固了。

八、“百岁”算什么？我的事还没做完……

1972年，李桓英还在江苏泰州的麻风病防治前线没日没夜地工作着，她收到了一封电报：母亲去世。她悲痛难抑，深深地自责——自己的这一生，长大成人，性格的养成，都跟母亲分不开，这不只表现在还没到适学的年龄，母亲就把她送进了学校，而且从小到大，反复叮嘱：“作为女人，要受教育，要独立，要有自己的胸襟！”

学医是母亲的主意，经过6年，李桓英好不容易从同济大学毕业了，母亲又不喘气地建议她到美国去继续读硕士。母亲尽管初中毕业，不算没文化，但在旧社会的大宅门里忍气吞声，她偏偏悟出了上学的重要，她要让自己的孩子比自己强大。

母亲“走”后，很多年，包括2021年我要去医院访李桓英的时候，还听教授说过：“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把父母接过来，赶快接过来，就在我的病房，让我陪伴，我要为他们养老送终……”

1964年和父母的见面，是此生最后的一别。

后来出国便利了，经常去美国看看爸妈已不是什么难事，但每一次都是因为忙、她太忙……不知不觉，父母走了，她自己，也将近百岁。

1988年，领导考虑到李桓英的科研，身体，她不能够再独立支撑，遂派来了翁小满医生作为她的第一任助手。年底，翁小满到首都机场去接从云南回来的李教授，人一出来，教授头上缠着绷带，一只胳膊吊在胸前，羽绒服裹在身上也只能半穿半披着——这是怎么了？

车祸，从李桓英把“实验室”搬进了“麻风村”，云南对她来说就是常来常往，经常坐车翻山越岭，白天晚上“翻车”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回。轻伤的就不去说它了，就说1987年之夏，正值雨季，李桓英从云南文山在返回昆明的途中，因为坡陡路滑，汽车不幸翻到了路边的玉米地，造成了她右锁骨骨折。跟着，1989年1月，她又只身参加完西昌联合化疗的工作资料年终会审，赶着回成都，途中，因为雪天，汽车行驶到大凉山篱笆山的时候，一下子又滑到了50米深的山底，再次造成她左手骨折，三根肋骨骨折，头上还缝了7针……

受伤回来了的李桓英住进了友谊医院，身边没有亲人，翁小满就想来陪护，但是李桓英说：“还行，我的腿又没断，生活还可以自理。你赶快回去做试验，这次我带回来的200多份血液标本，还都放在冰箱里……”

1989年，“非隔離短程联合化疗”的试点在云南全省推开，时年68岁的李桓英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2001年，李桓英因为主持《全国控制和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策略、防治技术和措施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让她心里感到非常兴奋、非常欣慰——“一个科研人员，什么能比得上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来得更重要？这一点就像医生救死扶伤，病人好了，又恢复健康了，那是对医生——最大的奖励。”

从事麻风病治疗与研究的40年，用李桓英自己的话说，她得到了来自国家的太多的荣誉，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感动中国十大新闻人物”候选人，后来又是“全国五一劳动奖”“北京三八红旗手”“北京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麻风防治先进个人”“全国医德楷模”“北京十大道德模范”“最美奋斗者”等等30多种奖励的桂冠……2005年，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在友谊医院成立，2010年，“李桓英教授学术思想研讨暨90寿辰座谈会”也在友谊医院召开。“热研所”高度肯定了李桓英的工作，北京友谊医院历届的领导和全体同仁更把李桓英教授常年当作了“镇院之宝”。

面对这些不曾想过的“收获”，李桓英能不高兴吗？

悠悠百年岁月，她初心未改，初心没变。

因为麻风病的传播方式、发病机理、检测方法还没有得到彻底的突破，李桓英虽然“年近百岁”，她始终都觉得自己还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好。

因此2021年教授跟我说：“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等我好了，新冠疫情也过去了，我还要再去！”

我说：“是吗？太好了。您什么时候去，我也跟着您去采访。”

李教授说：“好啊好啊，到时候我一定通知你。”

“那您就得好好地保重身体，等您出院了，医生也同意了，我们就去。”我建议。

老太太听完，爽朗地大笑，语气非常坚定，声音非常洪亮：“没问题，你放心。我现在是吃得下、睡得着，还不做梦……”

“啊——吃得下、睡得着，还不做梦？”

这句话撞击着我的耳膜，气贯长虹又让我浑然不觉她的年龄。

难道永远“忙”，可以逆袭？青春就可以“常驻”？“永驻”？

保重吧李教授，等机会到了，云南——我真的，真的还要跟您一块儿、一块儿去呢！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