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禄青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气候变化是目前全球最重要最紧迫的议题之一，也是人类面临的更长期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危机。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1℃。这距离《巴黎协定》提出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之内、并尽可能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的目标值已迫在眉睫，所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许多国家纷纷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愿景并开始付诸行动。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应对全球气球变化的负责任大国担当。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也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场大考，事关中国的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事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敢于直面挑战、采取行动、奋力实现。

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必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世界和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如何加强国际社会合作，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碳达峰、碳中和会给哪些行业带来发展机遇？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1年会上，众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精英等围绕碳达峰、碳中和话题深入交流、献计献策。

实现“双碳”目标 任重而道远

碳达峰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达到峰值之后不再增长，随后逐步降低；而碳中和就是要采取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各种方式全部抵消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而达到二氧化碳净排放量为零的目标。

作为知名的气候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表示，净零排放对全世界很有必要，这样才能将温度稳住而不再上升。未来20年，基础设施建设还将持续，甚至翻番，这些新的基础设施如果不提升其能效，那就无法实现净零排放，现在就要作出决定并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由于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基于人口规模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需求，碳排放总量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对此，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排名第一的世界大国，在排放方面也是大国。目前中国在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只有中国采取措施减少排放，全球才能快速减少排放，所以中国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非常重要。

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全球总裁施南德也表示，巴黎协定的目标能否实现，什么时候实现，气候行动尤其是脱碳行动，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在全球的碳排放比较高。未来气候变化还会使全球更加炎热，热浪将会影响到1000万人，所以一定要适应气候变化，个人和企业必须了解气候变化的影响。

“十四五”时期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指出，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重道远，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最突出的是“三个没有根本改变”，也就是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結构和以公路货运为主的运输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污染物排放和生态破坏的严峻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生态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的高风险态势没有根本改变。

黄润秋强调，当前中国距离实现碳达峰目标已不足10年，从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目标也仅有30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远景目标时间更紧、幅度更大、困难更多、任务异常艰巨。

对于中国面临的巨大减碳压力，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政也深有同感。他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从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要短得多，因此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从能源系统来讲，要从一次能源的来源、中间转化技术以及需求侧的利用方式和技术创新上发生深刻变化，根本特征是要实现以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的系统转变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系统。

根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研究院发布的长期低碳发展战略报告，在温升2℃目标下，2050年非化石能源要占到70%以上，终端电力比重要占到55%。而按照温升1.5℃的目标，非化石能源要达到85%以上，终端电力比重要达到68%以上。

李政表示，碳达峰和碳中和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阶段，其辩证关系是此快彼快、此低彼易、此缓彼难，因此“十四五”是一个关键期和窗口期，需要迎难而上、只争朝夕。

加强团结合作 共建美丽家园

发达国家应如何支持发展中国家降低排放，尽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尼古拉斯·斯特恩表示，技术变化非常迅速，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技术后发优势直接跳过某些发展阶段实现新技术应用；与此同时，富裕国家也有责任帮助这些国家迅速迈向低碳发展。由于发达国家拥有良好的技术和金融优势，在技术、资本等方面，发达国家有义务以正确的条件支持发展中国家。

为了控制全球气候升温不超过2℃，一个国家不可能单打独斗，需要各个国家共同合作。施耐德电气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赵国华认为，有两项关键技术今后可以引发颠覆性变化，一是电气的数字化。引入数字化，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利用能源，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排放和电力消耗。二是绿色的电气化。电气化是唯一可使能源脱碳的方式，也是工业发展的方向，但发电企业90%的电力来自于传统能源，如果实现合作，至少可以大幅减少碳排放。

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任务是调整能源结构，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等。由于我国距离实现碳达峰目标仅剩不到10年，所以时间非常紧迫。

对此，生态环境部研究员、原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员夏光表示，必须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向全社会提供为实现“双碳”目标而共同奋斗的驱动力，总体来讲，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推动力、拉动力、行动力。

第一，推动力是指由政府实施管制性政策。要制定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控制规划和计划，确定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的最高限值。根据各地现有的排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未来排放需求等综合因素，把全国总量分解到各个省份，再依次分解到各个城市、企业和单位，让每个人都知晓碳达峰与自己息息相关。各级政府还要制定高碳低碳产业目录，限制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

第二，拉动力是指通过市场提供激励引导性政策。由于要进行广泛、深刻的绿色技术革命，就必须让市场主体有积极性研发新技术，这方面有很多市场化的制度。比如绿色投资、碳交易、绿色信贷、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生态补偿、低碳示范合作项目等。

第三，行动力就是要增强社会的行动能力。比如更广泛地宣传双碳目标的重要意义，动员公众积极参与，形成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的意识，采取更多鼓励性政策，鼓励公众节约能源、合理膳食、垃圾分类、低碳出行、公共交通、循环利用、美化家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改善生活，形成低碳节约的生活方式。通过建立城市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排名和绿色低碳行动积分奖励等各种措施，推动建设节约型机关、绿色学校等。

百威是一家在数字化实践当中加速创新的传统制造企业，除了致力于自身发展，也与供应商和行业伙伴携手并进，努力推动中国啤酒行业的转型升级，使其更加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

据百威全球首席执行官薄睿拓介绍，2020年位于四川省资阳市的百威啤酒厂通过电力购买协议，成为国内啤酒行业首个100%使用可再生电力生产的工厂。今年又通过电力购买协议实现武汉和昆明两家啤酒厂100%使用可再生电力生产。百威最大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安装在福建莆田啤酒厂的屋顶上。此外还使用天然气锅炉代替燃煤锅炉，安装LED照明设备，并要求购买标有一级能效的冰箱和冰柜。

薄睿拓表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通力合作，以绿色物流为例，百威正在与合作伙伴协作，控制物流当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百威还设定了科学的减碳目标和减排强度，配置了216辆清洁能源汽车。此外，还与中国的物流供应商签署新的协议，承诺到2025年之前配置清洁能源卡车的占比要达到50%。供应商和社区也是百威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重要的合作伙伴，通过100家加速器项目，积极紧密地与供应商和初创企业协作，旨在2025年之前解决100项挑战，并且促成其与世界银行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合作。

中国正在加速构建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新格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让中外企业有信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薄睿拓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技术和知识，只有通过协调共享才能发挥作用，扩大创新规模，在整个社区当中增强韧性。

把握绿色机遇 推进创新发展

为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举措？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将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协同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和数字化转型。

何立峰指出，促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推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加快发展绿色经济。

何立峰强调，要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深入开展污染防治行动，全面提升环境基础设施水平，制定和实施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面對复杂形势和诸多挑战，黄润秋也表示，我国将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减污降碳为主抓手，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一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二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是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四是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五是广泛培育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对于“双碳”目标下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机遇，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首先不要再投资煤炭等化石能源，有很多积极措施可以采取，比如发展可再生能源、新能源，交通和农业的改进以及林业发展。这些新做法中有很多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当然有些工作也会被搁置，这就是转型。其次，城市非常重要，中国提出建立更清洁、更紧凑的城市发展目标，可以为全球树立一个标准。第三是电力，目前中国的电网有时候效率和作用欠佳，这涉及电力市场和电力结构的改革。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电力行业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2019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是113亿吨，能源领域碳排放是98亿吨，占到87%。其中电力行业的碳排放是42亿吨，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37%。

中国华能集团董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舒印彪表示，再电气化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在能源生产侧实现清洁替代，在能源消费侧实现电能替代，以电为中心，电力系统为平台，清洁化、电气化、数字化、标准化为路线，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在生产侧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通过转化为电力加以高效利用。在消费侧，工业、交通和建筑等行业要大幅提升电气化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控碳、脱碳，在传统电气化基础上建设高度的电气化社会。

对于如何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舒印彪认为，新型电力系统具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广泛互联；二是智能互动；三是实现灵活柔性；四是确保安全可控。

李政也表示，要实现“双碳”目标，需要从经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推进技术创新。能源低碳转型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按照清华大学的测算，实现温升2℃目标导向的转型路径，2020年到2050年能源系统需要新增投资约100万亿元，占每年GDP的1.5%～2%，而要实现温升1.5℃的目标，需要新增投资约138万亿元，超过每年GDP的2.5%。能源转型会带来新的增长点和新的就业机会，支撑高质量经济发展，因此付出这样的成本是值得的。

魏桥创业集团是一家大型民营企业，专注于纺织业和铝业，经过40多年的发展，迄今已成为这两个行业中世界级的领先企业。该企业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发展循环经济、加强技术创新等举措，把绿色低碳的约束变成了发展动力。

“过去总认为投入更多精力和财力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会给企业发展带来很多负担，现在我们认为追求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跟企业自身的发展是不矛盾的，完全可以相互融合在一起。在追求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实际上给我们赋予了更新的竞争力和生命力。”魏桥创业集团董事长张波如是说。

对此，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也表示认同，他指出，中国实现碳中和是可行的，并且能带来多重效应。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不会阻碍经济发展，而且还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碳中和会带来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低碳领域会涌现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和创新机会，带来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和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在全球处于高碳向低碳和零碳转型的重要时期，PE/VC机构有哪些投资机会呢？张磊表示，在这个时期，将有力地引导大量社会资本转向碳中和领域，绿色股权投资正当其时。

据了解，高瓴资本在新能源技术、工程材料、绿色经济方面制定了一个碳中和技术路线图，深入布局了光伏、新能源汽车、芯片等产业链供应链。同时运用哑铃理论，用科技助推传统企业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已经承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展望未来，施南德认为，疫情之后对中国具有独特的机遇，可以加速向碳达峰、碳中和迈进。

施南德表示，中国在工业、煤炭、水泥行业需要采取新的行动，并在未来30年内改变能源结构，而打造氢能经济是一个关键元素，政府可以制定一些措施来推动氢市场发展。根据麦肯锡的研究，中国经济对氢能的需求现在几乎为零，但到2030年可能增加到1800万吨，主要来自于钢铁和运输行业。此外利用碳封存技术可以將煤炭转化为低碳能源，推广植树造林也是把握这一轮机遇的重要元素。

施南德指出，中国的脱碳会颠覆现有的商业模式，可利用电商来支持绿色行动，鼓励消费者作出低碳决策，使其消费习惯更加环保。环境和经济也是不可分割的，政府可以进一步支持绿色金融，推广绿色债券，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可持续可以成为一种竞争优势，企业要制定具体的脱碳战略，持续行动并采用新的商业模式。数据的质量和透明度也至关重要，不仅有助于企业监测和减少排放，而且利用大数据能够更加有效、更可持续地作出商业决策。

调整现有的工作方式同样有助于减排。根据麦肯锡的估算，在发达经济体，高达1/4的劳动力可以每周三至周五在家办公，而不损失任何生产力，从而减少因为出行而带来的排放。

施南德表示，个人也能为脱碳作出贡献，形成绿色生活方式，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减少消费，而是在消费时要注重环保以及生活品质的提高，积极参与产品和服务的共享回收和再利用。同时，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将加速劳动力需求的改变，企业要与政府开展合作，把气候风险和脱碳意识纳入到企业员工技能提升的教育培训中。

“碳达峰、碳中和既是任务，也是机遇，能够带来新的工作机会。”赵国华说，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亟需对劳动者进行相关培训和素质提升，职业教育也要进行更好的开发。工厂要想实现效率提升，需要加强员工培训，提供更多创新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