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贵 翔，王 琦 婷

一、问题提出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案件定罪事实的证明标准已有明确规定，(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即采用了世界上较为普遍适用的诉讼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可以说对刑事案件主要事实即定罪事实的证明标准问题已基本解决。然而，对涉及面较广的刑事案件非要件事实的证明标准，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作出完整性设计，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体现为：其一，对部分非要件事实的证明标准未作出明确规定。比如立案、搜查和技术侦查等非要件事实的证明标准处于立法空白状态；其二，已经作出规定的存在较为突出的不合理设计。比如把量刑事实简单规定为适用排除合理怀疑，忽视了量刑事实本身的层次性、复杂性。还比如，把逮捕的证明标准规定为“有证据证明”则明显降低了证明标准。

在司法方面忽视非要件事实证明标准的现象也较为普遍。为更加直观地了解证明标准在我国刑事裁判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