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宣淇

（兰州城市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加快了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改革步伐，文艺作品创作的初衷与现实经济环境所孕育的文化生态紧密结合。自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与文艺创作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济体制与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带来的现实矛盾几乎超越了文艺创作的美学本能。在电视剧中不设置现实环境的先决条件而无端地去谈论过去或触及未来，是一种不合时宜甚至不负责任的创作观念。电视剧创作活动的艺术本位开始让位于经济本位，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地区的电视剧产量超越了前二十年来的总和。

直到2015年同一电视剧只能在两家卫视同时进行首轮播出的“一剧两星”政策的出台，电视剧的产量才开始有所减少，但即便如此，2015年之后的中国电视剧仍旧保持着每年300部以上的产量，截至2018年初，中国电视剧全年生产集数已高达13475集，中国已成为全球电视剧产量最高的国家。电视剧产量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创作质量的提高，而高质量的电视剧作品通常容易陷入题材同质化的创作困境。

一、浪漫历史书写下的女性角色塑造

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权利运动已成为社会文化的深刻组成部分，对具有现实色彩的细节人物的关注，以及对其背后所代表的社会价值体系的重估成就了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全新视点。这类电视剧以《大明王朝1566》《大秦帝国》《康熙王朝》《汉武大帝》《人间正道是沧桑》《大宅门》《白鹿原》《琅琊榜》《记忆的证明》《金婚》等为代表。对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而言，其人物所呈现出的审美意象，在于找到一个与旧式历史价值全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角度去表现其现实意义，而这样的现实意义则与前几个世代的历史化叙事完全不同，在女权主义兴起的现实环境投射下，甚至表现为一种“逆历史化”的叙事类型。

与“去历史化”的历史虚无主义不同，“逆历史化”的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在于提供一个颠覆性的当代思维去解释历史发生的原因，并因社会整体环境对女性个人价值的尊重而有在电视剧作品中展现女性作为个体影响历史的动力。

2009年，央视播出了根据作家江奇涛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该剧以一种偏离理想主义的方式塑造了女性身处革命浪潮中不同于正统历史化叙事的成长方式。剧中除了杨家女儿杨立华以外，其余女性角色无一不是作为剧中其他人物的妻子、恋人、母亲、妹妹的身份而出现的，唯独立华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是无人引导且无人伴随的，在成长中她接受了传统中式教育与左翼思潮下的革命教育的双重培养。剧中立华读过的书单中《老子》《庄子》《列子》等传统价值的书目赫然在列，而她又曾在大革命前夕的广州受过现代师范教育，之后更赴苏联留学。一方面在潜意识中她有着振兴国家的政治抱负，因此当选国民党监察委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跟随宋庆龄投身社会慈善事业，并在国民党大会上公开表达对“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不满；另一方面又缺乏真正的革命者面对生活逆境时所具备的抵抗决心，在情感生活中立华显得脆弱，对自己因早年堕胎而导致无法生育一事耿耿于怀。在她的潜意识中始终将自己定位为男性附庸，认为自己身为女性最大的意义却因无法成为爱人的妻子，无法成为亲生孩子的母亲而不可实现。

作为一个有着进步倾向的近代女性形象，立华既没有与旧式价值完全划清界限，也从未拒绝拥抱新式革命浪潮。与单一历史化叙事不同的是，杨立华的形象集传统价值和革命理想于一身，但对二者都是既被动排斥又主动接受，其“逆历史化”的叙事类型在以往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可谓是一种具备人性挣扎且多变的情感表达。

在历史叙事中加入大胆奔放且带有浪漫主义的诗歌气质，以浓墨重彩的布景、光影以及诗化的人物台词，将宏大历史变为了一出带有先锋派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以极端的形而上的表意特征为特点的审美形式，是女性人物塑造的另一种艺术手法。2000年，作家孙自筠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太平公主》，被女性导演李少红改编为以唐代为历史背景的电视剧《大明宫词》，并在央视播出。在剧中李少红向观众呈现了一种压抑的、用诗化的影视语言构建起来的武则天与太平公主的对立母女关系。

形式主义外表下的《大明宫词》在李少红细腻的情感勾勒下，实际上是一部关于女性对爱情由失望至绝望的自我毁灭。太平公主出生在长安城中的一个细雨绵绵的阴冷时刻，在空旷的宫廷中寂寞的成长，与此同时也不断承受着来自母亲武则天的巨大压力。作为女人天生渴望爱情，而爱情却成为太平公主成长道路上的绊脚石，自己的母亲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教导太平公主摆脱女人面对诸多感情时的弱点。

在太平公主的成长历程中，荧屏中呈现出来的不仅是另一种想象历史的感性方法，同时也是普通女人的情感受难史。在这一“逆历史化”的艺术叙事中，历史是作为男女之间情感纠葛下无意诞生的副产品，李少红注重历史存在的原因，用浓墨重彩去描绘历史的来源，历史的目的在一系列的情感陨落中而显得无足轻重，盛唐的历史成了女人们细腻的情感史，李少红的剑走偏锋，创造了《大明宫词》虽然作为严肃历史题材，却具有争议的独特历史体验。

21世纪以来飞速变化的文艺环境促使艺术家们在文艺创作中不断地对传统历史价值进行重估。在重估与再重估之间，以往历史叙事中固有的那种男权话语所带来的宿命论逐渐被打破。从现代性意义上而言，带有“重估”意义的文艺作品，其意义既是创作过程也是创作目的，在以严肃历史为题材的文艺创作活动中实践这种意义，“逆历史化”的女性形象深入其中是顺理成章甚至是轻而易举的。在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对创作者新兴价值下的女性形象的实践，可能从创作伊始就尝试直奔女性的情感表达这一目标而去。在宏大历史叙事中人们固有的传统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使目标发生了突变，原本属于女性个人情感表达的那些叙事，正在以“人道主义”代替“女性主义”，这种不同的叙事方式被划至宏观历史的语境下重新进行解读，事实上正反映了女性个人话语与现代生存环境的紧密结合。

二、个体叙述与宏大历史的融合

随着文艺创作中“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创作路径的明确提出，电视剧创作基调再次发生了转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下，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叙事的电视剧作品开始与加速发展的市民文化相挂钩，使这一时段的电视剧呈现为符合主流社会价值的文艺样式。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文艺作品中对激进时代与集体主义深刻反思的“去历史化”创作观不同的是，以主流社会价值为基础的主旋律创作意图在文艺作品中的再度呈现，使以电视剧为代表的一干文艺形式出现了“再历史化”的浪潮。在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传奇故事特征得以保留的基础上，着重赋予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等宏大历史叙事的特点，人物成长轨迹始终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以宏观视野的呈现去影响微观形象，因此这一时期的历史题材电视剧诸如《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雍正王朝》《太极宗师》《武则天》《东周列国》《上海沧桑》《北洋水师》《官场现形记》《三侠五义》《隋唐演义》《上官婉儿》《绍兴师爷》《胡雪岩》等，都不约而同地在电视荧幕中展现了广阔的宏观历史视野和丰富的文化信息量，以主流社会价值体系对处于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环境进行历史化的阐述与思考，而自八十年代以来定下的传奇故事基调，又让整个九十年代的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摆脱了传统历史叙事的艺术表达定式，向着以城市文化为代表的消费主义艺术表达靠拢，这就使九十年代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呈现为一种既切合政治主旋律，又贴近百姓生活的雅俗共赏、官民同乐的艺术样态。

可以说在当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女性形象在主流的无产阶级历史观与市民文化的浸染下，瓦解了传统的封建式伦理道德，不断去追求女性人物对于现实的情感体验和真实表达，在电视剧的艺术创作中试图去营造出一种合乎形式主义定式表达的世俗关怀，并将这种关怀转化为一种无须刻意批判的、脱离崇高价值的艺术形象。艺术表达模式的转变随着经济建设浪潮的高涨而对传统价值再度历史化呈现，电视剧创作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探索了自己作为一种视听文艺形式而能够触及的时代潜力，女性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化审美的孕育中体现的愈加明显，在跨入新世纪的大门后，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适应社会的飞速发展并进行时代价值的重估。

三、结语

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题材文学改编电视剧的创作过程中，曾经家国天下的宏观视点如今与个人化的叙事与私密的情感表达结合的愈加紧密。随着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日益增高，历史题材电视剧对民族与国家宏大话语的表述正逐步演化为注重个人表达的多远化叙事方式，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也因此在每一次个性化表达中都对当前的时代价值都进行了重估。到目前为，这种重估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且没有一丝终结的迹象。在艺术作品对时代价值的反复重估中，女性形象作为一种独特的价值评估工具，构筑了一系列与现有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并行不悖的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形象会在不断地价值重估中构成特定时代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最终在新的历史阶段到来之际迎来后人对自己的重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