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柯望

那时是疫情发生的前两个月吧，白石堂哥订婚宴，族内长晚辈都在，浩浩荡荡酒席摆满了屋前屋后，大红大紫的喜庆饰品从大门贴到储藏室，一桌接一桌的起落喧哗。我的目光却被一个落寞的身影吸引。

一件墨绿军大衣披在身上，一顶乌毡帽在头上缩着，再熟悉不过了，他正是爸爸以前学校里扫地的阿公。这时他应是已有几两白酒下肚了，满面通红，愈显得额上颊上皱纹如核桃般深刻。醺醺然晃着酒杯，偶尔摘下帽扇扇酒气，露出他大地色荒芜的头顶。终于，酒席散了，客人们陆续驱车返家，人渐少，杯盘狼藉中，他还坐着，仿佛入定。

“阿公，回家吧！”我凑上去。

“哦，回家，回家。”他转身看看我，突然被惊醒一般，打了个响亮的酒嗝，酒气四溢，推开长凳缓缓站起，抬了抬帽檐，向屋里的新郎官打声招呼，便跨过门槛，衣角的绿渐渐消失在黑暗中。

我是听亲戚的讲述与自己的记忆拼出他的生平的。

老人姓钱，是土生土长的中雁山上人，有一儿一女，之前为“暖窝”还领养过一个儿子，老伴很早因病过世。本来儿女各自早已成家不用他操心，他有一身力气，除了给学校扫地，还兼做村里的粗工，日子倒也过得自足，辛苦几年还攒下两万元，借给了开工厂的女婿。

某个平常的日子，他像往常一样提着水桶拖把在学校走廊里打扫，水滴滴答答淌在地上，这时有人传来一则消息，他听后，桶顿时拿不住了，一屁股瘫倒在地，仿佛被子弹击中一般——儿子与人发生口角被对方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