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育彬, 张玉臣, 廖凯诚

（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92）

一、引 言

军事、安全及政治等领域的“叛逃”一直得到学术界的较多关注，“叛逃”者往往被社会大众苛责。经济领域的“叛逃”更为多元和频繁，“叛逃”者却通常得到“成者王侯”式的包容。例如历史上肖克利实验室“叛逆八人帮”（the traitorous eight）的精神领袖诺伊斯，成为受人敬仰的精英企业家和天才式技术英雄。然而，骨干员工“叛逃”，特别是核心管理团队成员“叛逃”，对企业造成的伤害和后续经营活动的影响深刻而久远（Klepper和Thompson，2010）。如2000年华为副总裁离职创办港湾科技，与华为展开正面竞争；2019年吉利公司两位高管离职后成立威马公司，与吉利展开同业竞争。2000年的华为、2019年的吉利已经建立相对完整的企业人才和技术管理体系，已经具备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尚可化解这种“叛逃”造成的冲击。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是创业企业来说，它们依靠稀缺的核心资源在狭小的“利基”市场上谋生，关键员工或创业骨干的“叛逃”可能对其造成致命的冲击（Agarwal等，2004；Klepper和Sleeper，2005；Campbell等，2012）。因此，发生在新创企业中的叛逃事件应该引起社会和学者的更多关注。

然而，上述现象在学术领域常常被归为创业团队分裂范畴，并与“衍生创业”“离职创业”现象混淆。已有研究表明，创业团队分裂是对创业企业最大的伤害，而叛逃能造成创业团队根本性分裂，也容易造成稀缺资源的“粉碎性”破坏（Campbell等，2012；Loane等，2014；Ganco等，2015；Rocha等，2015；Agarwal等，2016）。“创业叛逃”研究是从创业公司创始人的视角出发，重点关注员工叛逃行为对公司创始人个体层面以及企业内部知识结构、绩效、战略方案等层面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