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靖 周晓光

[摘 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新发展理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和价值追求，切合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需要，在理解中国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与全面性、明确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意义、彰显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三个方面，展现出新时期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全新思想内涵。

[关键词]新发展理念;历史唯物主义;继承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1）03-0021-06

[收稿日期]2021-03-15

[基金项目]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研究”（20ZDA017）;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制度研究”（20VHJ010）

[作者简介]杨玉靖，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周晓光，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2020年1月，《求是》杂志全文刊发了习近平同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署名文章。在文中，习近平同志科学论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要求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全党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理论成果，新发展理念体现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现实特征，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和价值取向，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辩证统一的成功典范。

一、新发展理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继承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继承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和价值追求，立足当前中国发展现实，指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走向，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的成功理论运用。

（一）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观察社会历史现象的方式，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和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恩格斯在悼念马克思的演说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P776）列宁在评价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时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2]（P311）从这个意义上说，客观性、科学性、系统性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重要理论特征。

新发展理念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中国化表达，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依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客观发展过程和一般发展规律进行了具有时代内涵辩证思考。首先，新发展理念坚持唯物主义哲学立场，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阶段发展实践的客观性。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理论回应，是我们实现国家下一步发展的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克服过去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的关键一招。当前历史时期，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优势与隐患交织是国家发展的基本现实。新发展理念从多个方面对国家未来发展提出改进策略，重点围绕创新能力不足、区域行业发展不均衡、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多等实际问题，提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综合应对方案。其次，新发展理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性和规律性的基本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克服了过去历史时期人们在历史观领域里的混乱和随意性，形成了科学完备的社会发展思想体系。新发展理念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断摸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科学规律。“新发展理念是思想形态上的顶层设计，融整体性、协调性、平衡性、包容性、互动性、持续性于一体，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提升了发展科学化的境界。”[3]（P61）立足中国发展实际，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指引社会科学发展，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国家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认识。最后，新发展理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理论样式，它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样，也是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内容概括表述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的产生过程。”[4]（P92）这段话表明，在创立之初，历史唯物主义就已经是一个从物质生产到市民社会，再到意识形态的完整思想体系。同样，新发展理念也是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它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目标，从发展价值、发展目标、发展内容、发展路径、发展方法、发展主体、发展环境等多個方面，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了内容丰富、层次分明的国家发展规划。为党和国家各项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的实现，提供了发展思路引领和建设理论支持。

（二）延续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立场

历史唯物主义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实践三个方面的关系入手，系统说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全面论证了群众史观毋庸置疑的科学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新发展理念植根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实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理论基础，它的贯彻实施直接关系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福祉。

新发展理念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发展理念，也是围绕着“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目标而设定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以人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理论表达。第一，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和民族创造力的集中代表。新发展理念提出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实现创新发展，就是要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发展主体，深入挖掘群众中蕴藏的无穷创造力。只有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国家社会创新发展的格局才会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群众有创造力，国家就有创造力。第二，落实“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要注意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全面性。马克思、恩格斯曾这样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下的城乡差异，“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4]（P104）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城乡间的发展反差和发展对抗，是由它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而这也正是中国在发展中要着力避免的。人民群众广泛分布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区域、各个利益方、各个阶层、各个阶段。人民群众既是一个抽象理论概念，也是一个生动的实践群体。我们要在发展中关注不同人群的发展差异，科学平衡不同人群的发展权益，促使人们相互支撑、相互推进、相互监督，形成良性社会结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第三，绿色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一项基础保障。生产力发展到今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日益显现出它在社会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上的双重意义。新发展理念提出“绿色”发展，要求我们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把资源友好、环境友好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从观念、制度、体制、文化等多个社会方面进行一场生态革命，形成国家层面和民间层面的绿色发展合力，最大限度地克服发展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第四，主张开放发展，使中国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展现出世界意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从事生产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不能单个人孤立地进行，必须相互依赖、相互合作才能进行。“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5]（P2）人类活动的这种社会属性同样适用于国家间发展，特定国家的发展也需要以与全世界建立联系为条件，寻求民族自身发展和人类共同进步的契合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中国发展所担负历史责任时曾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6]（P56）这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发展会保持更为开放的发展姿态，把造福中国人民和造福全人类，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题中之意。第五，共享理念的提出，表明新发展理念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主体、人民中心、人民标准的发展思想。共享发展就是把共享和发展统一起来，它既不是只发展不共享，也不是只共享不发展，是要在发展过程中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历史唯物主义重视每个人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认为需要的满足，即获得一定利益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的目的。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的需要和利益不断满足、不断丰富、不断深化、不断展开的过程。共享发展的提出，表明中国的发展，就是要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和利益。逐步克服分配不公、城乡发展差距、地区发展不均衡、公民权利不平等等现实问题，增强社会发展动力，增进人民群众团结，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二、新发展理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发展

新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阶段性理论表达。它从深化对社会改革必要性與全面性的认识、明确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彰显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三个方面，展现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新的时代内涵。

（一）深化对社会改革必要性与全面性的认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改革作为社会体制的自我完善，能够巩固新生的社会制度或使原有的社会制度持续存在，推动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取得某种程度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不同，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革是主动的、自觉的。它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科学化解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既表现出社会主义社会对改革必要性的坚持，又表现出社会主义社会对改革全面性的追求。“没有思想就没有灵魂，没有理念就没有方向。”作为实现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目标的理论支撑，新发展理念集中阐述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重心。一方面深化了我们对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必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规定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前进方向。

新发展理念从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出发，阐述了持续推进社会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物质生产能力极大提升，基本克服了过去历史时期，物质产品匮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的社会主要矛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到新的历史起点。我国这种由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赶超式”发展，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快速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但与此同时，发展中被暂时忽视的社会次要矛盾则不断积累，不断发展，衍生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形态。从我国现阶段发展看，旧的发展矛盾已经初步化解，新的发展矛盾正在日益显现。过去历史时期的发展中存在的，创新能力不足、整体规划不够、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发展空间相对缩小、群众获得感不强等问题日益突显，逐渐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平稳持续发展的掣肘。从经济发展模式看，单纯依靠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生产要素大规模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逐渐失去原来的作用;从文化建设水平看，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影响力都相对薄弱;从发展的协调性看，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发展差距明显，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间在发展中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从生态文明发展看，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但是资源环境友好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建设仍处在起步阶段;从发展空间上看，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日渐复杂，中国与先发国家在发展空间上的摩擦增多，与不同类型国家间互利共赢发展模式的构建还在摸索中。可以说，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平稳发展必须建立在对上述发展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上，这是我们推进现阶段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依据。同时，新发展理念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出发，系统说明了我国社会改革的全面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与之前的发展理念相比，新发展理念因为产生于更加复杂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它的理论内涵更加全面、更为丰富。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每一步发展，在人类发展史和中国发展史上都是首次。因此，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能立足中国现实，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创造性的加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正以新的内涵和新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同志作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这一论断充分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越发具有整体性，发展的指导理念也越发具有全面性。

新发展理念在内容上广泛涉及中国发展的多个基本方面，紧密契合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全面把握。新发展理念从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事实出发，对国家经济发展方式、政治运行体制、文化建设方略进行全面统筹，制定系统的改革方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关系我国发展全局，涉及五个基本发展方面。“创新”理念解决国家发展动力问题，要求在发展中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建立有利于人的创新能力提升的社会环境。“协调”理念解决国家发展的质量、效益、后劲、空间问题，要求在发展中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确保发展全局的长期稳定。“绿色”理念解决国家发展的生态问题，要求在发展中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国家发展的可持续。“开放”解决国家发展的外部空间问题，要求在发展中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建构互利共赢的广泛利益共同体。“共享”理念解决国家发展目的问题，要求在发展中处理好发展成果的分配问题，实现国家发展成果全体人民共享。同时，新发展理念的全面性不仅体现在理论内容上。在具体发展举措上，新发展理念的落实办法也更为具体、更有针对性。围绕创新发展，提出调整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双引擎”经济战略，解决经济结构调整中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的“十”字型政治战略;围绕协调发展，提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国防军队建设;围绕绿色发展，提出加快绿色发展技术创新、完善领导干部生态责任统计考核、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围绕开放发展，提出构建“一带一路”经济带发展战略;围绕共享发展，提出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上述发展举措的提出，全面覆盖我国下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充分诠释了新时期我国社会改革工作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二）明确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

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任何历史时期都要把物质生产放在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地位上。早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史观，提出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力量的观点。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首要前提，是人类从事其他生产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必须同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个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关系，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生产力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直接决定着社会生产的水平，也规定着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物质生产能力的提升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力量。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P373）从这个意义上说，孕育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

新发展理念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科学解释了物质生产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之间的辩证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呈现出经济快速发展，其他社会领域发展相对滞后的总体发展状况。当前历史时期，面对社会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与物质生产一骑绝尘的发展反差，是继续专注于提升社会物质生产水平，还是集中精力补齐发展短板，新发展理念给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即肯定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仍然居于基础性地位，同时，调节制约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良性发展互动，赋予社会物质生产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发展意义。

首先，新發展理念主张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推进社会物质生产能力提升。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一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就是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状况的持续改善。优越的自然环境是打造优越生存发展条件的必备前提;没有好的自然生态，也就没有好的人类社会。中国未来的物质生产方式必须具备生态内涵，把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的持续保持和不断优化，作为衡量物质生产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尽管推动生产力发展仍旧是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但是，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过去那种依赖人力资源优势和自然资源投入，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生产发展模式必须改变。积极调动生产力系统中的其他发展因素，逐步形成推动物质生产发展的新动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系统由独立的实体性因素、运筹性的综合因素、渗透性因素和准备性因素四类要素构成。实体性因素指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运筹性的综合因素主要指经济管理和分工协作;渗透性因素主要指自然科学进步;准备性因素主要指教育发展。新发展理念把创新能力提升作为增强社会发展动力的主要手段。“创新”理念从人的主体性出发，以社会机制调整为手段，释放发展主体创造力，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创新发展要求发展主体具有更强的发展活力，强调通过对市场机制、技术活动机制、政府管理机制的革新，调动实体性因素、运筹性的综合因素、渗透性因素、准备性因素的生产力发展推动作用，全面发掘劳动者的智力资源。“绿色”理念从生态保护出发，强调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良好保护的前提下，推动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改变人与自然相背离，经济、社会、生态相分割的发展状态，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和谐共赢的发展模式。

其次，新发展理念主张在人与人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物质生产力平稳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要速度快，更要平稳可持续。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在社会化的人与人交往环境下完成的，它关系到每个社会个体的生存发展境遇，也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平稳有序。从这个意义上看，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平稳可持续对特定社会的持久繁荣至关重要。“协调、开放、共享”理念关注社会发展中的人与人关系。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构成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生产关系是社会物质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物质生产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经济发展任务重的客观现实。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寻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快速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迅速改变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现实状况。按照这一发展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发展全面性和协调性上出现短板，不同区域、不同阶段、不同领域、不同阶层出现了明显的资源分配不平衡和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新发展理念提出“协调、开放、共享”，要求在我们在下阶段发展中更加重视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在强化物质文明的同时，有倾向性地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到物质财富增长和精神生活丰富并重。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为抓手，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交往环境。通过政策倾斜、物质调配、精准扶贫等多种方式，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同时，把民族发展和世界发展辩证统一起来，建立互利共赢的人类发展格局，为我国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创造更大上升空间。

（三）彰显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8]（P118）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的直接参与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新发展理念把尊重和落实人民主体地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以更加多层次、更为立体化的方式彰显广大人民群众在国家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新发展理念以群众史观为理论基础，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加丰富的现实内涵。新发展理念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受益人，还是全面深化社会改革的推动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有着更为丰富的现实表现。

首先，广大人民群众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9]（P580）作为全部社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广大人民群众是我国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实际创造者。人民群众物质生产能力的提升程度，直接决定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新发展理念把“创新”放在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共创”格局。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有效的政策激励、高效的管理规划，激活、释放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创造力，为国家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其次，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现代化的受益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服务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因此，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尽可能多的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切身需要。第一，要继续推动社会“协调”发展，寻求物质丰富与精神健康齐头并进，避免在国家发展中只关注“重点”而忽视“全面”。第二，要实现最大程度的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在物质生产持续发展，社会财富不断丰富的前提下，下大力气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发展大环境，克服分配不公、城乡发展不均衡、东西部发展不均衡、公民权利不平等的实际问题，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平等发展诉求。第三，不断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绿色权益”。良好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安全的食物是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要，是增强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感的基础条件。我们要科学治理生态环境污染，尽快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共生的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实现高质量、高层次、高形态的国家发展。第四，广大人民群众是我国社会改革的实际参与者，也是决定社会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新时期国家发展必须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民利益相关性，使国家发展回应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从物质、文化、政治、生态、情感等多个方面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生活幸福指数。同时，不断创造条件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发展的满意程度，作为衡量深化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第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走向深入，“人民主體”思想的人类意义正在逐渐显现。历史唯物主义把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奋斗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群众”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全人类内涵。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经突破了地理意义上的国家间界限，越来越显示出全人类进步的发展内涵。习近平同志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主张各国在维护本民族发展利益的同时，充分关注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反对任何国家单独垄断国际事务，呼吁建立“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新型全球发展格局，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类。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五大发展理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薄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