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千千 郁从娟 阎静

[摘 要]社会主要矛盾贯穿社会发展始终，正确认识和解决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回溯党的百年历史，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时代变迁中不断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并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与世情、国情相结合，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统筹国内国际情势，明确党的历史任务。全面分析和系统总结党解决社會主要矛盾的历史经验，对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迪，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

[关键词]中共百年;社会主要矛盾;演进历程;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1）03-0015-06

[收稿日期]2021-03-11

[基金项目]教育部2020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项目（20SZK10299001）;江苏大学第19批大学生科研项目“疫情和后疫情时期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研究”（19C464）

[作者简介]黄千千，郁从娟，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阎静，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际关系学。

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最突出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发展变化的，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尽相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作出科学研判，分析并解决各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党的一项重大任务。一定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便是一部探索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回顾中共百年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历程，总结党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经验，能够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解决提供深刻启示。

一、中共百年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历程

社会主要矛盾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过程中产生且不断变化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多次历史性变化，科学把握百年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变化路向，不仅是我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的基础，也是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年）

1.1921—1927年：国民大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入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裹挟而来的现代工业使无产阶级在中国产生并壮大起来，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党在一大上直接参照俄国成功经验，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归社会公有”[1]（P1）的革命任务，但实际上并不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未具体涉及到“反帝反封建”革命目标，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对象尚无明晰的认知。经历了一番革命实践后，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阐明：“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2]（P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国共合作开启北伐战争，不久大革命失败。

2.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党的五大总结当前局势：“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3]（P177）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明确意识到人民群众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较之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同年“八七”会议对大革命失败原因进行总结，会上毛泽东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国情，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3]（P393）。长期关注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以农村为中心坚持工农武装割据，认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2]（P98）。由此，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适合当前国情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3.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日民族矛盾居于社会矛盾的主导地位，这导致抗日战争不只是共产党或国民党一方的战争，而是全民族的战争。毛泽东正是在把握全局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基础上写出了《论持久战》，指出“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4]（P465）。由此我党积极推动二次国共合作，由十年内战转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得到有效解决。

4.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再次产生分歧，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激起了要求和平民主的广大人民的不满，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阶级矛盾又日趋激烈。“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中国人民的任务……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5]（P1245）在明确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开启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的人民解放战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体现在人民对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需要与推翻‘三座大山之间的矛盾”[6]（P5-11）。中国共产党准确判断并解决了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建立了新中国。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彻底结束，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从社会的主要矛盾中落幕。

（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土地革命还待完成，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明里暗里对新中国进行封锁，落后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桎梏着我国步入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我党还是集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解决同三大敌人之间的矛盾。1953年后國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全部被消灭，特别是土地革命的顺利完成，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转变。中国共产党迅速根据发展态势，在七届二中全会分析革命胜利后国内存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5]（P1433）基础上，对社会主要矛盾重新做出判断。此时，社会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为主转为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创造性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的实施不仅助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使国民经济快速恢复起来，也使我国阶级矛盾得到基本解决。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八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研判和准确定位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探索过程。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不断调整方向和路线，逐步带领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建设。

（三）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1956—1978年）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已开始三年的“一五计划”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但中国仍然没有摆脱落后农业国的现状，处于“一穷二白”状态，“‘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7]（P44）。之前以阶级斗争为主的矛盾，理论上不再突出，人们更多的是对发展落后经济文化的迫切需求。为切合实际、顺应发展，党再次调整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在八大上作出新阐述：“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8]（P293）翌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肯定了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定位，指出当前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随后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一改八大上的论断，错误分析了国内阶级状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偏差，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还把知识分子也归为了剥削阶级，导致了之后的“反右”扩大化以及十年“文革”，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背离了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制定上也出现急于求成的情况，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违背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纵观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这20多年来党带领人民在一条曲折的道路上探索，但也为后来重新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基础。

（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1978—2017年）

“文化大革命”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实行全面拨乱反正，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1979年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9]（P182）随后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党基于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立足现实国情，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社会主要矛盾做了科学表述，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0]（P54）。从中国当前基本矛盾出发，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提出了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作出了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经济体制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思以来市场与计划的历史局限性。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邓小平先后提出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论等重要论述，决定了我国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从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要矛盾不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不断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探寻路径。

（五）十九大以来（2017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洞察局势，把握现实，引领我国各方面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很多方面在世界上已经从“跟跑”变为“并跑”，甚至是“领跑”。落后的生产力在量变中发生质变，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已经逐步解决。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满足生理需要之后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在解决温饱问题后，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期盼得到更好的教育、工作、社会保障、医疗、环境等，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到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人们开始从生存需求转向全面发展的需求，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了制约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和全面发展的主要因素。基于此，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P11）这意味着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不再单一集中在经济领域，党和国家不仅要继续推动发展，还要注重发展质量和均衡以更好地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等方面都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主要矛盾决定中心任务，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为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制定合适路线政策提供了指南。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经验

中共百年，我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立足国情，带领中国人民在曲折中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国内社会和国际地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践型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能够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路线方针，但也存在过失误和偏差，造成消极影响。因此，发现和总结党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与国情、世情相结合制定政策路线

唯物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即矛盾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就要具体矛盾具体分析，优先抓住并解决主要矛盾，才能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抓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方法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曾指出：“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2]（P308），“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2]（P322）

毛泽东在国家获得解放之际，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分析;邓小平整合国际国内大局，对改革开放时期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判断;习近平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建设全局的高度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论断。梳理百年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識和解决过程，无不是站在国情、世情的大局之上出发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充分证明，在任何时期都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好主次矛盾、矛盾主次方面的转化，在不同时期要对不同矛盾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入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寻求国家解放主抓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为巩固政权主抓阶级矛盾;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探索时期为发展生产力主抓工业国与农业国、需要与不能满足需要的矛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主抓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各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新时代主抓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这些清晰体现了世界形势变幻下我党聚焦时代发展的具体需要，同时也反映了党对抓主要矛盾方法的熟练运用。只有立足国情、世情，从实际出发，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才能准确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制定出符合社会稳定发展的政策路线。

（二）以人民为中心，高度关切人民的利益与期待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是以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为使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能否真正掌握人民群众的需要，能否将人民群众的需要视为自己的价值旨归，影响着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党的百年历史进程证明，在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过程中，党始终将民族复兴的使命与人民的利益与期待紧密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在社会各方面的改造与建设中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坚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把实现人民利益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最高价值标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实现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发展的实质内容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刻揭示了人民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才及时根据我国现实发展状况提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变。

梳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可以看到党始终把追求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价值取向。从解决温饱到实现全面小康，从满足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发展生产力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被压迫民族到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把握，无不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根本使命，以为人民利益服务为奋斗目标。

三、中共百年对党正确认识和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启示

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路线和政策，对党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要求，系统梳理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过程及其历史经验，可以更好更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对党正确认识和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迪。

（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动力之源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社会历史领域生产力决定一切，是整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动力之源。在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通过生产力水平来认识社会主要矛盾，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当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但还要看到我国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拉大，“发展的不平衡本身就是一种不充分，它内在地包含着发展的全面性、协同性和耦合性不足”[12]（P172-179），这种社会群体间和人自身发展的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进生产力未达到普遍发展的情况。中共百年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但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不变，要始终把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首先，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规律，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我们要破除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对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某些部分、环节和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完善;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其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抓紧提升科技在物质生产中的参与率与贡献率，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使中国在5G通信、共享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保持领先地位。最后，人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加快生产力发展必须全面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为每个人发挥聪明才智提供机会和平台以释放出14亿人的创造力。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指向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指出，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但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为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前提。切实解决好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紧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其次，客观分析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带给国家治理的新机遇与新挑战，重新聚焦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点与难点，发挥出独特的治理优势和制度优势。明确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目标，构建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实现新时代党和国家治理科学化、程序化、综合化。最后，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旨归仍然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始终把落脚点放在发展生产力和改善民生上，优化社会制度，把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协调好数量与质量、经济与生态、物质与精神、国内与国际各自之间的关系[13]，使社会朝着更加全面均衡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四、结语

回溯党的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向度上多次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科学判断，期间也经历了一段艰难探索和偏离摇摆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正确路线引领下，党找准了我国发展的根本任务，把握了正确的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时代与实践不断发展的产物。回望历史、检视当下、展望未来，中共百年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历程，反映了我国具体实际和时代要求，蕴含了党的使命与责任，体现了人民的发展追求，昭示了历史前进方向。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这一重大时间节点上，中国共产党须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下充分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要求，吸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赓续伟大精神谱系，与时俱进，以此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参 考 文 献]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周显信，许双双.论社会主要矛盾演进与我国三次“起来”伟大飞跃的内在逻辑——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作[J].理论探讨，2019（4）.

[7]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9]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肖贵清，王然.论中共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逻辑[J].河北学刊，2019（06）.

[13]马敏.如何理解新时代“强起来”的深刻内涵[N].光明日报，2018-09-20.

Abstract：The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runs throug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ll the time.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solve the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Looking back on the century-old history of the CPC， the CPC has constantly recognized and solved the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course of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rejuvenation. The CPC has always combined the Marxist contradiction analysis method with the world situation and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dhered to the people-centered， coordinate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leared the party's historical task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systematic summary of the Party's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solving the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have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enlightenment for solving the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It lays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goal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Dream.

Key words：A Centu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evolution;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薄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