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庚坤

2020年，耶鲁大学现当代艺术史教授帕梅拉·李（Pamela M.Lee）出版了新书《智库美学》[1]。在书中，作者讨论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系统论、控制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科学理论如何从美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迁移至社会其他领域中并发挥影响，特别是在当代艺术界。从全球视角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在当时科学主义盛行的、“无区隔”（indistinction）的社会场域中[2]，作为与机械反映论相悖的认识论——“老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论），被人们引进到“新潮美术”的实践和理论建构之中，出现了一系列基于控制论、系统论的中国画本体论假说。这些讨论既折射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画界面临的“穷途末路”的焦虑，同时也展现了理论家对中国画现代化的思考与尝试。

一、科学主义批评的兴起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科学工作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同年，由中央批示、中国科学院主办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为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的讨论提供了权威的平台。次年，钱学森公开呼吁建立以控制论、运筹学为理论基础的“系统科学”[3]。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期间，“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不仅将控制论、系统论等方法论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且还使“科学方法论”成了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于是，在1980至1984年间，文艺理论领域涌现了大量以新、老“三论”为方法的研究。一年后，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与应用达到了顶峰，因此学术界将1985年称为“方法论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