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忆庐

上海市中心的云南中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马路，位于繁华的人民广场商圈。在云南中路171—173号，有一处曾经叱咤风云的地下党中央机关——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1928年秋至1931年4月，这里作为中央政治局机关持续了近3年。在大革命低潮时期，该处是共产党在上海存在时间最长、层次最高、中央领导人到过次数最多的一处机关。

“福兴商号”的老板和老板娘

1927年4月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但武汉旋即发生“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同年10月，中共中央被迫迁回上海。

在白色恐怖的险恶年代，要在上海找到一处秘密的党中央办公机关，着实不易。经审慎考虑，党中央将这一任务交给熊瑾玎去完成。熊瑾玎富有理财经验，又善于交友，对革命忠诚。1928年4月，熊瑾玎由汉口转移至上海后经李维汉（时任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接上了组织关系，几经奔波找房，终于在公共租界沪中区四马路（今福州路）云南路口租下一处坐西面东的二层临街房子。

这一排普通民居的底楼为生黎医院，隔壁是至今存留的天蟾舞台，剧院西侧一条小弄堂的后门，有一个水泥楼梯可以直接进入二楼房间，不必经过底层的生黎医院。这里可谓是公共租界灯红酒绿的混杂之地。

根据周恩来提出的白区工作要坚持社会化和职业化的原则，熊瑾玎在房子外面挂起“福兴商号”的招牌，以商人身份经营湖南纱布，平时在机关内坐庄忙于接洽各种经营业务，与各界人士打交道。为筹集经费和建立联络点，他开了3家酒店、一个钱庄，入股一家大型布店，还与人合作经营印刷厂、织绸厂、小洋货店。所有的经营收入，他都拿来用作党中央的活动经费，自己则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

1928年夏，中央将在汉口互济会工作的朱端绶调来上海，协助熊瑾玎工作。之后的几个月中，两人朝夕相处，建立了真挚的感情。周恩来见状，有意促成他们的婚事。这年中秋之夜，周恩来与李维汉、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在“福兴商号”开过会后，熊瑾玎与朱端绶筹办了一席酒菜，大家一起饮酒赏月。席间周恩来提议说：“瑾玎同志是我们革命的‘老板，现在还要有一位机灵的‘老板娘。我看端绶同志担任这个角色很合适。”众人无不赞成。朱端绶腼腆地说：“如果党需要我这样做，我就一定当好‘老板娘。”从此，“老板”和“老板娘”在党内叫开了。

就这样，熊瑾玎、朱端绶结成了眷属。为了确保机关的绝对安全，夫妇俩防范十分周密，平时不忘记以在窗口或门口挂篮子等方式作为联络警示信号。熊瑾玎白天做生意，晚上忙着秘密工作，常常彻夜不眠。“老板娘”朱端绶则跑交通、洗印抄送文件，在开会时烧开水、做饭等。朱端绶曾回忆说，自己外出送文件时特别小心，有时将文件藏在小孩尿布里。

叱咤风云的中枢机关

中共六大后，党中央在上海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进行艰难的组织恢复、整顿和重建工作。中共中央各部门相继秘密建立起来。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秘密机关设于成都北路爱文义路小菜场旁两层楼内，中共中央军事部秘密机关设于上海法租界新闸路经远里。而云南路“福兴商号”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是中枢机关。

“福兴商号”二楼楼面有3间，约100平方米，可做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场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几乎都在这个机关内召开。开常委会人少，用一间；政治局扩大会人多，两间房子都用上。会议的内容是事先定好的，都是些带有全局性的重大事项，如工人运动、国内形势、经济问题、应对局势的策略、方针及工作方法等。一些党内问题，如顺直省委、江苏省委问题的解决，中央对各地红军发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准备工作，均在此讨论、酝酿。

当时前来云南路出席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人员，有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瞿秋白、彭湃、邓小平、黄文容、李维汉、徐钧根、顾顺章、李富春、关向应、罗登贤等。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几乎每天来这里办公。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提及当年开会的情景：“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窗前有只小桌子，供开会记录用。”

繁华深处的革命印迹

那时，邓小平担任中共六大后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也常来这里布置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邓小平办事机敏干练。他以杂货店老板、古董店老板等职业为掩护展开工作，这些店铺实际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

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中央领导人经常需要变换居住点和改名换姓。领导人之间不知道彼此住处，邓小平则要掌握所有中央领导人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地址。并且，也只能由他一个人掌握。因此，他对上海的大街小巷、纵横交错的弄堂非常熟悉。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视察上海时，还能叫出很多街道的旧名。

在上海的工作相当危险，邓小平曾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1928年4月15日上午，邓小平与罗亦农接头。两人谈完工作，邓小平刚走出房屋的后门，租界巡捕就从前门闯入。他看见门外一名扮成鞋匠的中央特科成员悄悄用手一指，就知道出事了，马上快步跑开。还有一次，中央特科得知租界巡捕发现了周恩来寓所，就让相关人员紧急撤离，但同住的邓小平因外出办事无法通知。当邓小平返回时，刚敲门想进去，屋里搜查者中的一名中央特科内线故意答应一声，他一听门内的声音不对，立即转身就走。

这一高度机密的中央枢纽机构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存在达3年之久，直至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经钱壮飞火速密报，周恩来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指示党中央秘书黄文容及时通知熊瑾玎夫妇转移出去，使党中央机关免遭破坏。夫妻俩迅速将中央文件等转移至法租界一幢楼房里，“福兴商号”结束了秘密使命。当他们搬走3天后，即有巡捕到生黎医院打听楼上住户熊老板的去处。

1946年下半年，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对外称“周公馆”）工作生活期间，有一次见到熊瑾玎夫妇，高兴地对他们说：“你们应去看看当年的旧址（即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这次不去，不知何时能再来上海。”熊瑾玎夫妇来到旧址，还特地在旧址屋内和门口摄影留念。朱端绶将这几张照片一直珍藏在身边。

如今，按“修旧如故，恢复原貌”原则，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已完成修缮并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