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杨 ，李金荣，陈廷贵

（1.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上海 201306；2.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上海 201306；3.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201306）

引言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拥有十分丰富的淡水渔业资源。长期以来，受拦河筑坝、水域污染、过度捕捞等高强度人类活动的影响，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形成了渔民越捕越穷、资源越捕越少、生态越捕越糟的恶性循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制度”，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和《关于做好退捕渔民转产转业和生活保障相关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到2020 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对禁捕退捕工作作出明确部署和要求。长江十年禁捕是保护长江生态环境，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大决策。2020 年长江流域332 个水生生物保护区率先实现全面禁捕，2021 年“一江两湖七河”全面禁渔，十年禁捕关系到23 万渔民的上岸安置、社会保障和转产转业问题，退捕渔民的利益需求与补偿政策的利益供给之间的差异，表现为退捕渔民对政策的满意度[1]。退捕渔民对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如何？在哪些政策方面需要进一步细化？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打好退捕持久战的难点和关键。本文从家庭禀赋、政策认知、政策执行三个维度构建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为优化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政策、实现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小康”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