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立军 ，汪前元，田启波

（1.广东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广东广州 510521；2.深圳大学社科部，广东深圳 518060）

引言

2015 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了《巴黎协定》（简称《协定》），它被认为是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为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奠定了制度基础[1]。《协定》采取自主提交减排目标的形式，减少了缔约的政治阻力，将“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五年周期盘点”作为减排的具体行动机制。但环境目标的客观性与减排分担的国家自主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巴黎机制”运营可能面临的窘境，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评估，与实现2℃和1.5℃温升控制目标的最低成本路径相比，全球NDC目标分别存在110 亿～135 亿t、160 亿～190亿t 的差距。《协定》实际上只是将缔约分歧和困难推迟到了周期盘点的环节，2020 年将迎来第一次减排承诺更新，对各国NDC 目标的评估和调整，减排分担仍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现实问题[2]。以自主贡献为基础的“巴黎机制”，如何在减排分担的国家自主性与全球环境约束的客观性之间实现统一，周期盘点如何为各国减排力度评估提供合理的分担建议和标准，这是后“巴黎时代”全球减排需进一步明确并解决的问题。

1 文献综述

碳排放权是指排放主体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由自然或法律所赋予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利，它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权，全球排放权的分配本质上也体现为减排责任的划分[3]。如何实现排放权的公平分配与减排责任的合理分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