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明，徐华友

（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一、引言

近几年来，并购重组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企业产业集中度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式（陈泽艺和李常青，2020）。2014年，国务院和证监会先后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降低了企业并购重组的门槛，释放了制度红利。2014 年起，A股上市公司并购事件的数量和披露金额快速增长，在“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的政策基调下，2015年A股市场的并购数量达9892起，披露金额超过5万亿，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由于并购是造成企业出现商誉减值损失的重要原因，大规模并购产生了巨额泡沫，增加了商誉减值的风险。到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的商誉规模已经突破万亿。频繁并购导致上市公司纷纷遭遇业绩变脸，给资本市场带来了不稳定性。研究发现，商誉减值损失降低了股票收益，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Chen等，2008）。Sun和Zhang（2016）发现，商誉减值会降低上市公司的债券信用评级，同时，商誉减值是企业未来盈利能力下降的主要因素，商誉减值损失的披露会下调投资者和财务分析师的预期，导致公司机会流失（Li等, 2011）。在此背景下，有关商誉由减值改回摊销的讨论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2018年11月16日，证监会发布了《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明确要求对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不论其是否存在减值迹象，都至少要在每年年终进行减值测试，企业不得以业绩补偿承诺为由不进行商誉减值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