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中

一

中国的哲学史研究，重要的代表若是举例的话，则前有冯友兰先生，后有劳思光先生，他们前后辉映，著作也广为人知，传播甚广。而桐城的方东美教授所著的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Chinese philosophy，its spirit and its development）就目前而言，在国内还是乏人问津，知者甚少。但是，就此一个未能普及的哲学史，偏偏又被海内外的一流思想家们交口赞誉，亦算是学界的一道奇观了。人们一旦阅读，辄会发现，此书博而返约，力能扛鼎，文字极凝练而高华。美国的学者戴尔·瑞璧（纽约水牛城的纽约州大哲学系主任，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曾说：“对方东美教授浩巨的哲学辛劳，我们大家都应该深深铭感。他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哲学的独创性与伟大。其高瞻综概，使中国文化的高山峻岭、大河幽谷一一朗现，尽收眼底，得未曾有。”

只是缘于方东美的该部作品，原是用极雅致的英语写就，他本人又有很长的岁月流寓于海岛一隅，即便他是中国最早使用怀德海与博格森式的哲学术语，以其英文之著作，成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紹与发挥中国学问之人，即以易学开启出来的历程思想与机体主义之哲学精神进行智慧一层的会通，并一一点化，故赢得了西方学界的景仰与推崇，而在国内，读者群毕竟不大;晚年的他，取法印度，非但精研佛学，更融通印度的吠檀多（Vedanta）哲学一系，此后建构成方东美的四大哲学智慧之恢宏架构。

总之，方东美以其硕学高慧而饮誉国际学坛，可惜始终被国内的读者所忽视。于是，方东美重要的弟子孙智燊教授曾受其付嘱，将该作译成汉语，以极精美的文辞，字句放光，甚为高妙。孙智燊曾回忆说，方东美的讲学与著作，皆有“一股震撼人心的生命力。元气淋漓，大气磅礴，有雷霆万钧的气势，也有璀璨华严和一片太和的圆融境界……”但是，他也不无遗憾地说：“对弘扬方学，我只是以区区一介使徒（apostle）的身份与精神来从事的，不是专家，要等方学专家出现，只有寄希望于未来。”

方东美的及门弟子中，除孙智燊外，著名的还有唐君毅、陈康、成中英、安乐哲、陈鼓应、冯沪祥与傅佩荣等，皆是学界一时之胜，但凡亲炙者，无不为方东美天马行空式的灵思、周溥高明的慧见所激动，毋怪乎其众多的弟子，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都对其个人人格及其哲学宗传深怀眷眷，忠诚景仰，信守弗渝;方东美虽深受西方的哲学家，譬如黑格尔、尼采、博格森、怀德海等人之重大影响，但他深信世界的问题，要用中国式的智慧才能获得最好的解决;他自己对中国的历程慧观之整理和发挥，就是相信其对人类、对世界的精神有绝大之贡献。这方面不但在他早期的作品《生命情调与美感》到《哲学三慧》中见其端倪，而其中期的作品《中国人的人生观》更是直接用英语作了充分而系统的中国人生哲学之枢要发挥;晚年更是费时十余载，以类似于维多利亚时代之典雅英文著成的《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一书更是恢恢乎宏大巨著也，用英语重诠一过，讨论了中国哲学的四大传统——儒家、道家、大乘佛学、新儒家，以向世界阐明中国哲学之特质，显示其归宗于中国文化本位的深度信心。

二

方东美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可谓筑室有基，操舟有桨，一边遥契而上接古道统之传者，一边又深入时代之真实精神，思考与寻找哲学的药石，以治疗遍处时代的虚无主义与混沌思想之病症。故而，此书对中国哲学精神，不但是“我注六经”的学术梳理，更是有着一种“六经注我”的雄大气魄。

此著一开始，与一般哲学史学者的不同就显示出来了，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精神之滥觞发端，立下大根打本的，乃是在更原始的时代，他基于对《尚书·洪范》与《易经》的创造性诠释与发挥，他溯及双重之根源：一曰大中概念，涵于前者，是为其因袭兼保守面;一曰太极意符，肇自后者，强调其健动而进步面，前者是常道，后者是变道，堪称“建中而立极，知几而达变”，以天人一体的皇极大中之慧命为其运思的中心，复兴《易经》的“生生之谓易”的研几之律则相应，建构起他的本体哲学之架构，就此，足见其胸廓之深邃，美国加州的华珊嘉教授就大为称叹，认为方东美的该部著作“可谓另有雄图，上下两千载，他要为一套伟大非凡的哲学思想体系挺身作证”。

立定大规模之后，该著便从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开启，一路大胆壮游，虎虎生威，阐明各家的要义，沿澜随波、逶迤而下，到魏晋隋唐间的中国大乘佛学之高屋建瓴，尤其是在简择三论、天台、法相唯识与华严等四宗时，益见著者的慧心独运。关于佛学的内容，日人稻田龟男云：“处理最艰深的大乘佛学问题，方东美教授举重若轻，令人叹佩！”

而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家，则是中国古典学问在彼时的创造性转化，亦是一脉中国学问的真骨髓的透入，至为广泛而重要，故为全书的结论所在。是书在唯实主义范畴之下，囊括了三条进路，分别以第一阶段的周敦颐、邵雍与张载，第二阶段的二程兄弟，第三阶段的朱熹等为代表。而唯心主义范畴，则以陆象山与王阳明为代表。最后也论及自然主义，透过王廷相、东林书院诸子、王夫之、颜元、戴震等。方东美也指出，新儒诸子，在逻辑区分上能力殊为薄弱，遂成斯派哲学最脆弱之一环。如是云云，一一点出，全书至此，戛然而止也。

华珊嘉教授认为，“方氏此部巨著，内涵宛如一幅富丽万千的锦绣……不啻一部别具风格的思想自传”，这是很有见地的。学者之哲学史与哲学家之哲学史，毕竟厘然有别，在哲学家的选择上亦有轻重取舍之分，与诸家不同，而道家过略，新儒家又显得零散，对于许多要瞻尽哲学史之全貌的学人来说，辄未必能够餍足矣。

就此，华珊嘉就将方东美此作，与同类的作品进行比较，譬如陈荣捷的《中国哲学数据汇编》、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以及美国著名的汉学家顾理雅的《中国思想：从孔子到毛泽东》等，她认为此三者，主要取向均为描述：譬如陈荣捷的作品，乃为一主要的资料汇编，取材颇丰;冯友兰的作品，则为一扼要而适用的历史大纲;顾理雅的作品，则为一有益的思想概览。三者皆适于一般学者，也适于初学入门之士。

而方东美的著作，在其涵盖面之广度上，与前三者比较虽或稍逊，但是，它“对哲学专门读者而言，其启发性之丰富，则迥非其他可以望项。著者的多層次探讨，对专门哲学者层层深入，引人入胜。……因其对中国哲学的批判，宛如面对某位近代同道而发然。”而当她说到这么一段——“其驾驭中国思想家的文本素材，无论褒贬，都是处处根据对方本身的理由。不宁唯是，方氏也往往毫不迟疑，注入其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哲人睿见。……”时，我们若是了解方东美，知道大哲之用心，亦必是会心一笑的。他早就说过，“太初有指，指本无名，熏生力用，显情与理”。

因为此书之重要，故方东美曾三度以中文宣讲《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一书的要义，发而为一系列的讲学录音，其最终的授课内容，则依次被众弟子整理出来，分别为《原始儒家道家哲学》、《中国大乘佛学》、《华严宗哲学》、《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等，洋洋大观矣。

三

方东美曾自述道：“在家学渊源上，我是个儒家;在资性气质上，我是个道家;在宗教欣趣上，我是个佛家;此外，在治学训练上，我又是个西家。”确实，在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之中国学者群中，方东美也素以“学问渊博，体系精深”（陈康语）著称。而其言思著述之间，控驭世界诸家哲学思想之雍容有度、优游不迫的能力，俾出之以优美芳醇的诗性表达，尤令人叹服。用方东美自己的话说，其学问路数乃属“老鹫抟云”之法，所谓“廓落长空，浩荡云气;老鹫振翼乘风，回旋绝世，上凌缥缈烟雾，下掠碧海沧波，自在流眄，去来都无约束”。当然，兹种心如泉涌、意若飘风的运思与智识调度力，实基于方东美的学问堂庑之恢宏与壮阔。

唯其如此，方东美在世之时，就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俾使日人铃木大拙、中村元，西人韩路易（Dr. Lewis E. Hahn）、冯·海耶克（Hayek）;印人拉达克里希南（Radhakrishnan）、斯瓦米·尼哈拉南达（Swami Nikhilananda）等人，纷纷为之侧目。除了为他赢得多方荣誉的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学术研究外，他的比较哲学之眼光与多元并包之胸廓，借着其渊粹的学养、磅礴的气象，与潜通密贯之宗传所展露，尤堪称并世而无俦。

哈佛大学的陈荣捷曾云：“与捷同辈中国学人之中，影响力之大如方先生者，不多见也。”方东美素有“诗哲”之称，譬如，钱锺书就以方东美为古典诗人，故发此哀叹，云，“中国古典诗人，如方东美先生者，今后绝矣！”方东美也确实是诗哲兼赅，这种思与诗并美的才华，早在其青年期的纲目式论文《哲学三慧》中就显现得十分明显。其中对于希腊、欧洲与中国等三类哲学智慧以极其凝练而高华的汉语赅摄之，字字精要，句句透辟。而他的英文稿《诗与生命》（poetry and life）还表明了诗哲所富有的一种大勇之力的人生态度，他说：“菩提要求我们投身到生死海之烦恼界中，找一个高尚目标，为之奋斗，勇猛精进、大雄无畏。”

德国的诗人荷尔德林曾有一独特之见解，他认为哲学之初，是诗，哲学之终，亦是诗。此论深有洞见也。美国的乔治·桑塔亚纳也有一段颇精细的话语，云：“即对一切事物的秩序和价值的确定思考。这种思考是富于想象力的。不能驰骋思想并且控制感情的人，是无法达到它的，达到它的哲学家，那时就是一位诗人。而把自己运用熟练、富有情感的想象力指向一切事物的秩序，或指向整个世界之光的诗人，此时就是哲学家”。此二人虽国域不同，时代参差，他们实在皆是方东美之知音同道矣。

四

方东美先生去世之前，即在1977年的春天，师徒二人于病榻前，对《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的英文版有一个交代，一个重要的嘱托，其大意是，此书谨交弟子孙智燊先生翻译云云。三个月后，便溘然长逝，这显然就是临终遗嘱了。孙智燊回忆彼时的情境云：

方先生叮嘱道，“……行年八十，死复何憾？特吾书脱稿后，未能及身见其出版，憾一;中译事付托无人，憾二。前者尚在美接洽中;后者今以付子，其勉之！”余闻言怵惕，敬白师曰：“小子不敏，何敢承此大命？”“毋辞也。吾思之久矣。多多用功！”遂扶痛亲书正式授权委托以授余，特嘱“徐徐为之！”寓警策于温勉，余乃谨泣拜受命。先生执余手搀起，频曰：“勉之！”继以谆谆告诫：“吾书中凡直引原典部分，自须还原，还诸原典文句;但凡注明‘参看字样部分，即切切不可还原。是皆吾于前人之表达方式有所不满，而遍考群籍，融会贯通，然后以自家文字予以重新诠表，以求曲达者。故不得还原，还原即有失吾之原意。凡遇此种情形，吾有一‘拙字诀以授汝：即依吾原意，忠实直翻;文字但求明晰、正确，辞达而已！”言至此，先生忽莞尔一笑曰：“吾平生运思为文，喜多打几个转……莫学我！”复叮咛曰：“原始儒道二家以及新儒家部分，参考数据不难;佛学部分，则甚难，宜多多用功！”言讫……

言之谆谆切切，如是善护念，如是善嘱咐，其分量之重亦可想而知！而孙智燊既爱真理，尤爱乃师，其往后的岁月，不但以最精美、最畅达而优雅的文字翻译了该部巨著，而且加上了精彩的注解，凡四十四万言。

自有翻译以来，汉语译作无量，然该作译辞之神足气圆、文采耀眼，直追晚清的严复先生，甚至后秦的鸠摩罗什大师;其文采之美之雅，译笔之龙腾虎跃，之生机勃勃，确实罕有其匹。时在哈佛大学的陈荣捷教授向孙智燊先生致意，云：“……此函最要之点，乃在表示敬仰台端译事之忱，真是文笔风生，使人如见方先生之丰采。翻译捷是过来人，故欣羡益健也。”

孙智燊为其老师的哲学东西奔走，直至暮色苍茫的晚岁时光，他常常叹息，为“广大和谐”哲学的含章未耀而抱憾、而痛惜。

五

方东美是深深理解时代的，年轻时批评尼采哲学，是时，他说道：“尼采生当欧洲末世，伤痛智慧之衰颓，文化之式微，于是提出理想超人，冀其壁立万仞，振奋绝世天才，触发旷代行谊，高标美妙价值，创造新奇境界，预为人类生命前途展布无穷远景，显现至上希望。吾尝端居幽思，深佩其理想之高超，转患其实现之乏术。盖尼采所意想之超人，须践踏一切过去，在世宙为狂魔，于人类属新种，揆诸优生学理，殊难忽幻奇迹，顿现灵才，苟既存人类都应灭绝，何缘忽来怪异超人，完成空前伟业？提神太虚，故作空幻奇想不难，侧身现世犹能实抒卓见匪易。”

简言之，方东美于种种自大自高的科学精神与自抑自卑的宗教氛围的困局中，于各种比较中，一直试图找到最为刚健醇正、最为光明正大的人性论。他如此表达哲学的使命：“哲学之在今世，尚犹有前途否？并世学人颇多疑惑。吾尝遐想过去，觉哲学实为民族文化之中枢。现前种种，纵有抛弃智慧、削弱哲学势用之倾向，终亦不能灭绝人类智种，阻遏伟大新颖哲学思想之重光。然则吾又何难据前世之已验，测未来之可能。”

在各种哲学的比较当中，他发现最为雅正的人性论，终究还是藏在了中国人的思想里头。而基于这种哲学之旷观，宇宙非但不虚幻、不物化，而且还是一个生命存在的根源性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无穷创造与化成。

然而，话又得说回来，每一种文化与哲学精神均有优点，亦不能无弊。方东美对于欧洲人崇权尚能、戡天役物之精神早有警惕，而对于印度人的玄想非非、一往不复的危险也深有认知。最后，他高度推崇了中国人的哲学智慧，其悟道之妙，体易之元，兼墨之爱，会通统贯。

所以，我们在这里，借着对《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一书的介绍，同时也希望能够领会方东美的哲学探索与文化理想，也好为后人梳理出一个更有意义、更圆满的思想体系做好准备。这样，哲学的彼此相生、彼此互润也就会成为大时代的现实，借由可能之机，转化为真实之事。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