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圣贻

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作为上海市少年宫的“小主人”有幸接待了“长征三老”。上海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成立于1953年6月1日，是全国第一家少年宮。为了少年儿童更好地成长，当年宫里成立了少年儿童自己管理少年宫的组织“积极分子委员会”，里面的成员是来自中学初中部的少先队代表及少年宫科技、艺术等兴趣小组的代表，我是其中之一。我们主要负责日常的值班和接待国宾、外国友好人士以及国内方方面面人士的视察，至于少年宫领导及老师，对这些只作协调和指导，一般不直接出面。

那天正好我在值班，突然接到通知，讲“延安五老”中的三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也是“长征四老”中的三老，三位领导来少年宫视察，让我接待。当时，心里是说不出的激动，那可都是资历深而又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啊。

我急忙赶到少年宫入门处的爱奥尼克式大理石廊柱前迎接三老，并施以少先队的队礼。三老的年岁看来与我外公不相上下，总有七十多岁，就尊敬地称他们为“爷爷！”三老听了，笑眯眯地看着我，徐特立爷爷还用手指着我的胳膊说：“不简单，还是‘三道杠（即大队长）呢！”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脸都红了。这时，我发现徐爷爷的小拇指留着长长的指甲，那是以往教私塾的老先生的习惯，我一下想起了徐老砍手指写血书激励师生的爱国热情的故事，他一生关注教育，是人民大教育家。此时，我抬起头来就喃喃地讲：“您是一代师表，还是毛主席的老师！我算什么？”徐爷爷随口接道：“毛主席才是我的老师，是我终生的老师！”“您老真谦虚。毛主席都赞您在大革命遭受严重失败和白色恐怖的1927年毅然入党，是坚强的老战士，并赞您革命第一、工作第一、做人第一。”“我知道三位爷爷都是革命的大功臣，大名鼎鼎的。”“董爷爷是中共一大代表。谢爷爷是法学家，是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者，有大贡献！”“您三位都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是红军中鼎鼎有名的老同志！”他们相互看看，又笑眯眯地对我说：“噢，知道得还不少嘞！”“我是听老红军做报告，老师作革命传统教育以及看书报知道的。”“可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服务，旁的谈不上。”

听了他们的这番话，又看到他们都穿着普通的蓝布制服，尤其还穿着老式的圆口黑布鞋，而不是当时流行的方口黑布鞋或皮鞋，心里是说不出的敬佩，三位爷爷这是居功不傲，又艰苦朴素。

说着，走到了少年宫二楼。那一间间房间是各个兴趣小组活动的地方。三位爷爷饶有兴趣地走进每个正在活动的小组，高兴地观看，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掌握知识，长大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和为人民服务。尤其在航模小组和船模小组，三位爷爷仔细观看并询问有关制造的飞机模型、机动船舶模型的情况。在爷爷们的鼓励下，航模小组的两位组员到大阳台上让自制的航模飞机翱翔在蓝天白云下，赢得了三位爷爷的热烈掌声，一再讲：“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接班人，一定要刻苦学习，将来为建设祖国出力！”“我们国家需要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保卫国防！”这是老一辈的嘱托，我在一旁和两个组的组员都响亮地回答：“时刻准备着！”

在有华丽吊灯的高耸大理石大厅，三老得知我们在这里代表上海，甚至全国的少年儿童接待了许多友好国家的元首、总理和友好人士，特别高兴。其后，由小伙伴艺术团做了精彩的表演。三位爷爷高兴地表示：“好，你们让世界看到了新中国少年儿童的素质、精神面貌和快乐健康成长的幸福。”我说：“没有您们为革命拼搏，艰苦奋斗，创立了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三位爷爷异口同声说：“这是我们的责任！”

站在宽阔的草坪上，我指着草坪边缘茂盛的树木后面传来的喧闹声，介绍说那是大家都喜欢的勇敢者的道路，是户外体验活动的场所。通过一些固定的军事体育游戏项目，比如攀走吊环、过独木桥、登高峰等，挑战自我，学习解放军勇敢顽强的革命意志。我陪三老走了进去。几个男少先队员很勇敢，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险关，快乐得直叫;而有个女孩胆子小，不敢走独木桥，几个伙伴正在一旁劝说、鼓励，她才慢慢走上了独木桥，旁边的人都大声喊：“快！快！”“加油！”“加油！”少先队员间的团结互助让三老看了很高兴，怕打扰了孩子们，他们就悄悄退了出来。三位爷爷讲，这个游戏项目设计很好，可以培养毅力，坚定信念。

边说边走，我望着三老想起长征。在国民党重兵的围追下，主力红军与他们展开了三百八十多次战斗，翻过了十八座大山、二十四条大河，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冰天雪地的雪山。这时我又想起了父亲的领导黎伯伯是当年的红小鬼，我多次缠着他给我讲长征的故事，就是他陆续给我讲了长征三老。当年他们就编在中央机关纵队干部休养连，董爷爷是该连党支部书记，一百多人的队伍多是文化人、老弱生病受伤者，一路还需要收容掉队的。他同时还是有三十多位女同志，内中还有四位孕妇的特殊连队的“胡子队长”，他的副队长正是年近花甲的徐爷爷，参加长征时年龄最大的人。这样他们不仅不要人照顾，还需要关心、照顾更弱的女同志和伤病员。可敬的老人们，不仅要背和年轻人一样重的东西，还要艰难地带头行军，跑前跑后，比别人多走几倍的路。一到宿营地，又要忙着安排筹粮、做饭、分配住房、警戒等琐事，半夜还要起来查岗;离开一处驻地，还需检查群众纪律，或还物或赔偿。艰难的行军再加上这么多的任务，连年轻人都难以承受，但两位老人以惊人的毅力、高超的组织力，承受压力，克服困难，居然还忙中腾出手来照顾孕妇途中分娩及她们的婴儿。而他们自己背着的粮食舍不得吃，尽吃树皮、草根，以便在关键时候救助伤病员。年过半百、体弱的谢爷爷也同样，他途中身患疟疾，高烧不退，但只要队伍下令开拔，他就毫不犹豫地爬起来，咬紧牙关跟着走。配给他的马匹，很少骑，与董老、徐老一样，大多时间让给了伤病员。过草地，夜晚露水重，他与徐老合盖一条又薄又小的毛毯，还互相谦让。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的夹金山，对五十八岁的徐爷爷是一次大考验。他把马让给了伤病员骑，自己就顶着大风，冒着纷飞的雪花，一步一个雪坑地朝前迈。越爬越高，他感到空气稀薄，呼吸困难，力不从心，就咬牙坚持。忽然看到马的尾巴，他灵机一动，一把抓住助力，马并未反抗，后面的女同志看到了，就学他的样子，特殊连队就这样闯过了巍峨的夹金山这道难关。但三老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徐老在长征路上，抓着每一个机会，教战士学文化，热情与耐心使大家深受感动。而谢老因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兼内务部长，随身还携带着内务部的印章，他认为在长征中自己的东西什么都可以丢，但内务部的印章是红色政权的象征，不管前途多么艰难，将来总还是用得着，始终小心保存着。

三老不享受特殊照顾，处处以身作则，与官兵同甘共苦，率先垂范，无私奉献，给年轻的红军战士极大鼓励，他们后来胜利到达陕北，他们是真正勇敢的人。

有幸陪伴三位爷爷，与他们零距离的接触，他们虚怀若谷，给我很亲切又很真实的感受，使我敬仰万分。

送走三老，我对他们难以忘怀，日后也就更加关注《革命文物》、《人物》等杂志上有关他们的点点滴滴。从中得知，三老都目睹并亲历了清政府腐败专制的制度和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压掠夺，从而决心救国救民。董老与谢老都是晚清秀才，徐老曾作为乡村小学教师，他们不忘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艰苦探索，经历了几个时期的革命斗争风雨，看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从而坚信马克思主义，从此走上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继而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不仅如此，他们不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元老自居，关心的是党成为执政党后，一定要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要实事求是;他们视自己为人民的公仆，一生都以“甘为民仆耻为官”，以党和人民的“老牛”自勉，真是令人佩服。作为后辈，我们一代代人应当不忘嘱托继承遗志，传承和发扬长征精神，而长征精神在三老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我们应永远学习、牢记，并把这些作为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走好“十四五”新长征的路，把祖国真正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