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铭

摘 要 通过剖析朋友圈所处的媒介环境、用户的使用动机与使用过程来解释数字自我在朋友圈的呈现方式，同时探讨了如何在朋友圈中获得自我和他者认同。

关键词 新媒体；朋友圈；数字自我；认同建构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0-0013-03

梅洛维茨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指出，新的媒介会产生新的场景，新场景会产生新的行为方式。作为近12亿用户每天使用的社交软件，微信不仅拓宽了信息环境和交际范围，还改变着行为轨迹和生活方式，提高了网络生活的比重。朋友圈打破了人们对自我呈现的认识，并以特殊的构建认同方式，分离出了与现实自我不尽相同的数字自我。

1 数字自我诞生的媒介环境

1.1 发挥影像认同的数码摄影术

朋友圈的内容由文字和图像构成，都是以视觉传递信息，受众通过视觉元素来获取线索，推测现场情况以获得临场体验。我们只能通过朋友圈中的生日蛋糕、蜡烛和合影等来推测发布者度过了一次愉快的生日，但关于这次生日的时间、地点、人物关系和态度等我们无从知晓。由于受高度符号化的视觉元素主导，用户修改视觉元素就能影响人们的认知以获得认同。

如果互为微信好友的两人在现实中未曾谋面，那么朋友圈里的照片就是彼此个人代替性的存在，照片被当作个人的延伸和外化，记录的不仅是个人外观形象，更是一个人的能力、所属群体及社会地位。相较传统媒体时代，朋友圈照片最大的特性是分享性，即照片不只是用于记录或再现某一场景，而被赋予了移动社交的职责。因此照片在被分享之前还需经过严格的筛选和重构，用户通过选择内容，重构顺序，统一场景或集合特定情绪的瞬间再配上具有导向性的文字，即可在线上呈现一条全新的为影像认同而生的朋友圈动态。

1.2 社会资源化的网络社交行为

《2019年微信年度数据报告》显示，微信月活跃用户达11.5亿人，成为国内用户规模最大的社交软件。当社会群体都获得了线上身份，社会关系和人际资源也就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线上的“朋友圈”社交成为真实和虚拟的融合。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体系，人们通过扮演不同角色与他人建立交往和协作。协作的前提是互相认识，确认对方的种种属性是否符合协作要求，于是相当一部分人通过朋友圈展示自己的协作价值并以此谋求与他人建立协作，如发布作品或求职信息，在个人简介标识职业与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头像展示职业形象；同时他们也通过朋友圈来了解他人的协作价值，至此微信具备了获取人脉和业务的资源化属性。

相较于传统媒体单向的传播方式，新媒体中的传者和受者界线是模糊的，反馈的及时性使微信获得了强双向、高互动的传播特征，在你来我往的互动中，“面子”成为一种可交换的社会资源，可实现进一步的物质目标和社会酬赏，甚至是一个人社会影响力的代称[ 1 ]。在新媒体语境下，人们将朋友圈作为“面子”，并通过传播效果来衡量。一个人的动态被他人点赞或评论，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别人给他“面子”，意味着他或他的动态受到尊重，体现出其在他人心中的地位和价值。于是一个所谓“体面”的人的朋友圈所吸引到的互动被抽象为“流量”，他的媒介平台也因此成为带有社会资源属性的信息节点。

1.3 被算法定向强化的环境认知

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传媒有“议程设置”的功能，即媒介根据自己的意图从现实环境中选取部分加工，并将高度结构化的内容呈现给受众，以影响受众的思考对象和方式。然而，传统媒介渠道在数量和种类上的有限性，使得受众覆盖面在时空上十分有限，尽管获取的信息经过加工，但处于同一区域或社会群体中的受众所获取的信息仍有较高的同质性，受众无法与一定时空范围外的其他受众通过信息环境联结在一起。

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时空限制，通过算法建立用户画像的个性化推荐使得每个人接受到的信息大相径庭，微视通过行为指数和頻道来重新划分信息环境，计算出用户的兴趣偏好并提供最有可能感兴趣的信息，频道则预先分组内容，使用户仅能浏览自己所选择的内容；同样作为私域环境的朋友圈也仅能看到好友所呈现的信息环境，好友不同所浏览的内容也不同。至此，信息环境与客观环境已出现事实上的“分离”，经过算法筛选的个性化内容俨然成为了“拟态环境”并对用户行为产生影响，在时空上相距甚远的亚文化群体在线上得以聚合，甚至产生处于社会主流的幻觉。

2 数字自我的线上建构动机

2.1 对代替满足的寻求

马斯洛在需求层次理论中指出个人的多种现实需求并做出层级划分，然而当需求受到环境因素制约不能实现时，人们会转向另一场域寻求替代满足，在现实中缺乏与自己交流的对象，个体就会倾向于通过网络聊天来代替自己的现实表达需求。“使用与满足”过程指出，媒介接触受到媒介接触可能性和媒介印象的影响。现代社会接入新媒体环境的硬件已经实现了社会化普及，成为生活必需品，加之个人社交网络化和资源化，新媒体的媒介接触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再者，个性化内容推荐给用户营造了良好的媒介接触经验，针对性地满足了需求。

除了满足具有外部表征的需求外，调节心理也促成了新媒体的使用，用户在遇到困难且不知道过去经验是否适用时会通过现实中的社会比较对周围的社会环境和他人行为进行判断以达到内省式思考的需求。朋友圈成为了当个人的现实社交范围受到压缩，主要信息环境为线上时的决策参考首选，用户通过查看他人的旅游目的地、衣着打扮、生活方式等来为自己的出行、购物、思维方式等提供判断依据，在确证一致后所获得的精神愉悦促使着用户的再次使用。

2.2 重塑角色以逃离现实规训

拥有完全依照自身想法去选择怎样做一件事的自由意志是很多人想要体验的生活状态，然而，所处的社会阶层和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个人会受到固有社会期待，这种期待忽略个体多样性，简单将个体标签化，并用一套模式化的标准进行规训。

新媒体社交平台的虚拟性和可塑性使用户既有的社会身份标签失效，人们抛开固有社会期待对自己的规训，获得挑战既定的角色、关系、权力结构的“數字能动性”[2]。最常见的是在家庭中因受到身份约束进而受到服装约束的年轻人，倾向于通过朋友圈来展示自己穿着不同服装的照片，以此完成自己是能穿着某类服装的角色的身份构想；同样当受到上属或家长的批评时，年轻人选择在朋友圈“控诉”对方的不合理性，通过逃离现实中的层级属性重新获得被压制的平等沟通的权力。

个体存在内在的多样性，个人可能会有多重诉求，这就要求个体塑造多个符合社交场景要求的“人设”，通过“分组”功能，用户将具有不同特征的社群划分开，向他们展示自己的特定“人设”，如在向长辈展示学习日常打造“学霸”人设的同时，向朋友展示休闲娱乐生活中的“爱交友”人设。此外，根据通过微信登录的第三方媒介平台的不同，用户也会调整“人设”来适应平台的功能和特征。

2.3 以数字表达靠拢参照群体

参照群体是指作为人们判断事物的标准或仿效对象的群体。在新媒体时代以前，人们通过发型、服装和装饰品等进行自我表达，每一种表征都指向一定的意义或代表这种意义的群体。朋友圈所具有的时空分隔的属性使自我表达线上化为媒介展示，由于展示方式仅局限于视觉上的较小的取景范围，即可通过在朋友圈有结构性的选择一些元素来构成“局部”，于是朋友圈形成了大量与现实不符的“景观”，用户以此作为理想自我向期望的参照群体靠拢，或通过仿效参照群体来获得本应属于该参照群体的受众群的关注。

相反，人们还会用朋友圈来获得身份“隔离”，通过标识差异与建构边界来使自身与他人得以区分[ 3 ]，尽管这种边界是想象性的，但能呈现出异于不愿归属群体的体验满足了用户的心理需求。年轻人通过在微信聊天中使用与父母辈完全不一致的表情包表明自己属于年轻的一代，使用何种表情包成为了“边界”；或发布一组不同于传统影楼的摄影工作室为自己拍摄的照片，以照片的风格和其中的道具妆造等作为“边界”表明自己属于时髦、个性的女性群体；甚至以消费景观作“边界”与没有此种消费能力的人群区隔开来。

3 数字自我的建构过程

3.1 象征性社会互动

朋友圈中的互动实质上是象征性的社会互动，用户通过点赞、表情包、具有指向性的图像符号等的象征意义来达到传递作用。首先，在微信中传递的象征符号是经过二度符号化的“神话”，以朋友圈的定位为例，定位的第一层符号意义是用户所处的位置信息，仅是指示地点、方位的能指；其第二层符号意义则是定位所指的城市功能区、活动场所代表的活动意义、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如定位在米其林餐厅表明自己有能力享受高端的餐饮消费。其次，交换象征意义需要传者和受者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即两者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能保证他们从符号中得出共同的理解，在以上案例中，若受者不知道什么是米其林餐厅，则无法获得传者朋友圈定位所想传达的象征意义。

象征界产生的自我需要按照他人对自己的反馈来反观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令人喜爱的对象[ 4 ]。朋友圈中的自我必须通过与他人的意义交换来实现，如用户在朋友圈发布一条动态后会期待得到他人的点赞和评论确证自我中的“客我”，根据米德的理论，自我由“主我”和“客我”构成，得不到他人互动的自我不是完整的社会化的自我。朋友圈也通过行为主义的方法帮助用户建立“客我”，相较于能发表“踩”等负面态度的贴吧、博客，诞生于新媒体的朋友圈仅保留了“点赞”这种积极的态度反馈，动态被简单地分为能得到赞和不能得到赞，当用户在朋友圈发布动态收获较多点赞，即可认为内容受到正向刺激，于是用户会对内容、发布时间、呈现方式等做出总结并继续发布类似题材或呈现方式的内容；相反，若收获较少的赞，即是负向刺激，用户则会减少这些内容的发布。

3.2 自我规范与群体凝视

用户在朋友圈书写文案和挑选图片时是默认这条朋友圈有一群读者的。这就是朋友圈表达中对于他者的想象，而朋友圈的虚拟性和对对方状态的不可知性让用户时刻认为别人带着权力和标准在审视自己的动态，即来自他者的凝视。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社会行为的本质是根据不同的情境界定实现的角色扮演，当个体在他人面前呈现自己时，他的表演总是倾向于迎合并体现那些在社会中得到正式承认的价值[5]。

发布朋友圈前，用户会进行自查，推测自己的言辞和内容是否恰当，是否符合自我形象，同时会考虑这些内容能被哪些人接受及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当预判一部分人不适合看到时，用户会通过“不给谁看”来设置不能看到的人员分组；当希望内容只适合与一部分人共享时，用户会通过“谁可以看”来设置受众范围。于是在后台审查和他人评论前，基于群体凝视的自我规范已经完成了。

在合群中适当表现自己而非标新立异是中国人的民族特征。然而社会对个体的规范性要求不是随机的，是具有特定规范和要求的。如当一位教育行业的从业者与朋友聚会后想要发布一条聚餐喝酒的朋友圈，但考虑到喝酒是否符合一个教育者或一位顾家丈夫的形象，朋友圈里的其他老师或学生家长会如何评价自己，于是他有很大可能会设置分组或放弃这一次朋友圈分享。

3.3 规训的再传播

麦克卢汉指出媒介是人的感官的延伸，作为月活跃用户数量最多、用户基数最庞大的社交软件，微信已然成为我们必不可少的“器官”，对没有手机或不能使用微信的焦虑足以反映我们对微信的媒介使用迫切。当我们周围的人群都将微信延伸到生活、办公、出行等方面时，规范使用微信就成为了一种规训。使用微信企业版进行上下班打卡和业绩考核，或在地铁公交上使用扫一扫来完成健康出行登记，这些规范会随着社会组织不断地实现再传播。

除了上述现实社会的延伸部分，线上的规训也进行着再传播。最先开启朋友圈“晒文化”或某个阶段“晒潮流”的人群是线上和线下形象偏差较小的人群，他们在社交资源、网络影响力、消费能力等方面处于优势，是网络上的意见领袖或某些有话语权的群体，即普通用户的参照群体。普通用户在接受了大量的视听刺激后，内化了参照群体的行为和价值观，想要通过新媒体技术赋予的重新创造自我的权利，与参照群体或周围群体获得一致的规范性，于是他们开始以真实或虚假的方式制造“景观”，塑造自我形象，寻求来自他者的认同。至此朋友圈用户在不经意间，已经充当了“晒文化”规训的二次传播者。

参考文献

[1]朱瑞玲.中国人的社会互动：论面子的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94.

[2]朱丽丽，李灵琳.基于能动性的数字亲密关系：社交网络空间的亲子互动[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5）：95-104.

[3]方文.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5（1）：25-59.

[4]吴珊珊.他者凝视与自我建构：95后在社交网络中的数字呈现[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20.

[5]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