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腾，胡菲菲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1 引言

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步细化与政府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进一步扩充，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了对策性研究的重要性，并要求高校亟需主动采取行动，致力于建设高水平智囊团与思想库。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系统数据表明，在CTTI系统种录的总计941家CTTI来源智库中，其中存在663家高校智库，占比超7成。高校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近年来，随着国家和社会对智库研究的需求增加，高校智库在助力决策咨询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高校智库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过程中尚存不少缺陷，不少学者发现大多高校智库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方面面临多方面的问题，主要原因包括不健全的组织管理体制、陈旧的管理与运行模式。同时，高校智库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困境也亟需解决，例如两者思想观念不同、对于时效性的要求不一、需求认知侧重差异等。目前中国的高校智库决策咨询模式与美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信息沟通方式单一，决策咨询管理制度尚未完善，缺乏对高校智库决策咨询的一整套评价体系，尚未充分考虑到决策咨询研究人员的培养人员长期培养与晋升的途径。

2 高校智库决策咨询特征分析

LEVIN（2011）提出的知识动员模型将知识动员分为了研究生产、研究实践、中介三部分[1]。本文基于LEVIN的知识动员模型，与中国目前高校智库决策咨询服务的实际现状相结合，以高校智库与政府部门分别作为研究生产背景下和研究实践背景下的主体，探讨生产者、实践者、中介之间的关系以及知识转化过程。Levin的知识动员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LEVIN的知识动员理论框架

2.1 研究成果生产

高校智库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的产生通常在高校中实现，大部分成果来源于高校智库研究人员。个人的知识储备是有限的，但高校能够凭借其人才平台，集中各类专家，产出优质科研成果。同时，随着知识的不断产出与积累，对待问题的看法倾向客观，使得全面分析问题的每一个方面得以实现，有助于提供科学性的决策建议。研究成果的生产过程往往受到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影响。内在因素主要包含人才、评估与机构三类，即高校对智库人员的保障与激励制度，对决策咨询服务成果的评估标准完善情况，以及高校机构的发展目标、管理模式和运行模式的健全程度。同时，生产者受到了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涉及了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介机构的引导、实践者的需求影响。高校智库所处的社会环境，会引发研究人员对于热点事物、社会问题、大众思维等进行相关研究。实践者即政府部门也会根据其研究成果的需求，通过中介或直接支持生产者即高校智库进行研究。

2.2 促进转化调节

中介组织的存在有助于在研究生产者与研究实践者之间建立更为有效的互动机制，协助研究生产者发现政策研究的议题，促使研究实践者获得政策价值高的研究成果[2]。具体来说，一方面，高校智库管理机构作为中介组织理应积极了解研究生产中所产出的可实践的科研成果，积极寻找潜在用户，以宣传、解读、转化等方式，提升科研成果的影响力，将科研成果确实传递到研究实践者即政府部门手中；另一方面，与政府部门多沟通多交流，充分认识到政府部门所需要的科研成果类型与领域，将相关信息及时反馈至高校智库，缩小政府部门与高校智库之间的思维差异。在信息有效传递的基础上，中介组织理应建立起相关的激励与保障制度，进而实现高校智库决策咨询服务的高效性与可持续性。

2.3 知识运用实践

以短期目标为导向，一旦社会问题出现，政府部门作为实践者需要主动获取或鼓励生产者产出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法。一方面，实践者亟需搜寻相关的已有科研成果，对其进行筛选，进而付诸实施；另一方面，针对尚未有成果的研究问题，政府部门理应对相关研究提供支持与投入，鼓励生产者产出相应研究成果，使其作为实践者解决问题和制定相关政策的理论支撑与依据[3]。以长期目标为导向，政府部门亟需注重顶层的设计，对平台的搭建采取积极行动，推进中介即高校智库管理部门的建立，支持研究生产者即高校智库高效建设与可持续发展[4]。

2.4 多向互动的知识动员网络

在理论框架下，生产、转移、应用会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互相影响并自发开始运转。具体来说，随着国家的发展与社会问题的出现，政策制定者会自发或受到高校智库机构产出的具有政策价值的研究成果影响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高校智库机构会自发或在政策制定者的要求下建立研究方向产出科研成果，政策制定者能够通过直接或经过中介获取科研成果并将其将付诸实施，高校智库机构也能够通过直接或中介传输的方式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3 高校智库决策咨询服务困境分析

3.1 决策咨询实践者与研究生产者并未建立双向机制

知识动员理论强调的是理论研究与现实实践的密切联系与相互影响，但将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与知识动员的理论运行框架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在当前情况下，事实上生产者与实践者之间并不是双向的，实践者也就是政策制定者垄断着对研究成果的控制权。这种单向的成果生产是由多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一方面，研究人员作为知识生产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根据托尔斯顿·胡森的“文化冲突”理论，政策制定者掌握着资本可以选择想资助的研究，但是研究人员在产出研究成果的时候却不能保证政策制定者会为此买单。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处于较低的地位，而政策制定者拥有更多的权力。如果政策制定者不喜欢研究人员的成果，研究成果就无法落地，也不能付诸实施[2]。另一方面，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政府对高校至上而下单一单向的行政管理方式。在该情况下，如果研究人员的声音以及想法无法传递、影响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将逐渐丧失竞争力和主动性，效率也会因此迅速下落。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智库服务社会的质量也会骤然下降，智库决策咨询服务能力也无法达标。

3.2 决策咨询实践者与研究生产者之间知识成果传输存在阻塞

在现实情况下，知识动员理论的各个过程间的知识传输事实上存在阻碍。典型的矛盾之处源于生产者与实践者的巨大差异，主要涉及话语体系、时效要求、价值取向、需求认知几个方面。

高校智库的研究者所使用的学术语言与政府部门的决策者习惯阅读的言语体系并不一致[3]。学术语言主张准确性与全面性，咨政语言要求可读性与实践性。研究生产过程中所产出的只是成果趋向于实践调研与理论研究的充斥，这种言语体系的表达方式不易让实践者充分理解并接受，因此很难让政府部门资助其研究并真正将成果纳入政策制定并付诸实施。

研究生产者与实践者对于期限的认知不一。研究人员注重研究的专业性，倾向于在较长的期限下得出完善的成果。由于决策者需要对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迅速做出应对措施，能快速出成效的研究成果往往会更受欢迎。这种对于成果产出时效要求的差异导致了知识成果在生产者与实践者之间的传输障碍，例如生产者提供的知识产出已过了时效而导致实践者无法付诸实施，或者实践者并不喜欢生产者所提供的成果导致成果无法被应用。

价值取向差异的存在也削弱了研究生产者与实践者之间的有效联系与知识成果传输。实践者以现实为基准，与实际情况紧密相连；生产者追求形而上，探索基础理论研究。这种价值取向的差异使得生产者的研究成果很难满足国家治理和政府的实际决策需求[5]。生产者的研究成果会出现诸多问题，包括缺乏深刻的政策思想，无法真正为现实社会中的实践问题提供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提出的政策建议价值有限、水平尚浅[6]。

从供给的角度分析研究生产者高校智库与研究实践的主要主体政府部门，可以发现由于高校智库研究人员很难真正参与决策一线的论证调研，他们很难完全正确判断政府部门的决策咨询需求，因此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思想供需断裂，从而制约了高校智库决策咨询服务的提供，知识传输有待提升。

3.3 高校智库组织支撑体系尚未完善

目前，不少高校中存在高校智库独立性不足、职称评审体系不完善、“唯科研论”“唯批示论”等问题。这种组织体系的不完善制约了高校智库对决策咨询服务的提供。由于不少高校智库本身组织体系尚有缺陷，阻碍了其对决策咨询服务的提供。

部分高校智库受到目标和条件要素限制导致不完全独立。一方面，不少高校智库具有并不完全清晰的发展目标、管理方法以及运行结构。因此，这些高校智库无法制定具有政策咨询针对性的目标，使其目标无法分别于其所在教学科研机构或院系的目标，容易被混淆，导致了高校智库的服务对象仅限于教学科研机构。另一方面，绝大多数高校智库存在虚体运营的问题。这些高校智库虚体挂靠在学校、学院层面，并没有固定办公场所，缺乏独立的运行经费，人事编制受限，并且组织环境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健全。

部分高校尚未将决策咨询相关的成果完全纳入评价考核范围。不仅如此，极少有高校将决策咨询成果与职称评审挂钩。这就导致决策咨询成果未被纳入考核内容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就阻碍了高校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目前很多高校评价体制倾向于“唯科研论”。考虑到现实中高校智库与高校的关联密切，拥有高校教师身份的研究人员制约于高校教师的考核和晋升，使得科研成果被赋予更高权重。这种“唯科研论”会损害高校智库人员从事政策研究的积极型，进而影响高校智库决策咨询高质量的产出。

“唯批示论”是很多高校对于高校智库服务政府决策咨询服务能力的评价方式。但这种片面的判断不仅会导致政策研究向功利主义靠近，还会忽略很多重要的因素，例如政策研究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实践效果等[7]。

4 高校智库决策咨询服务路径提升

针对以上在中介缺失情况下高校智库决策咨询服务所面临的过程单向作用、知识产出阻塞和组织体系残缺的问题，可持续的高校智库决策咨询服务模式需要从三方面进行调整，推动高校智库扩大社会影响力并传递观点，协调研究人员与决策者之间的差异性，推动高校智库的制度完善与人才保障。

4.1 鼓励知识驱动，推动高校智库扩大社会影响力并传递观点

高校智库的知识成果是否能够成功转化应用于社会将决定高校智库能否获得多大的社会影响力，同时，高校智库社会影响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核心竞争力的水平。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高校智库想要更好地将其声音传递到政府部门，影响力的扩大至关重要[6]。高校理应对其校内的智库建立起更完整的认知并进行定期评估，汇总整理高校内所有高校智库所产生的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协助高校智库进行传输、推广、宣传，从而对高校智库社会影响力的增加提供各种支持。高校智库亟需采取相关行动来扩大自身社会影响力，例如积极开展学术会议和公共论坛、建立微信公众平台、微博、网站等媒介推广智库的政策思想和战略规划研究报告等方式，推动社会影响力的持续提升。

4.2 注重协调转化，将知识成果按照政府需求转化再传输

针对高校智库与政府部门话语体系、时效要求、价值取向、需求认知等的差异性所导致的知识成果传输困境，高校智库管理机构的建立亟需被纳入高校管理高校智库的考虑范围，这有助于实现更为有效的对接方式，能够更好地将高校研究成果与政府决策需求的脱节问题予以解决，将双方更好地连接起来。在此情况下，一方面，高校智库管理机构能够积极与政府部门对接，建立起决策咨询呈送渠道，将政府部门面临的现实难题切实告知高校智库，同时与高校智库主动沟通，协助高校智库将知识成果按照政府的需求、语言体系等进行转化再呈送，实现更有效的成果传输。另一方面，高校智库管理机构可以积极与政府部门对接，鼓励高校智库的科研人员参与“旋转门”机制，为高校智库科研人员提供去政府部门挂职的机会，促进双方进一步的相互了解，高校智库知识成果在针对性以及实践性地提升方面将会有更加成功[8]。

4.3 重视制度支撑，推动高校智库的制度完善与人才保障

高校亟需重视高校智库独立性不足、职称评审体系不完善、“唯科研论”“唯批示论”等问题的存在，建立一整套完善的人才保障、评价管理制度，统一安排设置机构、管理人才、投入经费等[9]。科学合理的人才管理、激励、培养计划有助于高校智库吸引人才、保障权益、激励科研、可持续运转[10]。同时，高校应当完善人才考核与智库考核制度，推动高校智库高质量运转，激发高校智库研究人员的研究积极性。高校定期对高校智库、智库科研人员进行评价理应持续调整改善，逐步将评价体系进一步综合化，推动高校智库建立起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