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铭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武汉 430073）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关系的高度分化使我国社会呈现出一系列风险，为应对这些社会风险，必须推动我国由传统的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那么到底要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在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过程中，刑法的因应之策何在？笔者拟就上述问题谈谈一管之见。

一、风险社会背景下应强调社会多元治理

（一）风险社会背景下管理向治理转型之必要

社会管理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正式文件中，是1998年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提出“政府的基本职能在于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接下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更是将社会管理明确为政府的四项主要职能之一。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共10年时间里，社会管理分别从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个角度进行了阐述与部署。

对于社会管理一词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进行解释。从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有关社会管理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当前所强调的社会管理，是指狭义的社会管理，即“是政府和民间组织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协调、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生活质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