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斯辉

最近研读王建军教授撰著的《教育近代化中的梁启超》，使我对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领域的所言所行有了新的认识，对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的贡献有了新的认知。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对梁启超的研究，多集中在清末维新变法这一历史时期，其评价相对单一”，建军教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梁启超的一生放置在中国教育近代化总进程下做整体把握，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演变做全方位梳理，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中的梁启超做全景式的扫描。《教育近代化中的梁启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揭示了梁启超投身教育事业的动力之源：对教育价值的信仰。

对教育价值的认识之实质是对为什么要办教育的回答，这种回答影响对教育的决策、对教育的选择、对教育地位的判断、对教育的资源配置与经费投入，等等。为什么要重视教育，为什么要把教育放在救亡图存的核心位置，梁启超进行了深刻的论证与分析。

梁启超认为救国之本在“开民智”。梁启超以为，“开民智”不仅仅是救亡图存的关键，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为何“开民智”是救亡图存的关键呢？梁启超指出：“今日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才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