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敌

陈寅恪的信

陈氏书信按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谈论学术为主，一类则是以亲友交往及日常琐事为主。显然前者更有学术价值，但后者也不可谓不重要，有些书信看似和学术没有关系，却可以从中发现写信人的性格甚至昭示出其之后的命运，陈寅恪1929年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就是如此。

陈寅恪和傅斯年的交往，最早应该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傅斯年北大毕业后赴德国留学期间，彼时陈寅恪也从美国哈佛转到德国留学，两人遂开始交往。两人都是属于刻苦用功之人，被称为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对此杨步伟在其《杂记赵家》中有生动的描述：“这些人以前是英美的官费留学生，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的吃，只想买书……说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最干净的。”此外也有说俞大维也曾被称为“读书种子”。

查王汎森等人编的《傅斯年遗札》，傅斯年在1925年12月写给羅家伦的信中第一次提及陈寅恪，内容是如何偿还从陈寅恪处所借一笔款项事，从信中多次用“老陈”称呼陈寅恪看，他们的关系已经极为密切。傅斯年还在信中提及当时毛子水、姚从吾和俞大维等人的生活用费也多赖陈寅恪维持，可见他们数人彼时友谊之深。当时陈寅恪应清华国学院之聘请要回国任教，故急需旅费，所以傅斯年很是着急：“要是老陈不走，尚有法，而他即走。”因为陈寅恪筹集的旅费当时已经被他人借走，所以傅斯年和罗家伦商议如何凑钱先帮陈寅恪准备回国的旅费。从两人此后的几封书信看此事终于解决，但陈寅恪只能是买三等舱回国，看来还是囊中羞涩。

那么，陈寅恪1929年写给傅斯年的这封信是什么内容呢？其实就是陈寅恪在大发牢骚。

缘由是1929年7月24日下午，陈寅恪和同事赵万里去故宫博物院查阅有关史料，两人均为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且佩戴有故宫博物院的徽章，却在入口处遭到门卫的拒绝。尽管两人一再声明为专门委员，且报出徽章的号数并拿出名片，门卫还是以可能假冒为由拒绝让他们入内，而且言行十分粗鲁，按照陈寅恪的说法就是“大声呵止，形色狞恶”。最后甚至用力推搡陈寅恪，还把陈寅恪的徽章一下扯为两段。幸好故宫博物院职员有认识陈寅恪者，赶快制止了门卫的行径，此事才算结束。陈寅恪应该是从未受到如此野蛮对待，愤怒不已的他不但把撕毁的徽章和名片等交到故宫博物院秘书长那里，而且接连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故宫博物院，一封写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求把那个门卫开除，同时要求保证今后不再有同样事情发生。傅斯年在收到陈寅恪的信后非常重视，次日即25日即给故宫博物院写信，信中不但将陈氏信中讲述事件详细经过的内容附上，而且表示因陈寅恪不单是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更是史语所的同人，他身为所长，当然要为陈寅恪等人讨一个公道。为此傅斯年要求故宫博物院应将那个门卫“斥革”即开除。如果该门卫系由公安局管理，史语所也愿和博物院方面“一齐向公安局交涉，此固鄙所对鄙所同人应负之责任也”。不过据现有史料，无法获知那个行为粗鲁的门卫是否被开除，而陈寅恪之后还是去过故宫博物院，倒是没有再受到门卫的刁难盘查。

也许有人会说，一个大教授何必和一个保安一般见识，但陈寅恪显然认为他的人格尊严受到侮辱，他不能忍气吞声，必须有所反抗。

一封联名公开信

陈寅恪和故宫博物院的交往关系，还有文物南迁一事，对此他也曾和数位学者联名写信登报申明其立场。那是在1932年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北京也变得岌岌可危，因此传言故宫博物院计划将所收藏文物南迁。为了获得有关资金，可能要对文物进行抵押。对此社会上当然有各种意见，而陈寅恪等一些教授则表示反对，于是写信登报申明他们的立场。1932年9月2日的《申报》上就有如下记载：（北平）北大教授陈寅恪、顾颉刚、吴其昌等，联名致函中央各要人林蒋汪胡蔡于等，请勿迁移故宫古物，为祖宗留成绩，为子孙争光荣，保障古物完整，以息国人惊欵。陈寅恪等人认为，如果强行把故宫文物抵押然后南迁，肯定会对文物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害，因此应该筹划“迁移政策”之外的妥善方法，如“甘冒全世界之大不韪而加以毁坏，若今日国家失地尚未收复，而民族文化先已自毁，恐孝子慈孙百世不能为诸公恕矣”。对于教授们的意见，有关当局倒是比较重视，立即决定派人赴故宫博物院调查。

而故宫博物院方面，这一次也反应很快，在9月7日即发表声明登载于《申报》，其内容就是对陈寅恪等人的答复，大致有两点，一是叙说他们保存古物之苦心，二是否认了所谓的迁移抵押说，最后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总之，各界诸公其爱护古物、勖勉同人之意，敢不拜嘉。而事实所在，国誉所关，浮议之不可尽信，虑危之必宜沈思。则处此疑难之顷，尤同人所愿与君子共勉者耳。敢布区区，卽希公鉴，诸维亮察为幸。北平故宫博物院启。”

其实，陈寅恪等人反对的并不是迁移，而是长期以来故宫在文物管理方面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如果为了迁移甚至要把文物先行抵押的话，恐怕会产生大问题甚至导致文物的损坏和流失。应该说陈寅恪等人对故宫日常的管理状况比较了解，才会有此反对意见。事后看来，尽管故宫方面声称对他们是有误解，他们其实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而故宫文物最后也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还是不得不南迁，在南迁途中文物确实也得到很好的保护，但陈寅恪他们当时的意见还是有道理的。文物南迁之所以没有受到损失，除了其他原因外，应该和陈寅恪等人之前的呼吁有一定关系。所以陈寅恪他们发自内心的对国宝文物的珍惜之情，还是值得肯定。

陈三立的信

总之陈寅恪和故宫博物院的“恩恩怨怨”大致如上所述，其中那次与故宫门卫的冲突，应该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一个典型例证。想来陈寅恪应该是受到其父陈三立的影响，就是对此类事绝不能忍气吞声，更不能以“不和小人一般见识”为由放弃对此类恶行的抨击或批评。笔者这样说其实有根据，那就是陈三立当年的一次遭遇与陈寅恪竟然惊人地相似，而陈三立也是抑制不住满腔怒火，事后立刻写信给江西巡按使戚扬，要求严查此事，惩办凶手，1916年4月10日的《时报》就刊登了此封书信。

事情是这样的：1916年3月，60多岁的陈三立打算回西山扫墓。到了九江车站准备过检时，忽然被十几个举着枪的兵士拦住，声称必须有护照才能通过。陈三立因为没有护照，行李都在车上，只好让他们搜身。可是这些兵士搜身之后不但不肯放人，还把手无缚鸡之力的陈三立和一名仆从带到站长室里围困起来，电话不让打，电报不给发，连上厕所也不允许。就这样不明不白折腾了很久，最后才迫于上面的压力放了人，但自始至终也没有给一个说法。

次日，陈三立气愤地写信给当时的江西巡按使戚扬：“吾国军界智识教育未能完备，无能为讳，然性习虽近骄悍，大多数亦类能服从命令，吾不敢以一时一端污我全体之军人……故凡派遣军队与商民交涉之事，其统率员弁务须慎择有人心而知大体者。”但除了写信发发牢骚，陈三立其实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惩罚那些粗暴的士兵。他之所以还是要寫信给巡按使，其实是要表达这样一个意图：“所以终不忍缄默，据事直书，历举本末缕陈于执事之前者，诚以军人者地方蒙其祸福，纲纪者国家所由维系，尚冀明公转商将军，加意设法，遏其凶焰，纳于轨则，受赐实大，此区区为乡邦商民涕泣请命之微旨也。”由此看来，陈三立虽然经历了戊戌变法，虽然彼时已是垂老之人，但还是“书生气”十足，在这一点上，说陈寅恪继承了陈三立的衣钵是一点不错。

相比起陈三立、陈寅恪父子的“书生气”，鲁迅倒是清醒得多，早年的他也曾相信文学启蒙的力量，所以才弃医从文。但他后来的经历终于让他明白“中国现代的社会情况，只有实施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当然，鲁迅所言和陈氏父子所遇情况并不相同，其实并非一个层面的问题。而且鲁迅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在船上被粗暴搜查之事。那是在1927年9月，鲁迅和许广平途经香港，香港海关人员依照惯例上船检查。两位身穿制服、如狼似虎的检查员，把鲁迅的书籍和皮箱翻了个底朝天，甚至撕碎装鱼肝油的纸盒，捅穿装饼干的封口。最后收了他二十块钱的贿赂，才算了事。鲁迅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粗暴地检查他，船上的茶房说：“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鸦片的。”鲁迅想不到自己太瘦竟然也是问题，对此也只有事后写篇杂文而已。看来作为读书人，能够写点东西发发牢骚，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还是比什么也不能写好一点罢。而且鲁迅好于陈氏父子的是，不管怎样他还能把这件事写成杂文换几个稿费。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