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 夏海鹰

【摘要】  大数据技术开启了人类社会新时代，不仅让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智能化、数字化特征，而且成为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技术路径。文章采用文献研究、归纳演绎、案例分析和行动研究等方法，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技术、哲学、治理等不同方面分析了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概念与内涵，遵循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原则，沿着“技术—治理”的进路，以“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做”的视角构建了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逻辑框架，从技术接入、技术匹配、技术执行层面和信息供给、信息交互、信息应用维度阐述了数据赋能治理创新的实现基础，剖析了治理挑战、破解思路、治理之道、实践路径等作用机制，指出这将从不同方面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针对复杂的教育治理问题形成一套有效解决机制，引发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变。最后，基于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循数治理”的实践案例，从技术应用、协调机制、多维融合、多元协同等方面探讨了数据赋能教育治理的变革路径，以期为大数据时代教育治理创新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  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内涵特征;逻辑框架;运行机制;实践案例;推进路径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58x（2021）7-0010-08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了新的重大决定，明确“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中央， 2019， p.3），这是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之后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做的最为系统而明确的部署，也对我国教育领域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产生的通用型颠覆性突破，不仅让“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而且为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变革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借此产生的新型治理实践也在各领域蓬勃兴起，受到国内外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事实上，不管新技术革命如何发展，诸如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都建立在“算法（或规则）”与“数据”这两大基石之上，二者同样也是治理的对象和关键（贾开， 等， 2017）。所以说，大数据技术在新一代新技术革命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其所具有的赋能、赋权和使能作用，开启了人类社会新时代，不仅让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智能化、数字化特征，而且成为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技术路径。从现实维度看，大数据技术与教育治理的全面深度融合为解决教育发展及动态整体治理中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已成为促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全新且重要的时代命题。

本文基于我国治理情境，依照“技术—治理”的逻辑关系，围绕大数据技术和教育治理模式之间的耦合关系，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分析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作用机制，结合对院校“循数治理”的现实案例分析，力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数据技术是如何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其内在的运行逻辑和解决机制是什么？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实践中的变革路径是怎样的？

一、文献回顾：认识数据赋能及其内涵特征

教育治理现代化包含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基于现有制度优势、面向未来教育發展需要的治理模式设计与创新，其间的治理方法和治理实践过程又体现为合二为一的一体化关系（孙杰远， 2020）。治理方法的范畴涵盖了治理方法论、方法本身与技术选择三大方面，涉及价值定位、主体关系、治理结构、权力分配、机制设计、政策制定、资源配置、效能评价等治理实践的全部要素。如果说方法体现了治理实践过程中的解决方案和路径，技术则体现了治理全过程中各行动环节的具体操作，表征了人与社会的联系，通常包括组织、程序、体制、制度等依托人类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抽象工具（颜昌武， 等， 2020）。正如芬伯格（Feenberg， 1999， p.4）等学者指出的，当今时代是技术治理主义的时代。

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需要治理”这一问题，简单的回答是“其中存在着矛盾”，但矛盾是因何产生的呢？隐藏在背后的是信息流动不畅，不管是信息匮乏还是信息过载，都会造成社会治理的低效率。事实上，组织系统的良好运作依赖于持续不断的信息流动（张峰， 2017），正是通过信息生产方式及其流通路径，我们才能够理解并解释组织规则是如何形成的、集体行动是如何达成的，等等。信息实质上就是权力资源，其在组织内和组织间的流动则体现了权力配置机制和模式。可以说，在当前经济社会背景下，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不仅让教育系统成为一个动态、开放、多元的社会子系统，而且彻底改变了教育系统的信息流通路径和交换方式，传统模式的“封闭—控制”治理体系出现失灵，亟须向“开放—合作”模式治理体系变革，在动态化、智能化实现信息生产、交换、分配的同时，创新教育治理的解决方案。基于这样的逻辑，在大数据智能化时代，信息和通信技术触发的数据化、智能化、组织网络化、社会互联化等对社会系统治理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数据治理也被认为是组织科学治理的重要支撑（Alhassan， Sammon， & Daly， 2016）。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强力渗入，数据已经演变为信息化发展新阶段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冯仰存， 2020）。理论界已将大数据技术用于商业实践、公共决策和社会治理的研究热潮带进了教育治理领域，在关注大数据时代的教育大数据系统设计、学习分析和教育评价、学习支持和学习系统构建、教育改革和教育决策等问题的同时，不少研究聚焦教育数据治理（许晓东， 等， 2015; 刘金松， 2018; 董晓辉， 等， 2019）、大数据背景下的院系治理（王战军， 等， 2016）、教育治理现代化（杨现民， 等， 2020; 王永颜， 2017）等维度，并进行了透析，对大数据之于教育的价值与功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预期，杨开城（2019）因此认为数据驱动是大数据时代教育的必然走向。事实上，这些研究的视角并不相同，或将教育大数据作为治理理念，或作为治理对象，或作为治理手段，或作为治理机制，而且其间也出现了“循数治理”（南旭光， 2016）、“数据驱动”（张培， 等， 2018）、“赋能教育”（庞茗月， 等， 2019）、“技术赋能”（钟志贤， 等， 2019）等不同概念。但从这些研究所论及的学理分析、价值逻辑、机制设计、制度安排等内容来看，本质上各种智能化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的核心要素都是支配其运行发展的机器学习算法（肖凤翔， 等， 2020），也就有了算法教育治理的概念。这些研究还发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了教育系统各类主体之间的高频互动及相互影响，带来的信息渗透使教育系统结构、主体关系与资源配置发生重组，通过“精准的数据追溯能力、跨越时空的场景重构能力、精确的资源匹配能力”（南旭光， 等， 2018）为消解治理边界、抽离既有制度提供了灵活的“工具箱”和“去中心化”的场域，在打破传统教育系统组织边界的同时也改变了治理格局。

何谓赋能？简单来讲就是赋予能力，和赋权、使能意义相近，可以理解为“增加个体或群体能力的过程”，但本文更倾向于接受“为行动主体实现既定目标而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路径或可能性”（关婷， 等， 2019）的观点。当大数据技术与教育治理耦合，便产生了一些结构性变化：既有的信息垄断格局被大数据技术打破而促进了信息（权力）资源的再分配，各类主体间的信息趋于互联互通和共享，教育治理能力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强力渗透而空前提升。这恰好反映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所具有的核心价值观念，即自由、开放、共享，这便与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教育治理理念具有“同构性”。所谓数据赋能，就是指基于整体视角而创新信息技术运用场景、技术和方法，获得或提升系统的整体能力，进而实现价值创造协同高效的过程。也正是基于大数据在教育治理过程中的这些特有能力，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数据赋能教育治理”这一概念，它并非是通过数据简单地赋予治理相应的能力，而是借由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塑造教育治理新情景、新模式、新机制和新动力，激发各类参与主体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力，进而推进既定教育治理目标的达成。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数据”并非仅仅指代大数据或大数据技术，而是指新一代信息技术背后的算法和数据基础，无论大数据技术本身，还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之所以能够促进教育治理的变革与创新，都是通过其间的“数据”来实现“赋能”的。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从技术、哲学、治理三层逻辑审视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内涵与特征。首先，让机器通过对既有大数据的“学习”与“训练”，探寻匹配未来数据的机器学习方法，可以在与历史数据不同的新情境下做出科学预测和判断，大幅度提升系统和组织运作效率，这是数据赋能的技术逻辑;其次，因大数据技术的存在与发展，让数字思维逐渐取代机械思维、逻辑思维，促使人类活动基于“数据流”出现“想法流”，让技术成为理性的“系统性知识集合”和“方法的总和”，这是数据赋能的哲学逻辑;最后，借由大数据的加工和处理，有效克服治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在主体、行为、制度的融合和组织变动等方面做出科学解析，形成数据资源配置機制与数据驱动的智慧决策机制，这是数据赋能的治理逻辑。概括而言，数据赋能的过程是一种以数据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重塑的过程，以教育大数据为关键要素并将数据技术有效嵌入教育生态系统，从数据科学、智能科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生物科学等交叉融合的视角，研究教育治理的内在规律并形成新的理论范式，进而形成一种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教育治理模式。

总之，尽管理论界在大数据技术和教育治理两个维度都进行了不少有价值的探索研究，但围绕二者交汇之处的研究，尤其是数据赋能教育治理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当前研究更多是将大数据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实践视作既有制度框架下针对特定人才培养目标和教育治理目标的解决方案，关于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研究更多停留在理念价值、理论分析、技术应用层面，尚未系统性地对数据赋能教育治理的内涵特征、作用机制、运行逻辑进行分析，尤其缺乏结合实践案例开展的实施路径探究。这就意味着，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拓展潜力和实践推进空间，尤其是在我国国家与社会治理模式发生重大转变、以数据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纵深推进治理创新实践的时期。

二、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运行机制

近年来，各类组织治理越来越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它们彼此借力、深度融合，使得依赖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治理机制和治理模式越来越发展成为当下组织系统治理变革的主导性逻辑（解胜利， 等， 2019），不仅凸显了具体的赋能方式、手段和工具的运用，而且强调了数据之于社会治理创新的资源性和价值性。一般而言，所谓的治理创新主要聚焦于治理主体间关系和治理机制的创新，讨论的是如何创新现有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的问题，重点是考虑治理创新的思路与方向。本文所述及的主题则重点关注数据赋能在教育治理领域的应用与影响。

沿着前面从技术、哲学和治理视角谈到的内涵与特征，我们确立了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通过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以数据和算法赋能教育治理实践，改变教育治理过程中的信息流系统，优化或重构各参与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形成并借由一套新型的教育治理机制，推动教育治理结构和模式变革，助力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我们需要基于“技术—治理”的进路，把握住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作用机制，遵从“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做”视角，明晰“教育治理所面对的问题与挑战是什么、破解治理难题的思路和机制是什么、可行方案或实施路径该如何设计”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逻辑框架。一方面，遵循问题导向原则，从技术应用及信息流动的角度构筑了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实现基础，并基于有效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出了破解思路（左边部分）;另一方面，遵循目标导向原则，从多维融合及多元协同的角度刻画了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工作路径，并基于形成“循数治理”的数据驱动模式提出了实践策略（右边部分）。下面从两个部分对此逻辑框架进行详细阐述。

（一）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实现基础

1. 从技术角度看数据赋能。各类新技术的升级换代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观念，产生了“替代效应”与“挖掘效应”，释放了强大的“正外部性”，增强了技术与组织结构、组织成员、组织任务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至少是导致组织变化的“诱因”或“触发机制”（赵金旭， 等， 2019）。首先，在技术接入层面，移动互联网打破了人类社会空间的限制，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使海量的分散化资源被即时动态地接入并聚集在一起而形成规模效应，不仅使闲置的资源变为活跃的可交易性资源，而且联结为以数据为核心的新型关系网络。其次，在技术匹配层面，智能算法和规则能够对通过技术接入而获得的体量巨大、类型繁多、价值密度较低、处理速度极快的大数据资源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进行精准匹配，不仅有效提高数据资源的利用率，而且推动真正实现社会整体福利提升的价值目标。最后，在技术执行层面，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不仅更加便捷地实现了互联互通、数据共享、精准化沟通和有效协同，而且将各类主体的参与环节“信息化”和“算法化”，削弱了传统模式下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大大降低传统模式下中心化网络结构的交易成本和组织治理成本。因此，以数据和运算为核心的新型智能化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创新教育治理方式，提高教育治理效能，能够为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核心技术支撑，达到高效治理的目的。

2. 从信息角度看数据赋能。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推动人类社会向“三元空间”秩序转换，生物世界、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在此交互融合，与工业时代线性的时间、空间模式相比，大数据智能化时代的信息流已经超越了物质和能量，成为全新的重要社会资源和“社会—技术”基础设施，为“时间—空间”组织重构提供了重要条件。首先，在信息供给维度，数据赋能提升了人类社会系统整体的信息供给总量。随着各类信息化手段、物联网系统及自媒体的广泛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是新的信息供给者，越来越多地呈几何级数增长态势的大数据资源被采集、挖掘、使用。其次，在信息交互维度，新一代信息技术越发呈现出扁平化、便捷化、智能化、实时性和共享性等特性，促进了“三元空间”信息传递机制逐渐由单向传接的“金字塔”型转向双向交互的“网络”型，愈发呈现虚拟界面和现实界面的共生。最后，在信息应用维度，迭代速度超强的大数据智能化技术和工具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过程提供了场景重构、数据追踪和资源匹配方面的创新性应用与服务，不仅信息流更加开放、透明、共享，还让治理主体可以获得学习和利用更有效的治理技术和治理规则的能力。由此，“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复杂化和完整化，社会和全球经济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杨进， 2020），进入颠覆性变革的新发展阶段，对教育治理创新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运行逻辑

1. 治理挑战与破解思路。一方面，以正确把握教育治理所面对的挑战为问题导向。“治理”是相对于“统治”而言的，其概念就是基于多元主体视角提出的，指向各种公共的或者私人的组织机构及个人管理他们共同事务的各类方式的总和，也是多种资源、机制等相互融合的过程，意味着治理主体“从垄断行动者向网络平行参与者的角色转变”（Peters & Pierre， 1988）。正是因为教育治理涉及的利益相关主体是复杂的、多元的，其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非常普遍，这也成了教育领域实现有效治理的瓶颈问题和最大挑战。事实上，受限于传统的科层式官僚体制，组织结构的横向和纵向都呈现“条块分割”的模式，教育領域治理参与主体之间、各主体内部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息阻隔、信息割裂、信息黑箱等问题，所产生的信息供给不足、信息转换失真、信息流通不畅等制造了不平等的权力配置机制，会导致组织之间难以进行高效的协同合作，最终让治理效率降低以至治理失效。另一方面，以科学探寻教育治理难题破解思路为目标导向。既然信息不对称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够公开、透明，促使信息公开便是应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治本之道。新一代技术革命产生的大数据智能化技术创新在提升组织系统信息透明度、增强信息交互、强化信息应用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那么，在教育治理领域通过技术接入、匹配和执行（刘征驰， 2020），对全过程多维度各类型数据资源进行挖掘、提取和分析，形成不同的动态数据场，并对不同治理主体进行不同程度的数据赋能，通过优化信息供给、交互和应用，促进跨功能、跨层级、跨权限的数据信息共享，提升数据与信息在治理场景中的应用价值，有效降低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改变传统治理结构中多元治理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促进彼此的互动与协同，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而形成共同解决治理难题之道，增强决策的针对性、措施的准确性和治理的有效性。

2. 治理之道与实践路径。一方面，以科学确立数据驱动教育治理方式为解决之道。进入大数据智能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越发呈现出平台化、生态化、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等特征，但现有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变革的进程显然落后于技术升级迭代的速度。尽管治理面对的困难有诸多方面，但是现代信息技术却直击其最核心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是推进教育治理变革创新的基本出发点。本文认为，数据赋能已经超越了数据技术层面的问题，以数据和算法为关键，构建了一种以人为本的“数据哲学”和多学科融合的“数据社会学”。从本质上看，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优化了教育治理领域参与主体之间及主体内部的信息流动模式，不仅促进了教育治理机制从“权威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促进了教育治理方式从“被动管理”转向“主动协同”，而且促进了各治理主体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协作”，针对特定的教育治理问题共同形成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以有序推进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实践为工作路径。大数据智能化时代，教育治理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点，这不仅对教育治理创新工具应用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实现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技术平台及实现路径。在实践中，主管部门、院校等教育治理主体应树立全面化的数据治理思维，基于信息技术应用推进“循数治理”，从业务融合、技术融合、数据融合的维度积极开展大数据整合、管理、分析与挖掘，搭建人、物、数据、技术等多位一体的数据治理框架，从目标协同、主体协同、客体协同的维度进行统一的组织协调和优化组合，建立多元参与的互动合作机制，实现数据与教育教学管理业务的全面结合，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及治理工具等方面都形成协同效应和整体治理（洪伟达， 等， 2019）。这样的数据赋能机制在提高治理效率的同时，自然会因治理主体间互动关系的改变而引发治理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三、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实践案例

为了对前文所述及的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在实践中的应用有更为清晰的认知，同时进一步对图1所刻画的实践策略和推进路径有完整的参考，本文引入一个“循数治理”项目建设案例。重庆工商职业学院近年来追踪信息技术演化规律，深入研究“互联网+”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逻辑，在全国率先提出了要“建设一所‘互联网+办学特色鲜明的新型高等院校”的战略愿景。自2016年开始，该校紧紧把握“数据”在未来发展中的价值，建立了大数据应用研究院（后被重庆市政府批准为“重庆市职业教育大数据应用研究中心”），2018年正式实施“循数治理”项目，致力于推动建设集数据感知与采集、数据汇聚与处理、数据分析与决策3大平台及智力支撑、持续交付、安全保障3个体系的“3+3”大数据生态圈，着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推动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得益于在大数据驱动院校治理方面所做的努力，该校近年来在“互联网+”办学特色、智慧校园、学分银行、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等方面的建设成果经常见诸报端。为何会有这样的成效呢？本文认为，这正是因为该校基于“3+3”大数据生态圈建设的“循数治理”遵循了数据赋能的技术逻辑、哲学逻辑和治理逻辑。

（一）强化战略驱动，围绕技术应用构筑数据赋能治理基础

毋庸置疑，新兴信息技术为教育治理创新赋予了新的形式和内容。在本案例中，该校所打造的最基础的优势就在于实现了校内教育大数据积累以及数据分析技术创新、数据综合管理平台的开发。面对如何实现“两校一体”发展、如何实现“远程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融合、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融合”发展、如何实现“互联网+”特色发展等问题，该校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打破校内现有的数据管理各自为战、数据系统彼此割裂的尴尬局面，建立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大数据治理格局（张培， 等， 2020）。为此，该校按照国家《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等要求，加快“循数治理”项目建设，先从技术应用入手、从基础数据环境搭建做起，按照“3+3”大数据生态圈建设思路，不遗余力地加大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逐步建成了联通校内的数据感知和采集平台以及数据交换中心和云计算中心，建设了一批轻应用系统并集成于“智慧工商”APP系统，打通了各业务部门既有应用系统之间的数据屏障，建成了大数据分析与决策平台并逐步向办学、治校、育人各层面扩展。在这个过程中，该校始终坚持“战略引领、业务驱动”的原则，以“十三五”发展规划确立的目标愿景为引领，改变了过去单纯的技术升级驱动或数据利用驱动型创新，真正做到了战略变革驱动型创新，让发展战略的目标引领与“循数治理”的数据赋能深度融合，打造形成了全链路、多维度的数据智能感知环境，为该校现代化、智慧化的治理提供数据赋能决策服务支撑。

（二）厘清运行逻辑，围绕协调机制做实数据赋能治理路径

源于治理过程中广泛分布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教育领域问题的传统解决方式主要以规制型或干预性工具应用为主，辅以一些基于市场机制的工具或手段，在单向线性的科层制官僚体制格局下，要打破普遍存在的数据孤岛、数据黑箱等问题，进而实现数据治理的方式是一件成本较高的事情。在本案例中，以目标和任务为导向，该校为了规避过去一直存在的因部门间利益冲突、业务属性相对割裂、研发和应用不衔接所导致的数据资源分散、难以形成合力的情况，果断地组建了“大数据应用研究院”，不仅将“信息技术中心”置于其下，并且跨部门建立了沟通二级学院与信息技术中心的“大数据技术应用研究中心”，从而将解决学校治理问题的方式变成了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应用的信息型工具“数据赋能”。事实上，“大数据应用研究院”在“循数治理”项目中具有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并非单纯学术研究机构，而是与校内其他单位深度联动的应用组织：既要向其他部门“要题目”，也要向它们“交答卷”;既围绕教育大数据本身做理论研究，也根据发展需要向资历框架、学分银行、教育模式、培养机制等方面拓展，并基于大数据的多维应用开展实践探索。这便形成了以数据为传导、以治理网络协调运作为中心的一种特有组织间界面规则或协调机制（罗珉， 等， 2006）。在此过程中，该校的数据资源不断汇集，信息优势不断累积，并以最直观、可视化的形式呈现给全校师生，成为大家的网上社区和数据共同体，促使各方通过大数据资源、大数据技术直接应对信息不对称问题，就共同解决学校治理问题形成有效机制和路径。

（三）创新发展思路，围绕多维融合构建数据赋能治理模式

实现“循数治理”，必须排除人为的干扰因素，将“离线静态化”的数据转化为“在线实时化”的数据，构建“用数据说话、靠数据决策、行数据管理”的治理理念和思路，形成数据赋能的“神经中枢系统”。为此，在本案例中，该校基于“大平台、富生态、小前端、轻应用”的思路，围绕业务、技术、数据几个层面推进多维融合，为形成良性教育治理创造了新的赋能空间，开创了大数据时代的院校及教育治理新模式。首先是业务融合。打破条块分割、单个部门内部循环模式，重构与优化业务流程，在横向部门、纵向层级之间，按照“业务与数据相匹配、全类数据事实汇集”的要求，围绕指标、数据、分析、措施、评价等建立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业务协同机制，为教育治理提供数据基础功能模块。其次是技术融合。打破单纯的信息技术应用局限，以多元化数据技术应用融合为前提，在部门、层级、领域之间促进数据技术的系统性、协同性融合，并基于系统平台构建数据交换技术系统、数据算法技术系统、数据清洗技术系统、数据处理技术模型等（刘淑春， 2019），实现大数据在教育治理层面的有效嵌入。最后是数据融合。打破数据资源聚集的各種壁垒，按照“全覆盖、全汇集、全联通、全共享”的要求，不仅重视通用数据系统建设，更加注重异构系统的整合，推动并落实数据标准一体化、数据分析智能化、数据感知可视化，对数据共享的技术架构、业务流程、工作路径等进行重新梳理，建立数据共享体系。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有效融合，数据在教育治理系统中完成高效流动和分析处理，及时应对治理主体诉求。

（四）推进内部改革，围绕多元协同优化数据赋能治理成效

一个完整的数据赋能治理体系应该包含着数据治理的秩序、赋权和创新系统，是涉及诸多方面的开放性、多中心、彼此关联、多项互动的系统性工程，应基于数据信息系统实现与外部的信息交换和影响，并具有较强的自组织能力。在该案例中，对于学校而言，推进“循数治理”的目的在于矫正过去院校管理中存在的越位、错位、缺位等现象（郭滇华， 2018），并科学、有效地实现自主发展、自我约束、自主评价和自我诊改。为此，该校着力推进以质量诊断与改进为核心的内部管理改革，视之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并把教育大数据上升到战略资源的高度，将“3+3”大数据生态圈作为质量诊改数据平台的底层架构，形成了由“决策指挥、质量生成、资源建设、支持服务和监督控制五个系统，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和学生五个层面”的“五纵五横一平台”式全要素网络化的多元协同综合数据治理架构。除了理念协同和目标协同之外，该校通过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和办学体制机制改革，广泛吸纳行业企业、社会机构、市场组织等主体参与到治理系统及治理过程中，建立起“循数治理”的结构性和程序性协同机制，促进了主体协同;通过建设智慧教室、学分银行、职业匹配等智能系统，综合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了“循数治理”的实时化和智能化协同机制，促进了工具协同。从本质上讲，这些多元协同实现了数据资源的一体化、价值化和共享化，不仅确立了一种面向多元主体的新型权力支配关系，也优化了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作用成效。

四、余论

第一，我们正处在一个以“数据”和“算法”为基础的信息化大变革时代，促使人类社会即将构建一个新的秩序形态和文明形态，影响着经济社会关系，将在各领域引发前所未有的变革与重构。本文从总结梳理相关研究现狀入手，提出并阐释了“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内涵，分析其作用机制和运行逻辑，并就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基于“3+3”大数据生态圈建设的“循数治理”项目进行了剖析。事实证明，借由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的“数据赋能治理创新”，将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在组织系统内流动，可以通过技术和信息两个维度较好地破解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打破了治理界面和过程的封闭性，并通过融合和协同两条路径形成一种更加有效的教育领域治理问题解决机制，并将形成一种有弹性、多元化、扁平化的治理结构和开放性、透明化的治理过程。

第二，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斯·库克耶（2013， p.239）所言，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收集的所有数字信息现在都可以用新的方式加以利用……开启新的价值形式，这种价值并非单纯的大数据算法和信息技术升级问题，更在于推进教育领域办学、治校、育人的变革与创新。然而，信息技术和数据赋能并非万能良药，不能解决教育治理中的一切问题。事实上，数据与其所依附的现代信息技术一样具有两面性，它在创新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可能于治理格局中形成“数据依赖”或“数据至上”的问题，造成资源和权力的错误配置，甚至将治理过程扭曲异化为技术控制行为，也会因“技术利维坦”的影响而潜伏着现实风险。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物化的、工具化的态度对待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变革创新，应融入人本主义思想，结合发展实际，以社会化、人性化的方式推动。

第三，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并非自然而然地就可以单独发挥作用，而是需要有与之相适配的制度环境与条件作为支撑。信息技术的飞速迭代升级也不断挑战着现有的社会制度，促使与教育治理有关的制度体系不断地予以调适，以形成最佳的治理结构、治理模式与治理体系。因此，除了本文在案例剖析中提到的四个方面实施路径外，还需要加快建设和优化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制度保障体系，如完善数据赋能教育治理的顶层设计，建立教育领域数据开放的组织机制和标准体系（李青， 等， 2019）、数据安全管理、数据隐私保护、数据伦理规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等，促进技术性工具运用和制度性价值理性集于一体，逐渐达到动态平衡，这是数据赋能教育治理创新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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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8-02

定稿日期：2020-10-24

作者簡介：张培，博士研究生;夏海鹰，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西南大学教育学部（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