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 恕 纪晓晨

(辽宁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136)

一、引言

战胜绝对贫困后，贫困人群的基本经济条件得到保障。但是扶贫攻坚并未“毕其功于一役”，绝对脱贫人群在公共服务、社会参与等维度仍然存在着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情况，其中的大部分将转化为相对贫困人群[1]。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将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到那时，现在针对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举措要逐步调整为针对相对贫困的日常性帮扶措施[2]。”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明确要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需要由单一的经济贫困治理转向消除经济贫困和消除社会排斥并重。相对贫困不仅反映经济维度的收入差距，也与社会维度的社会排斥密切相关。Townsend认为，个人和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状态是由于其缺乏参与社会活动的资源，被社会排斥在外，本应拥有的机会被相对剥夺[3]。而社会排斥是能力剥夺导致贫困的动态过程[4]。从我国相对贫困治理实践来看，与社会排斥相关的公共服务、参与机会等维度仍在现有的相对贫困评估中被边缘化[5]，具体而言，住房、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均存在对相对贫困人口的社会排斥[6-8]。因而，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需要消除社会排斥，倡导包容性增长[9]。但在当前中国环境下，社会排斥对相对贫困人群的影响效应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