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亚辉 羊 洋

一 引言及文献述评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发展动力发生深刻变革。在经济转型期，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因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缓解国内国际矛盾具有重要作用，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急需考虑的问题。

“结构红利”假说和“结构性减速”理论是分析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两个维度。Timmer和Szirmai(2000)[1]提出，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可以带来额外的生产率提升，这一观点被称为“结构红利”假说，即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结构红利”假说很快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结构红利是存在的(刘伟和张辉，2008[2]；张军等，2009[3]；干春晖等，2011[4]；王鹏和尤济红，2015[5])。与“结构红利”假说相对应的是“结构性减速”理论，即产业升级会阻碍经济增长。从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减速，针对此轮经济增长放缓现象，许多学者用“结构性减速”理论进行解释，将经济增长放缓与产业结构服务化相结合，认为第三产业的高就业比重与低劳动生产率增长造成了人均收入的下降(袁富华，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