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国涛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制度、人文上“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2]，中国儒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并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宋学；物质技术层面，“科学技术达到了空前水平——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到宋代，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11 世纪的中国，我们有犹来到了伟大的时代……不管是应用科学还是纯粹科学都是如此——‘它把唐朝所设想的很多东西变成了现实’”[3]。在“文德致治”为基本国策、新儒学思想盛行、科学技术全面繁荣的时代，各种原创性设计应运而生。不仅产生了中国“四大发明”之火药（远程火器）、指南针、活字印刷，还独创了享有“世界第七大发明”的水运仪象台，高 12 米、宽 7 米，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时的漏刻和报时的司辰装置于一体的综合性观测仪器，浑仪上的活动屋顶开创了天文台活动屋顶之先河，浑仪窥管自动跟踪天体的精密设计更是世界领先，擒纵装置及报时系统则是现代时钟的先驱，诞生了中国古代造物史上第一部展示大型复杂器械设计最完备、系统的设计图学著作——苏颂奉命编撰的《新仪象法要》。

一、“水运仪象台”与《新仪象法要》

水运仪象台，又作浑天仪象台，由北宋时任吏部尚书兼侍读的苏颂奉命主持，韩公廉、周日严等共同创制的大型天文机械设计，其继承了前代以水为动力的天文仪器的传统精髓，并加以创新发展，制造设计了以稳恒水流为源动力的水钟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