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病、死，笔画如此简单的四个字，却概括了人的一生。我们不得不佩服于中华文字的神奇。其实，这四个字也在警醒着我们，做人其实要简单些，不要有过多的繁杂。

人到中年，不得不开始面临与祖上的生离死别，我们前面那生命的大山少了一座又一座。在我的脑海里，祖父去世时的印象已经全无，就像灰茫茫的一片晨雾里，无论心里多么想看清，可那永远是个模糊的影子。有时伸手去抓，抓到的只是一把晶莹的眼泪。

不过与外祖父、祖母离别的那段日子，抑或片刻，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内心。不管过去多久，他们紧闭双眼的脸庞，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于是，那人世间的亲情冷暖，犹如那一丝丝水波，在面前荡漾、荡漾。

外祖父过世的日子太清晰，那是我高考的年份——1997年。这一年真是悲喜交加，悲的是亲人外祖父的离开，还有邓小平爷爷的远去，喜的是香港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因为经历的大喜大悲太多，那年的高考发挥得不甚理想。

外祖父过世的那天天气还很冷，我穿着厚厚的毛线衫。我没有住宿，所以放学后仍然回家。高三放学比较晚，我骑行半个多小时后到家，天色已经快暗了。记得那天打着车铃一路转弯进了家里院子，等候在大门口的母亲就神色紧张地对我说，快点吃饭，吃好了马上去外祖父家。母亲遇事向来镇定，我看她这样子感到奇怪，忙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母亲说，外祖父身体抱恙，村喇叭里都在喊，让子女们快点去看看。母亲一边给我盛饭一边说，小阿姨、大阿姨她们都已经去了，姨父们与父亲也赶去了，母亲怕我回家一个人也不见会担心，所以就留了下来。

因为事情紧急，我匆匆扒了几口饭就说吃饱了，便与母亲出了门。那时没有汽车、摩托车啥的，母亲不会骑自行车，我也载不动肥胖的母亲，所以两人就步行前往。一个年轻气盛，一个中年体健，而且都挂念着外祖父的病情，所以我们的脚下都像生了风一样。夜色已经降临，村子里不时传来几声犬吠，那15瓦的灯光映射出来的光芒有些吓人。不久前刚下过大雨，泥路上还有一些深深的脚印，现在干了，留下了坑，我们走得快，几乎都不看脚下的路，好几次差点崴了脚。快到外祖父家的时候，我们小跑起来。跨进大门时，我们都气喘吁吁，额头上冒出汗来。

舅舅家造了楼房，时间不长，估计没啥余钱，房子也没有装修。那简单粉刷的墙壁有些角落已经发黑，估计是受了雨气受潮发霉。灯光昏暗，那时连瓦数高一点的灯都不舍得，为的就是节电。外祖父睡在底楼最西面那一间，上楼要经过他的这间房门。我走近房门，里面黑压压一大片，到处都是人。阿姨们、姨父们、表哥表嫂们，或站或坐，挤满了一间房。几个男人在聊天，女人们在哭泣，母亲进了房间，叫了一声“阿爸”，我则叫了一声“大大”，外祖父的眼皮动了一下，嘴里轻声吭了一下，示意听到了我们的话。

外祖父睡的床是老式旧床，蚊帐还没有拿下来，帐子也黑黑的，是老式的麻布做的。天还冷，穿的衣服都是深色的，这屋子里就更黑了。外祖父半躺着，看不清他的真实脸色，他正在挂水，盐水慢慢地经过筋脉渗入到他的血液里。不知是谁坐在他的床沿上，一个劲地抚着他的手。村里的医生坐在一边，阿姨们正在问他要不要送医院去，他模糊地应答着，叫阿姨们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到底是送还是不送。

我退出了屋子，那里太压抑了，我快喘不过气来。在这一屋子人里，我的辈分最小，外祖父该怎么治疗，没有我说话的份。我走到前屋，看到舅舅他们正在厨房里说着什么，大概的意思是说，这是外祖父气喘的老毛病了，挂点水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以前也发作过。后来我又知道，那天下午，外祖父简单吃了午饭后，去村部的活动室搓麻将。在搓了一个多小时后，突然晕倒在桌子上。所以，村里工作人员用喇叭喊外祖父的子女快点来，当时最近的小阿姨夫妇第一个到了现场，将外祖父背回了家里，再请了村里医生来医治。

大人们一直在聊天商量，要不要将外祖父送医院。外祖母后来发了话，说不用送出去，就在家里好了。她说这话的意思，我们不得而知，不知是听天由命的无奈，还是重回健康的信心。于是，所有人都有了台阶，都说观察一下再说。

因为我第二天還要上学，而且要迎接人生最重要的高考，所以母亲就陪着我回家了。一路上，母亲对我说，舅舅在做保安，舅妈也在厂里，都是打工的，收入不多，家里经济压力大，所以都不敢提出送医院去。当时我想回驳母亲，你是大女儿，你应该做主的，治疗费用我们家可以出。但最终，我还是息了口。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看书，但脑子里只有外祖父的影子。我不知道躺在那黑黑的床上的外祖父，此时是否好了一些;明天的阳光，是否依然能照耀在外祖父的身上;乐观的外祖父，是否还能呼吸到第二天的新鲜空气……

我的脑子一片混乱。就在这时，楼下传来呼喊声：“寄爸（干妈）、寄爸！”这叫声急促不已，是表哥的声音，一听这语气就不是什么好消息。母亲猛地奔到阳台上，急呼而出：“明官（表哥小名），阿爸怎么啦？”“大大走啦！他们叫您快去！”母亲听到这话，一下子愣了两三秒，突然大哭起来：“我苦命的阿爸呀！”她滚也似地冲下楼梯，跟着表哥走了。

我就这样静静地靠在床上，心里突然无比宁静，但眼泪却偷偷地溜了下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何时睡着的，也不知道母亲是何时回家的，依稀在睡梦里，听到母亲轻轻的哭声，这哭声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一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响起。

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晚我们离开后，外祖父突然要拔针头，可女婿们不同意，还把他的手系在床沿上。外祖父最后只说了一句话，意思是“无法再救他了”，随后就再也不说话了。直到大阿姨发现盐水没有滴下去的痕迹，一探外祖父的鼻息，才发现外祖父已经去世了。这样算来，我们只是走到半路，外祖父就离开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来送我们回家。

外祖父走了，出殡那天，我哭得死去活来，最后昏倒了过去，父亲也因此没有去殡仪馆，留在舅舅家里照顾我。等我醒来时，听着身边人关切地说着“没事了，没事了”，我木然地看着眼前人，心里酸痛不已：我再也见不到亲爱的外祖父了。

我心里是一直埋怨母亲的，怪她没有做主送外祖父去医院。如果到了医院，外祖父应该不会离世，因为他只是气喘罢了。“他当时看到我来了，心里肯定想没事了，会送他去医院的。当他看到我们离开时，他就知道没有希望了。”母親一直很内疚，但内疚有用吗？

祖母身体健朗，从不生病。在我印象里，我甚至没看到过她吃药。姑妈们说，那是祖父把自己的健康留给了祖母，所以小辈们才这么省心，不用为她的身体担忧。

说实话，我们姐弟与祖母的关系并不亲厚，这其中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祖母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却在父亲结婚后，毅然与父亲分了家，自己与未出阁的几个女儿住一边屋子。从我们懂事起，我们就在吃好晚饭后绕个圈子回前屋睡觉，遇到刮风下雨，还必须打伞才行。后来父亲在正屋那开了个后门，我们才少走了一段弯路。后来姑妈们出嫁的出嫁，回城的回城，祖母也经常在城里帮姑妈们带孩子，回家的时间非常少，我们难得见到。没有交流的亲情，很容易湮没在隔阂的长河里。直到外孙们都成年长大，祖母年事渐长，她才回乡下家里来定居。可她脾气很犟，拒绝了我们邀请她同吃一桌，仍然独自一人烧饭起居。日子久了，我们也习惯了。

我工作结婚之后，一直生活在城市里，虽然离老家只有二三十分钟的路程，也难得回家。特别是母亲来到城里跟我们居住，帮我们带女儿后，回家的次数更是少得很。这也是我们这一辈年轻人生活的常态。父亲不愿意进城居住，还要耕耘着几亩田地，同时照看着年老的祖母。我们逢年过节回去，都会请祖母一起吃饭，祖母没有拒绝，跟我们一起吃着饭，聊着天。

以前天不怕地不怕的祖母到底是老了，后来因为摔了一跤，养好腿后就拄了拐杖。不过，这并不妨碍她的行走，屋后大路上时常看到她的身影。居住在不远的姐姐说，每天都会看到祖母出来散步，心里也就放心了些。姐姐还说，祖母会到她那儿去坐坐，陪她聊天，劝姐姐不要做得太劳累，否则年纪大了吃亏的还是自己。祖母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和，神情慈祥，就像《知否》里的祖母。听到这些话，我心里涌起伤感，看来人之将老，其行也善，这话真的不假。

在八年前的清明节前夕，祖母突然病倒了，这是母亲告诉我的。我连忙问祖母的病情，母亲说，应该是受凉了，感冒了。现在每天由中姑妈从市区配好盐水拿来，再请乡村医生来挂。“那些盐水都挺好的，应该问题不大。”听到母亲这样说，我也放下了心。确实，清明时节气温变化大，年纪大了感冒也是正常的，相信过不了多久，祖母就会恢复健康的。

清明节那天，按惯例，姑妈们都会回来，给去世30多年的祖父上坟。我也会在这一天回去，我除了做菜，也要一起上坟。那天回到家里，母亲正在烧猪蹄，我一进屋就问祖母怎么样了。母亲说，昨天回来时给祖母送了饭，吃得还可以。我稍微放下了心，便去祖母的屋子看看。

我一边进屋，一边叫着“亲妈”，这是我们当地对祖母的称呼。我连叫了两声，并没有听到祖母的回复。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进房间，看到一碗面条掉在地上，碗已经碎了，面条也已经干了，祖母则躺在床上不说话。她闭着眼睛，神情十分疲惫，一阵子不见，想不到祖母竟然憔悴如斯。我再次呼唤着，祖母终于微微睁开了眼睛，看到我之后，原本暗淡无光的眼里发出了一丝光亮。她轻轻叫了我的名字，我一个劲地点头，眼泪都快到流下来。“亲妈，这些面条是你打翻的吗？你是不是饿了？”我急切地问。可祖母含糊不清，不知道说些什么。

祖母病得太严重了，不送医院怎么行？我飞快跑到厨房，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母亲，对她说，祖母一定要送医院，否则要出事。母亲说，送就送吧，不过姑妈们马上要来了，让他们一起商量下。

我来到屋后，在蔬菜大棚里找到了父亲。我对父亲说，祖母应该马上送医院，否则后果严重。正在这时，居住在城里的中姑妈与小姑妈来了，我也说了自己的想法。两位姑妈一听我的话，当即说好，请父亲在三轮车上铺上被子，立即送祖母去医院。

我又来到了祖母的屋子里，凑在她耳边说：“亲妈，我们送你去医院看病好吗？”祖母听了顿时有了劲，拉着我的手指指衣服口袋，似乎想说什么。后来姑妈告诉说，祖母是想说里面还有2000元。从这可以看出，祖母其实很想去医院看病，只是没有子女们提出，她无力也无法提出来。

父亲与姑妈们火急火燎地将祖母送到了医院。母亲说，我是晚辈，这事让父亲与姑妈们去处理，到医院就不要紧了。我与母亲则在家里先把清明祭祀的一些事做好。哪知过了没多久，中姑妈打电话来说，祖母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已经插上了管子。“医生建议的，说里面痰太多，要插管吸出来，而这也是祖母自己同意的。”中姑妈说。

一位已经89岁的老太太插管进重症监护室，这意味着什么？第二天，轮到我探视时，无论我如何呼唤，她都在沉睡之中。护士告诉我，给老人上了安定，否则她的手要乱动。护士还安慰我，祖母其他体征都不错，尽可放心。

但我出来后，我提出让祖母出重症监护室，我怕祖母对呼吸机有依赖，以后反而会害了她。姑妈们与父亲很为难，此时子女一多，谁都不敢做主了，因为谁提出来转普通病房，谁就会被套上“担心重症监护室费用太高”的帽子。所以，家境并不好的他们，只能硬撑着，今天你拿两三千交进去，明天我拿两三千维持。谁也不知道，这个无底洞到底要填到什么时候。我知道，这个时候他们是多么地矛盾。

我后来再也没有进重症监护室去探望祖母，母亲一次也没有进去过。姑妈们说，探视时间太短，还是让他们进去好了。于是，所有的信息也都是小姑妈传达的，一会儿说病菌查到了，可以对症下药了;一会儿说已经有起色了。但没想到第六天的时候，医院突然通知出院——这样还能留一口气到家里。

这实在是太意外了，虽然因为治疗费用的事大家都有些不开心，但还是一直怀着希望。事实确实是，祖母在氧气泵的辅助下，把最后一口气留到了家里。当她躺到床上的时候，最后一口气咽下，手臂上的盐水也渐渐滴不进去了。

我抚摸着祖母的脸，依然留有余温，皮肤光滑，脸色犹如一个婴孩。哭声开始在耳边响起，家里人一边清理着房间，一边哭泣，大家乱作了一团。

我安静地坐在床沿上，盯着这位陌生又熟悉的老人。我不知道她的灵魂是否已经远去，我不知道她是否还有最后的意识听得到周边的哭声，我只知道，随着哭声的响起，大家心头最重的那块石头成了齑粉，飘然而去了。

外祖母是遠近闻名的巧手，一双巧手会养蚕，会针线，特别是会剪花。一张红纸拿在手里，一把剪刀在红纸间游走，很快便剪出了一朵朵形态逼真的花。这些花的样子在外祖母的心里，无论何时，只要给她红纸与剪刀，她都能随意剪出大小一样的花来。这就是她的神奇之处，也是文化工作者的佩服之处。正因此，外祖母上过央视四套——过了十多年，她依然能清晰地记得央视编导拍摄时的情景。

外祖母的身体也一向硬朗，在我印象里，她只去过一次医院。那时，舅舅家已经拆迁，经济条件好了许多，外祖母自己也有了养老金，一个月有1000多元。对于从不出门的乡下老太太来说，这些钱根本花不掉，也一直由舅舅保管。因为有了外祖父的前车之鉴，舅舅他们对外祖母的身体状况也更加重视，一有风吹草动就往医院送。那天我正在上班，舅舅打电话来，说是外祖母身体有些不适，我马上叫车把她接到市区医院医治，母亲与阿姨们全部来到医院。医生诊断后说，外祖母只是有些受寒，并没什么大碍，所以挂了盐水就回家了。果然，外祖母的身体又恢复了健康，邻里之间又看到她步履矫健的身影。

祖母去世的时候，外祖母还来相送，她心情很差，直说没想到亲家走在了她的前头。众人相劝，生死无常，谁先谁后又没人规定，自己保重身体就好。外祖母的身体倒一直挺好，快九十岁的人了，连感冒也没有了，子女们都觉得挺幸福。就在她发病的前一个月，我还特地跑到外祖母家去看她，请她剪一些花样出来，说是为她举办一个手工展览。外祖母听了十分高兴，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要有时间，她就拿起来剪几朵花，有几朵还特别大，舅舅说她剪的时候手都有些发抖。看来，年龄毕竟是大了，剪大花对她而言是件累活了。

这些也都是后来听说的，我由此觉得十分内疚，怀疑是让外祖母剪花而发病的。不过医生告诉我，外祖母得的是尿毒症，跟剪花啥的没有任何关系，我这才稍感安慰。只记得那天母亲对我说，舅舅说外祖母最近记性很差，有时还胡乱说话，说过什么很快就忘记了，小腿也有些肿，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我听了就与舅舅联系，确定要送医院后，我马上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外祖母家里。

外祖母已经准备妥当，她也希望到医院去看看。她梳着一个小小的发髻，头发挼得整齐，衣服也穿得妥帖，她仍然把自己穿戴得十分利落。这哪像是去医院看病，这分明是要去走亲戚。外祖母有一个孙子，在广州读硕士，另外两个外孙也在其他城市，只有我留在当地，这也成了她的一个依靠。只要一声呼唤，我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尽力帮她解决问题。所以，她看到我来了，就很是放心，坦然地上车，我们全都去了医院。

医院是认识的朋友开的，服务不错。外祖母精神状态非常好，我们想着住院输液，就当作疗养好了，因此心情也都十分放松。哪知第二天下午，我正上班，母亲打电话来，急促地对说我，你知道亲亲（外祖母的称呼）得了什么病吗？估计没法救了！母亲都快哭出来了。我还不信，精神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一入院就不行了呢？母亲接着说，外祖母得的是尿毒症，已经是晚期了。一听尿毒症，我也一时惊呆了，这确实是很危险的病了，更何况是快九十岁的老人。但我马上镇定下来，我对母亲说，尿毒症还有医治的办法，那就是透析，你对舅舅说，无论多少医药费，我们都可以分摊，让他不要有压力。

外祖母得尿毒症的事所有子女都知道了，大家商量着怎么治疗。医生说，依外祖母目前的状况，只有透析能续命，否则不出一个星期就会没命。那要不要透析？子女们的意见又不统一，大家都有着各自的顾虑。最后，我对舅舅说，我们一起去听听专家的意见吧。舅舅同意了，我们一起来到了治疗尿毒症的权威专家那里。这位专家分析了情况，他也说只有透析一条路，但这么大的年龄是否会有风险，他也不能保证。

舅舅开始是同意透析的，子女们开始算治疗的费用，因为有养老金，所以后续每月的透析也花不了多少钱，子女们都能承受。只是大家还有一点顾虑，万一外祖母瘫痪在床怎么办？后续谁来照顾？有人甚至对母亲说，就由母亲来照顾，他们给母亲工资。母亲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照顾母亲是自己的责任，不要他们一分钱。

但是，只隔了一个晚上，舅舅就放弃了给外祖母透析的决定，他自己也突然痛风发作，自顾而不暇。没有舅舅的决定，出嫁的女儿没有一个站出来，有人甚至快要打退堂鼓了。我也只能干着急，但我只是一个外孙，我又能做什么重大决定呢？

外祖母开始自己拔针头，这与外祖父去世前的举动一模一样。陪夜的女儿们不让她拔，她便开始大骂起来。外祖母出身大家，自幼庭训，从来没有骂过自己的子女，这反常的行为让女儿们泪流不止。没有人知道外祖母此时的想法，她健康时曾经对母亲说过，她在去世前会把自己的一些不顺告诉母亲，但最终，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她只说，子女们之间一定要团结。

没有做透析，留在医院也是无用，盐水挂下去，肚子就要涨起来。最后，子女们决定接外祖母回家。我没有亲自接外祖母回去，我只是联系好了车子。我不忍心看到这凄凉的一幕，因为这次回去，就再也没有机会送出来了。

只过了两天，我们就接到了外祖母去世的消息。当时陪同在床边的小阿姨说，外祖母一直在等孙子回来，她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因为这孙子是她一手带大的，从来没有叫过名字，一口一个“金宝囝”“银宝囝”地叫。可是，当她听到孙子不会回来时，她再也没有了期盼，一口气吐出来，就此离开。后来孙子的哭泣，不知道外祖母听到了没有。

三位祖上已经离去多年，但他们的离世，我始终有些不舍。或许，如果晚辈们再努力些，他们可能还会有更长的生命，能够看到子女们日益幸福的生活，最起码能够喝到外孙们的喜酒。这应该是他们完整的人生，否则就有缺憾。

祖上的事，我毕竟做不了主。但父母这辈的事，我是能做主的。只要他们在，我依然是孩子，还属于自己的青年。

作者简介：辛春喜，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平湖市作家协会理会，《南湖晚报平湖周刊》主编，在《散文选刊》（原创版）、《西部散文选刊》（原创版）、《参花》、《海外文摘》、《名家名作》等发表散文作品，出版纪实文学《铭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