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宏苑

内容摘要：王安石书信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独特人格魅力值得研究，可以再现一个极具大胆创新精神的政治家的超凡品性。书信这种相对日常化的文体，可以传达出作者对于远近亲疏、得失忧患和人世浮沉的独到见解。

关键词：王安石 变法 书信作品 人格魅力

王安石不惧政敌的诽谤与攻击，坚守自己的政治抱负与理想追求。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篇云：“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书信因自身的日常化特点，更能够彰显作者的心境和态度，对研究其性格有很大帮助。

一.沉稳自信、不卑不亢

邓广铭先生曾就王安石与司马光进行了比较，认为“在王安石，是主张采用向大自然讨取财富的为天下理财之法，在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货前物只有此数，天下万物的生产数量是不可能增加的。在王安石的战略设想中，本是要把西夏与契丹依次吞并，以逐步恢复汉唐旧境的;而在司马光，则唯恐西夏反攻4寨，而竟为之日夜寒心，只有把它们奉还西夏，他的心才得稍安。我们所应得出的结论则是：王安石既有军政韬略，又有施政才能，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司马光既无军政韬略，又无施政才能，是一个很不称职的宰相。”①《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对司马光的一系列批评保持了冷静的头脑，并一一反击。清代吴汝纶评曰：“固由兀傲性成，亦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不似《上皇帝书》时，尚有经生习气也。”（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引）。熙宁三年二月，司马光连续致信王安石，职责他侵官、生事、征利、拒谏。

王安石回信以温情开场，但在叙旧之余，委婉阐述自己与司马光的政见不一。“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②阐明自己的主张都是公开透明的，并未存任何私心。列举迁都盘庚的历史事实，阐明改革创新的必要之处与在朝者循规蹈矩的不思进取。最后针对停止新法改革的建议坚决拒绝，表示自己恕难从命。

王安石客观而冷静自持，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尊重和冷嘲热讽。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曾说：“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不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光窃为介甫不取也。”这几句话恰恰反映出来，不论在思想上或政治上，王安石的路线和司马光那一伙保守派的路线是截然不同的，因而对于义理的是和非，生民的忧和乐，国家的安与危，就全用大不相同的标准来加一衡量。既然如此，王安石要与之“力战”，要“与之一决胜负”的，就决不是“天下之人”，而只限于司马光那班保守派。但司马光所使用的“力战”和“一决胜负”诸词句，又确实活龙活现地描绘出作为一个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的战斗姿态。③王安石坚定地说：“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文集》卷73）表示了不肯因循守旧和要进行改革的决心。④《宋史·王安石传》：“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事不回。主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传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荆公自信心强，能言善辩，但有些固执，坚持己见。⑤

二.直言不讳、敢作敢为

任鄞县知县时，王安石不满官府缉查私盐，迫害沿海渔民，为民请命。《上运使孙司谏书》中王安石就宋朝实行的食盐禁榷专卖制度表示了反对，认为“购人捕盐”不是为政的正确做法，与“古之君子”的行为截然相反，会导致朝廷对百姓的盤剥加剧。“以一县吏而能直民之厉害于运使如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四《临川文钞四》），毫不隐讳地指斥其过失。

王安石开门见山地指出：“伏见阁下令吏民出钱购人捕盐，窃以为过矣。”作为下级写给顶头上司的谏议书信，没有客套的寒暄与奉承，“过矣”二字是直中要害的犀利之语。“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职之民乎？在上至仁人有所为，则世辄以为师，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阁下之为此而师之，独不害阁下之义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阁下之为方尔，而有司或以谓将请于阁下，求增购赏，以励告者。故某窃以谓阁下之欲有为，不可不慎也。”出于对天下道义的考虑，王安石直言不讳地劝诫孙甫从天下百姓的利益考虑，为长远计。剖析深刻、辞气凛然，彰显了一代地方官为民请命，胸怀天下的浩然之气。心中充满厚生爱民的仁政思想，他无惧自己的政治地位，也丝毫不怕打压和报复，极富政治远见和胆识气魄。

三.待人真诚、是非分明

王安石与当时文人集团的关系随着变法的推进而分分合合，多是因为政见不合或者意见相左而走向分裂。熙宁年间，吕惠卿辅助王安石变法，是王安石的坚定支持者。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任参知政事，继续推行变法。翌年，王安石复相，二人关系交恶。在《答吕吉甫书》中王安石就二人关系做了客观回顾：“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它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吾言与焉，则公何尤于我？”⑥推行新法时遭到旧党派抨击，吕惠卿立场坚定地支持王安石，王安石表达了对其的感念之情。又委婉表达了二人志向不合，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另一方面劝解吕惠卿释怀过往的不快，不必耿耿于怀。结尾王安石叮嘱吕惠卿努力加餐饭，好自珍重，措辞客气而矜持。他们心里都明白，此时尽释前憾，握手言和已经为时太晚，已经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了。⑦既体现了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宽广胸襟，又表现出其洁身自好的高洁志向。

庆历七年，曾巩的父亲病逝，子固为其守丧三年，却因父丧被谤，王安石作《答段缝书》为曾巩辩解。段缝给王安石写信，将自己所听到的关于曾巩德行的诽谤转告给他，而且加以诋毁。其中特别说到曾巩在家居的时候，亲友害怕他的情况，责备王安石没有用书信规劝曾巩，甚至指责他们变成了同伙，王安石认为这种指责是无端的。认为在他接触的人中，曾巩最善于属文，周围“不见可敌”，称誉甚高。为人方面，王安石首先强调曾巩“其心勇于适道”，不为刑祸利禄所动，是一位捍卫儒道的勇士。用曾巩父亲的话，证明曾巩是一个孝子，足以批驳段缝对曾巩“亲友惴畏”的言辞。王安石尽管为曾巩辩护，但是言辞委婉，承认“未尝以此规之”，态度实事求是。“凡道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过于听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过于听者之言，县断贤者之是非，甚不然也。”人们对于曾巩的种种不好的传言，皆是因为对他才能的嫉妒，不可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最后言简意赅地指出：“足下姑自重，毋轻议巩！”劝诫段缝不要再轻易地议论曾巩，凡是应讲求名实相符。

自我辩驳很少，多证之圣人言论。显示了王安石对于贤者与愚者有明确的标准，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和行文风格。文中充满着仗义执言的阳刚之气，表面上显得客气，礼貌周到，但骨子里却是一篇有理有节、饱含激情的辩护状，口气坚定，体现了一位极有主见的政治家的风范。钱基博先生曾评价道：“辭意侃侃，一心奉公，以天下为己任，而于世俗之毁誉，私人之恩怨，漫不措意。虽伊尹、周公，何以加焉。”⑧王安石心中装的是天下大事和黎民生计，对于世人的看法和私人之间的恩怨情仇，都不在他的忧虑之中。

四.坚持己见、不随流俗

司马光曾评价王安石：“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漏，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质也。……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⑨

仁宗至和二年，王安石时任群牧判官。之前朝中同僚钱公辅请他为自己去世的母亲永安县太君蒋氏作墓志铭。但写好后却认为“未副所欲”，希望“有所增损”。王安石不愿改动，要求将自己起草的墓志铭退回，作《答钱公辅学士书》。首段直接说明自己的坚持：“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远，而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耳。”明确表示不会更改，觉得不满意，请另请高明。王安石明确表示，利用先人的功名来追求名利是十分低俗的行为。他始终维护着自己心中所坚持的道义，不被世俗所影响，但求问心无愧。强烈的主观意愿，坚持君子之道。

王安石身上体现出的封建士人的思想品格和价值观的选择值得我们研究。不管后世对他的看法如何，王安石坚守了自己的初心，在积贫积弱的宋朝守护了自己最后的政治理想。“良心不外，德性攸尊，至学穷于圣人，贵名薄于天下，不以荣辱是非易其介，不以安危利害辞其难。方予访落之初，劳乎用贤之务，昭发尤念，与载政机，众訾所伤，糜损身之惮，孤忠自许，唯知报国之图。”⑩

注 释

①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

②（宋）王安石著.刘成国解读.王安石集 [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264-265.

③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72.

④张立文，方立天.王安石反对司马光的斗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974（1）：37-44.

⑤陈志刚.王安石、司马光的个性心理与熙丰变法.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1994（2）：79.

⑥（宋）王安石著.刘成国解读.王安石集[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268.

⑦戴天玑.略谈吕惠卿与王安石关系的嬗变.泉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J].1995（1）：53-57.

⑧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3：600.

⑨（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19[M].北京：中华书局，1980：232-233.

⑩司祖义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五六王安石宰相制[M].北京：中华书局，1997：283.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