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指出，哲学可以对“与世不合”“缺少钱财”“受挫折”“缺陷”“伤心”和“经受困难”等产生慰藉作用，以至于使哲学成为了人类生存的一种诱惑。其实，哲学常常面临的，也无非是与人息息相关的诸多话题，就像诗歌常常与人分享情感、生活、死亡、审美等各种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诗歌也构成人在诸多困境中的慰藉载体。诗歌的这种慰藉，首先是对于诗人自己的，当然也感染他人。

姚辉的诗歌，常常借助某些抽象或具象的事物与情境，揭示出人在生存中的各种隐秘切面。就像后现代来临之后，各种危机造成“天空”的晦暗、坍塌以后，“天蓝”乃成为人类世界变得澄明和文明的一种象征，人类在对这种“澄明和文明”的期许和想象中，如饥似渴地去试图化解所处的各种困境，尝试让这个与人类“血脉相连”的世界变得更加宽阔、更加美丽、更加怡乐。然而，所谓“天穹必须适应”，所谓“天庭用大量蓝色廊柱构筑”（《天蓝记》），都带有一种理想的色彩，而真实的情形落脚于“梦想的汗水及付出”，落脚于“刻骨之蓝”。从这种意义上言，“天蓝”不正是人类理想的“故园”，和精神上的终极慰藉吗？

一如哲人可以看见整个人生的全景和限度，诗人也常常将各种苦难和经历转化为心灵的慰藉。哪怕是一些常见的事物，往往也寄寓了诗人对新秩序“更新”的托付，如其《石榴树》：“而此刻石榴树有了新的/创痛它离夏天还很遥远/它必须在巨鸟的凝望中/催促风不断更新/种种繁復的生长秩序”。当然，更深沉的，可能是姚辉笔下的“歌者”，他适应了沉默，从水里和风里挽起伤痛，但最后他必须“从黑铁中 抠出/那一粒黄昏状的/种子”;其笔下“住在石头里”的人，“为石头献上过/大剂量的幸福”，而当石头碎裂，“那人/飞翔”，最终成为“石头的/第三种影子”（《石头记》）。又如诗人借雨和“洋芋与玉米”来表达对母亲的理想“方向”的一种展望：“有人在忖度各种收成/洋芋与玉米 是泥土的/两种方向 一种是母亲的方向/一种是母亲赠予雨的方向//而雨滴/藏着另一种方向//一种让母亲眺望的方向”（《雨后》），其中渗透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爱与疼痛，给人以蕴藉的回味和感伤。此外，诗人写即将八十岁的母亲“教孙女种土豆”，“给孙女细说/萝卜中暗藏的辣味与甜”，一方面映衬出母亲丰富的人生阅历，同时通过对比，表现出她对生存的深刻认知：“半块土豆种会长出/成串土豆 不像萝卜种/只能长出一个萝卜。”这看起来仅仅是一种常识，但从小孙女的角度而言并非如此，因为这恰是对“生存”要传递下去的一种预见。还有诗人在“庚子重阳陪母亲挖苕”，一方面为辛苦挥汗的母亲表达无限感慨，同时也试图诠释出——并不应将“挖苕”只当“挖苕”观，而是可以将其看作另一个“将梦想藏进泥土深处”（《庚子重阳陪母亲挖苕》）再次进行发掘的过程。马塞尔·普鲁斯特曾说：“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对于作者而言，不也是如此？每个作者都写出了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尽管有时候他表达的经验可能是私人的，然而哲人亦说，“每一个人的形体都承载着全部人的状况”。那么，诗人所承载的生存困境不正是普遍人的生存困境？诗人所获取的精神慰藉不正是普遍人的精神慰藉？

姚辉喜欢在诗歌中进行质问。如《酒坊旧址》：“谁将酒的影子搁进/太阳之火？”如《霜降》一诗中，诗人说：“有人把史册/铺排在风声中/他 想接近太阳的/哪一种追缅？”如《风》一诗中，诗人说：“谁被风推到山脊之上？/就像灵魂被充血的凝望推至午门”。这些质问，从表面上看起来像是诗人对世界或他人或自身的一种不确定。其实认真思考就可以发现，这不过是诗人对人类自身的一种反诘。诗人并不否认这些存在的无意义性，诗人正是要通过反诘的方式来达到对世界、他者或自身的一种确认。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感觉到，诘问正是诗人生命意志强大的一种标识。正如《酒》一诗中，诗人所陈述的那样：“谁试着用星光酿酒？他们/掌握着 甘苦的分寸/并想让星空拓展的沉醉/变得 更为繁复”。诗人也许正是这样的一种人。他们用星光酿酒，拓展伟岸的星空，用以慰安所有人百无聊赖的人生。

然而，这样的慰安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那么多的命运，被“攥在空旷的梦想深处”。这只能是“一种艰辛的慰藉”！人类自身必须要“越过 大地与风雨/最新的遗忘”（《摘耳根记》），才能够将它捕获。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人类普遍性的精神慰藉。

赵目珍，青年学者，诗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