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郑小琼的小说题目《事如秋雨来》，我蓦地想起了苏东坡的诗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两者都关乎人间人事，只不过郑小琼要展现的是一段奇特的一妻二夫关系，因此用的是“秋雨”，因为在这样的关系中，诸事都会留下痕迹，有的“秋雨”甚至直接决定了人物的命运。

这样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中国民间历来有穷苦人家“拉帮套”的习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永久的丈夫》、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等作品中，也不乏这样的题材。这与社会伦理大相悖逆，不过好在米兰·昆德拉早就说过，小说应当放逐道德。在叙事领域，奇特的人物关系可以极大地激荡人性和心理暗角，在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夹击下产生强烈的戏剧冲突，屡屡为作家所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显然，《事如秋雨来》并不带有历史的“阴影”，也不执意于内心情感和精神的探索。作者采取了日常化的处理方法，将这段关系置于生活（更确切地说是生存）轨道上滑行，这种处理充分考虑到了人物的身份和困境。丈夫江应贵由于打伤了人而跑路，妻子胡淑珍不得不卖掉船给伤者赔钱。她岸上无田，水上无船，又拖着个女儿，万般无奈，只好嫁给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唐客宾。日子虽然穷苦紧巴，也不乏温馨，两人又生了三个女儿，直到6年后江应贵上门来“找老婆”，平静的生活就此被打破。实际上，胡淑珍的两段婚姻都没有领结婚证，正因如此，一妻二夫的独特关系在叙事逻辑上才能够得以成立。

作者在看似平淡的日常性中嵌入了强烈的戏剧性，将小说节奏控制得轻快、稳当而不乏谐趣。江应贵寻妻自然引发了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一个不让，一个不放。这场“战争”看似凶猛暴烈，也不过是从家里打到了稻田里、棉花地里，又从岸上打到了河里。发生地平均地照顾到了两个丈夫的身份：渔夫和农夫。两个男人平时各忙各的，有了空闲就打一架，引爆事件的核心人物胡淑珍则事不关己地观战。渐渐地，看热闹的人少了。也不知从哪天起，他们住到了同一屋檐下，共同抚养孩子，彼此帮衬干活。人多屋小，他们又合力扩建了房子，这就不好说这到底是谁的家了。“两个人的战争”总算彻底和平了，只是后来出生的小女儿到底是谁的，又成了乡人关心的一个谜。

生活琐事不断，冲突和戏剧性频起，这大概是小说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吧。但郑小琼写这个故事意不在“猎奇”，无论多么奇异的关系，最终也要过平常日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孩子们都到城里打工安家了，胡淑珍死在了田地里，只留下两个男人。至此，小说篇幅刚刚过半，支撑一妻二夫关系的关键环节缺失了，两个男人的“丈夫”身份也隨之弱化。他们是父亲，是风烛残年的老头——祛除了一切附加物的本质性生命存在。

或许可以说，从这里开始，小说才真正展露出了它的心肠。所谓一妻二夫，无非是作者使用的一种“障眼法”。小说要追索的，是两个在人世泥淖中打滚、历经世事磨损的生命如何与残存的时间博弈，如何在比亲人还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共同扶携着走向生命的终点。相应地，叙事节奏从这里开始慢了下来，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两个老男人“合作”生活的细节：捕鱼、煮饭、炒菜、打牌、下棋、施农药、放地笼、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伤感地谈论共同认识的死去的人。“曾经的死敌成为最亲的人，时间磨平他们心中的沟壑，冲刷掉往昔的爱恨情仇。”

小说的后半部分巨细靡遗地描述了老之将至的种种窘境，令人难以想象这曾经是两个不甘落后“抢老婆”的血气方刚的男子。这种窘迫在常见的老年意外“中风”到来时，再次将两位主人公驱赶进了新的困境。唐客宾中风之后，江应贵拒绝了女儿们的邀请，留下来照顾他。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又额外地增添了这对“搭档”共同应对疾病的狼狈、不甘、凄凉。这一次，不是胡淑珍而是衰老和疾病将他们紧紧捆绑在了一起，直到新的厄运再次降临：在水上讨生活的江应贵淹死了，就像唐客宾多次担心的那样。死亡不仅分开了妻子和丈夫，也分开了丈夫和丈夫。最后，坐着轮椅的唐客宾只好跟随女儿进城。小说如实呈现了生命的困境与老境，人间的爱/恨、冷/暖在时间的比照下更显鲜明。

郑小琼以诗闻名，《黄麻岭》等诗作以铁的隐喻和南方风物呈现了南方以南的打工生活。当她转向小说创作时，故乡给予了她灵感和资源。相较而言，叙事艺术更“接地气”，所传递的观察、思绪比诗艺更富有普遍化的人间气息。我想，这或许是她愿意尝试小说创作的原因吧。

曹霞，文学博士，著名文学评论家，南开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