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作为智能生物从大自然进化而出的时候，就在形成自我认知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观照周围的世界。“自然”便成为与人类伴生，让人类依赖、恐惧且奋力征服的“他者”。人类对自然从“荜路，以启山林”的神性崇拜到无往不胜的开发掘取，不过几千年的时间，这在地球30亿年的生物演化中只不过倏忽一瞬，而这一瞬却改变了地球的样貌。

自然文学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动物志》和古罗马时代维吉尔（Virgil）的《牧歌》。人类在文明形成初期便关注自身与自然世界的互映与交流。长期以来，人类与自然田园牧歌般的共生关系，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工业革命的推动而发生了改变。而美国在一片未经人类现代文明侵染的土地上拔起，在现代工业背景中迅猛发展，从而使得自然文学在人文反思中呈现出蓬勃生发的图景。从20世纪以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在自然中获得个性的解放、精神的升华的书写，到描述现代化进展中离人类越来越远的壮美的原野，美国自然文学冷静审视工业文明，强调“地域感”（sense of place）的作家力图从生存环境建构现代人的精神支撑点。其中包括影响美国人精神构成的《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书写西部山脉的约翰·缪尔，描绘沙漠地域的奥斯丁和艾比，在东部卡茨基尔山中捕捉鸟类行迹的约翰·巴勒斯，提出“土地伦理”概念的利奥波德，在听客溪畔对自然朝圣和对传统反思的安妮·迪拉德……这些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在各自选定的沙滩、山脉、海岸、溪流中，表达现代人对自然的精微观察、体验和理解，并以此形成对个体精神净化的深层思辨。

两度普利策奖得主、克拉夫特奖获得者——爱德华·威尔逊，在72岁时书写代表著作《生命的未来》。此书开篇，承续了爱默生、梭罗式的书写传统。在序言中，威尔逊与一个半世纪前的同乡梭罗开始一场“对话”：“对于居住在瓦尔登湖畔的你来说，野鸽子的晨间哀歌，青蛙划破黎明水面的呱呱声，就是挽救这片大地的真正理由。”在这里，威尔逊使用了“挽救”这个词。因为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在木炭以及大块木材即将用罄之际，出现了第一次能源危机。这就是梭罗隐居瓦尔登湖，选择融入野地生活方式的时代背景。写作《生命的未来》时值2001年，威尔逊来到1845年朝不保夕的小绿洲瓦尔登湖畔森林与梭罗“对话”。这让我想起当代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烛烬》中，74岁的亨利克在古堡中与等待了40年的老友康拉德的对话。与其说他们是在对话，不如说都是在独白，是一个思索者与精神层面的另一个自己的思辨。只不过山多尔笔下的亨利克在思忖人与人的情感关系，而威尔逊则在寻找人与自然的生命联系。一个半世纪前的梭罗可以选择隐居，“以贫穷换取相当程度的自由生活”，而这百余年间，“生物世界正在步向衰亡，自然正在你我脚下崩溃”。自然生态触目惊心的恶化，使自然文学的作家从诗意的隐居者起身，开始用更精微的科学显影和更宽博的社会视野来关注人类的命运。

《生命的未来》诗意的跨时空对话，并不能掩盖威尔逊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馆长、研究员的科学家底色。正如他的朋友艾思奇教授的评价：“威尔逊既是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大师，又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威爾逊把生涩的科学命题，在行文中做了严肃而生动的演示。

威尔逊在与梭罗“交谈”的尾声，坦言“地球生物正在走向衰亡”。序言之后的第一章，作者便以“绝境”命名。与此同时，威尔逊也是在科学领域最早宣传“生物多样性”概念的科学家之一。作者用俯视的视角让读者饱览地球表面包裹的巨大薄膜，这是一层由生物组成的从珠穆朗玛峰顶到马里亚纳海沟底部完整无缝的生物圈。即便是在最极端的南极大陆的麦克墨多干谷，也存在能耐受极端寒冷、干旱的微生物群——嗜绝生物（extremophile）。这样一群具有超低适应极限的嗜酸、嗜碱、嗜盐、嗜压生物，体现出生命的顽强生存能力。由此可知，地球上还有远未被人类所认知的数以千万计的生物种类。威尔逊和生物学家们探索生物的多样性，在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中，有着同样富有激情的描述：“在森林土壤最上面的那一英寸土中，生物学家发现‘每一平方英尺平均有一千三百五十六种生物，包括八百六十五只小虱，二百六十五弹尾虫，二十二条马陆，十九只甲虫成虫，以及其他十二种数目不一的生命形式……假使估算显微镜下所能看到的族群，很可能数目增至二十亿个细菌和上百万个霉菌、单细胞动物和藻类——全部在不过一茶匙的土壤中。”这是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

然而，人类的介入逐渐改变了这种原生自然的状态。人口爆炸式的增长，人类的“生态足迹”让地球失去了再生的能力——这是威尔逊给读者的警示。当下人口的数量超过曾经存活在地球上大型动物数量的一百倍以上。每个人维持生活需求所消耗的土地面积之和超过地球的负担能力，广泛的种植使地下水枯竭，人类无节制地攫取自然资源，而忽略不需要检视的遥远未来。作为科学家的威尔逊呼吁人类：“仔细倾听心灵的声音，在借助所有可能的工具，理性采取行动”建立一套“全球土地伦理”。这是一位科学家在用社会学的眼光企图建立一套有效的生态伦理价值体系，这个体系惠及整个人类。这应该是他入选《时代杂志》评出的25位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的原因之一。

首先，威尔逊用冷静的笔触告诉读者，人类的活动为地球的自然生态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当人类用市场经济指数来制定世界财富标准的时候，地球生态指数（Living Planet Index）被轻易地掩盖。大航海时代使帝国崛起，而强悍的外来物种伴随人类的行迹，登陆没有任何抵御能力的天然生态系统。于是我们看到诸如夏威夷群岛的天然生态圈，脆弱得不堪一击，没有天敌的外来物种登陆占领岛屿大半领土。他们破坏原有的生物链，促使原生物种大量、迅速消亡，加快地球物种灭绝的速度。

空气的污染同样打破了自然生态食物链的生息平衡。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的读者，一定会记得那只水面上的青蛙，被水里巨型田鳖吸干，只在水上留下一副空皮囊的情形的描述，大自然虽然残酷，但它自在的生存法则让生物物种始终处于自然平衡状态。而在威尔逊笔下，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被环境污染打破，中南美洲豹蛙和蟋蟀蛙不再少量死亡于天敌的攻击，而是大量灭亡于喷洒在水面上，防止蚊子幼虫发育的药品。通过皮肤呼吸的青蛙成为环境恶化的报警器。

同样因为市场经济指数的衡量标准，威尔逊指出原始广袤的热带雨林，因为砍伐被割裂成为一块块破碎的林地。这些破碎林地无法担当起庞大亚马逊生物避难所的角色，于是“寂林综合征”（Silent forest sunodrome）最终使得热带雨林逐步崩溃。然而人类作为“地球杀手”并没有放下手中的利刃，依旧是经济的无节制的发展。在亚洲，具有三千万年历史、在人类出现数千万年前作为地球的统治者之一、被称为活化石的苏门答腊犀牛走向灭绝。大量的猎杀源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实施的石油禁运。这个原因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威尔逊给读者提供了一种更宽广的考量地球生态状况的视角。石油的禁运促使石油价格上涨，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收入也跟着增加，受惠者中包括来自穷国也门的年轻人，而他们的文化中以佩戴阿拉伯腰刀为荣。这种腰刀的刀柄是用犀牛角制成的，于是盗猎犀牛的风气因此兴盛。而这些腰刀铺就了苏门答腊犀牛最后灭绝的道路。类似的状况也曾出现在我国的青藏高原，藏羚羊羊绒“沙图什”被称为“羊毛之王”。80年代末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世界名模布里克利引起的披肩风尚，使得藏羚羊每年被猎杀两万只，使这一物种迅速进入濒危动物名册。威尔逊警示，地球当下物种的灭绝率为千分之一到百分之一。人类自古以来倾心寻找天堂，而“人们一旦找到了天堂，就注定了天堂将会失去”。

失去生物的多样性，人类将失去什么？威尔逊用富有逻辑和思辨性的叙述，将这个问题摆在读者面前。既然人們都习惯用市场经济的思维来衡量事物的价值，威尔逊便提出问题：“生物圈值多少？”于是威尔逊将经济学原理引入了生物学领域，他以纽约市的水源供给为例，因为对市区天然水源系统的破坏，纽约市民用水告急。重建纽约天然的净化器卡茨基尔森林生态系统需10亿美元，而新建一座净水厂需60亿至80亿美元，每年还需继续投入3亿美元的运营费。只需一组数字，人们就清楚地了解自然生态的价值。生物多样性同样重要。关乎人类生命延续的制药业从野生生物体内抽取大量有用成分。1987年，植物学家伯莱从马来西亚婆罗洲岛西北部地区沼泽森林采集的植物样本中，提取出可以缓解艾滋病发冷症状的有效元素，而当科学家再度来到树种原生地时，这株罕见的唯一树木被当地人砍去当柴烧了。这样的偶然事件让人们扼腕叹息，同时也促进科学界“生物勘探”（Bioprospecting）的脚步。读者同样会意识到，从人们长期的健康保障而言，保护生态世界的平衡性和多样性是多么重要。

于是在将要踏入生态绝境时，有一部分人开启了“寻爱之旅”。他们一方面希冀将自然界中最美好的部分传递给子孙，建立起环境保护的伦理精神;另一方面寻觅人类先祖“亲生命性”（热爱生命是人类天性中最真实的一部分）的原初本能，寻觅人类与生俱有的关注生命以及类似生命形式的情感倾向，寻觅人类与生俱有的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如威尔逊所言：“常常出现在我们脚边，我们不屑一顾的昆虫和杂草，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体。它有自己的名字，有长达百万年的历史，在世界上也自有一席之地。”

然而《生命的未来》并没有以这样温情的表述精神栖息地作为著作的尾声，威尔逊还有更重要的内容要探讨，继开篇所提到的“全球土地伦理”怎样建立，作者提出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三大支柱，分别为政府、民间组织以及科学技术。政府制定法律法规，非政府组织吸收支持基金，用于全球生态热点地区的修复与维护。将生态保护的地域观点从某个保护区扩及一个国家乃至更远，把生态保护的时间坐标从一代人扩展到未来很多代，最后延展到人类发展的未来历史。用科技的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 Information System）技术，将生态信息数据化。

威尔逊提供的这一整套方案，建立在人类与自然的长期的共存关系中。这是一种包含自然变化、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瞻望，使得地球的未来蕴含可预见的更加丰富的缤纷生命。正如史密斯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主席凯瑟琳·富勒所说：“爱德华·威尔逊慷慨激昂地呼吁一种新的人类伦理，它建立在 日渐消失的自然界承担起更多更细致责任心的基础之上。我们还有机会拯救支撑人类生存的生物和野地，威尔逊同我们分享了他的这种乐观态度，并赋予了我们以希望。”

冯晓燕 女，1980年出生，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