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口语诗发展史上，马非是在20世纪90年代介入了口语诗的写作，与沈浩波、朱剑构成了70后诗人群体中非常耀眼的“三个火枪手”。从早期的口语诗的实验性特征走向后口语时期“事实的诗意”，马非贯穿了这场诗歌美学变革的重要阶段。

从整体特点上来看，前口语时期的诗歌在“实验性”上的特征非常明显，其中最突出的是“解构主义”特征携带早期后现代主义口语诗的美学价值和诗歌精神，出现了与“主流”诗歌美学之间“对立”“反抗”“消解中心”等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特点。每一种新的诗歌美学革新之初都会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创作现象，正如世纪初的网络论坛10年。在解构主义被口语诗人当做利器的时候，伴随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成熟，中国口语诗也经历了一个爆发式狂飙突进的创作时期。早期实验性、解构特征明显的环境下，大量单一化、平面化、观念对抗观念化的口语诗歌也不少，这是革新阶段出现的特征，我们不能一开始就苛求一种新的诗歌是成熟的——比起非口语中时至今日依然在海量出现的浅陋粗陋的诗歌比，这不能作为口语诗的“原罪”——但是，杰出的重要诗人一定是能在这个过程中不被挑剔的读者和残酷的时间洗刷掉，在不同时期写出杰出作品，能够存留下来的就成为了经典代表作，有的诗人没有这样耐得住时间洗磨的作品。能有作品留下，并在阅读的过程中对后来的诗人产生影响，就形成了重要诗人、杰出诗人，马非就是这样的诗人。

不同于概念化，

有多重可能性在马非的

口语诗中发轫

口语诗从发轫到成熟经历的时间也不算短，前期口语诗与后期口语诗相比带有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在语言、观念层面的实验尝试而下沉到生命体验的不足，对事实和诗意之间的深层揭示未能抵达“天然”的状態。我说的是在普遍的情况而非个体，像伊沙这样的诗人，有种自觉的成熟。与大部分热衷于与主流对撞产生快感和释放青春的诗人不同，马非的诗歌在泥沙俱下的时代就凸显出与众不同的特质。我们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得出结论，先看《最后的晚餐》，在众多实验性的诗歌里，马非走得更深更具冲击力。

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晚餐准备就绪

大家入座，就座者

老虎，羚羊，老鼠，猫

大象和带嘴的植物

今晚大家最关心吃什么

厨娘蝴蝶说，没什么可招待的

就吃我们没吃过的这个吧

猫发表意见，人肉刺多

1997年

马非本诗写于1997年，现在回头去看，本诗处在“诗歌革命”呼声四处响起的环境中，实验性、解构主义特征非常突出的时期，前口语时期在理论上的革新是不成体系的，但口语写作，身体在场的倡导，对抗让人不能呼吸的主流诗歌美学成为这个时期“革新”的主要任务，谁在“革命性”中还保持有最高的“艺术性”，谁就能在读者的淘洗中活下来。马非本诗就是在浪潮中存活下来的杰作。毫无疑问，这是一首解构之诗，又是一首结构之诗，前口语时期的两个特征同时“艺术性”地在时间淘洗的浪潮中凸显出来。

从后现代主义解构的角度来说，这是对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的一次完美解构，为了把问题谈清楚，有必要介绍一下这幅伟大的名画：《最后的晚餐》是意大利艺术家列奥纳多·达·芬奇所创作，以《圣经》中耶稣跟十二门徒共进最后一次晚餐为题材。画面中人物刻画惟妙惟肖，呈现出惊恐、愤怒、怀疑等神态，手势、眼神和行为，都刻画得精细入微，是所有以此题材创作的作品中最著名的一幅，收藏于意大利米兰圣玛利亚感恩教堂。中国近代诗歌受西方诗歌影响是事实，知识分子诗人的努力呈现出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地“顺应”，口语诗人明显不同，是在学习中的不断“创造”。马非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有这种非同凡响的视野，哪怕你是世界级成定论的，在“我”的发现和“创造”中，同样可以对你“破坏”和解构，这是一种勇气非凡的创造。要知道，在当时的环境里，解构“西方经典”面临的压力可不是今天的诗人想象的那么容易，甚至，大部分的中国诗人，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更没有这个胆量，解构失败面临的嘲讽直接可以把你定位为“蠢货”级别的诗人。马非把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中“西方神圣”的东西给解构了，以“儿童视角”般轻松的笔调勾画出一幅神秘而怪异的反经典图画，带有极强的冲击力和创造力。当“十二门徒”置换成了小动物们，人类的思考更为深沉，也不是解构掉“神性”，好像还有一种必要的虔诚和敬畏存在于诗中，人与其他动物的平等意识、现代环保意识都在本诗中出现，这就是先锋。

为极大地彰显诗和诗人的反抗精神，早期的解构主义瞄准一切带有“束缚”性质的意识、观念、审美价值，这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口语诗在“求生存”的早期革命的显著特征。解构主义的利器涉及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不同的诗人呈现出视野选择上的差别，马非无疑是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表现领域更开阔的杰出诗人。

对经典的解构，对主流的叛逆和消解，多元化的美学呼唤和追求，直接硬碰硬的对撞，为口语诗的生存开疆拓土。同时，口语诗向内的挖掘也是“自我成熟”重要的一条路，没有这种向内挖掘的能力，口语诗也就单一了。马非在向内挖掘的方向上，同样写出杰作。重要的诗人就是这样，在一种诗形还处于探索期的时候他就能在不同的向度上开垦出不同的美学领域。我们通过《每个少年都想成为一只猫》可以发现早期口语诗的精致和讲究，可以发现口语诗内向挖掘时的诗性的迷人气质。

每个少年都想成为一只猫

每个少年都有猫一样的心情

或者说

每个少年都有成为一只猫的意愿

这是结论

这结论来自我的十六岁

和我十六岁的同学

李明学猫睡觉

王春风走猫步

有着猫一样神情的是夏冬

尤其是张朋园

他甚至不满足于仿生学

在某个骚动的春夜

潜入后院

过程他没说

赤脚拎回一只死猫

每个少年都有成为一只猫的意愿

但每个少年都可能屠宰一只猫

2002年

本诗写作的环境，正是口语诗借用网络技术兴起、打破纸刊发表时代的垄断，海量的诗人井喷式的实验期。我们可以在马非本诗中发现前口语诗歌的一些抒情结构，“事实的诗意”被提出之前的叙述感，比如第一段和最后一段的叙述口吻和结构安排，都有前口语的影子，直抒和“强指”构成手法，这种手法的使用在本诗产生的年代非常多。但马非可以把这种手法用得贴切巧妙，这是需要极好的诗感来支撑的。这首诗不是和观念的对撞，是一种自我诗感的精准度展现，向内挖掘的惊艳。少年时代在生命历程中的感觉在口语诗中的呈现，立体、丰富、层次感强、意味深悠。少年时代，生命在勃发，不是《花季雨季》那种小清新的主流审美，也不是什么青涩回甜的《山楂树之恋》，马非用生命经历建立起“少年”和“猫”之间的联系，猫的心情是什么样？少年的心情就是。一群少年，学猫睡觉、走猫步、有猫一样的神情，春夜的猫叫，生命意识的萌发由性意识的萌发开始，说出这个事实在动不动就挥动道德大棒的文化氛围里就是先锋。借此，马非向内深挖少年时代的生命感觉就有了让人心痒痒的质感。到此并没有挖掘完毕，生命经历的“事实”更让少年时代的生命记忆刻骨铭心，小伙伴张朋园在某个骚动的春夜，潜入后院赤脚拎回一只死猫的事实让这种少年时代的生命感变得凌厉而触目惊心。骚动、躁动、生命喷发、失控、杀戮，赤裸的脚掌踩在猫身上时那种滑腻和柔软，让少年的生命记忆有种触目惊心，成长充满不可确定的“杀戮”和危险——但你要把这种生命感归结为“恶”我也不同意。就是挖出内心最为隐秘的、最难以忘怀的触目惊心，构成人整体生命的丰富。

这种诗歌在2002年的时候是不抢眼的，当时夺目的诗歌是那种与主流诗歌直接硬碰硬对干的诗。馬非就是这么特别，一边对干一边往更宽的方向开挖，往内心深处的精妙感觉开挖。当时不觉得《每个少年都想成为一只猫》这样的诗歌有多大力量，等沉淀下来之后，你才发现这样的诗歌产生的艺术力在持久地扩散。口语诗歌向内深挖的一路上，马非的本诗也是一首杰作。还在早期，马非就为口语诗歌的丰富性作出了尝试和杰出贡献。

同样，在深挖内心的路上，《等车》完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携带了现代城市生活带给人的生活质感。追忆往事，我听闻马非诗名是在我的大学时期如火如荼的“诗江湖”论坛时代，伊沙当时这样说我：“我见该生，如见当年的马非。”引来我的很多同龄人不满，甚至有人谩骂和不屑。我对马非充满好奇，见面却推迟到十年之后的2012年5月在我母校西安外国语大学举行的“新世纪诗典-长安诗会”上。到2014年3月在长安再聚首的时候，他获得长安诗歌节第四届成就大奖，我获得长安诗歌节第一届青年诗人奖。2016年8月在青海西宁的“新世纪诗典——青海诗会暨《当代诗经》首发式”上，他做东道主，再度聚首，“二”得让人拍案叫好。

等 车

一辆红色的的士

又一辆红色的的士

第三辆红色的的士

……

他坐在马路牙子上

看着鱼贯而过的

红色的士

开始很急

现在不急了

他在等

他就是不相信

在这座城市里

全是红色的的士

他在等

一辆不是红色的的士

然后招手

坐上去

2002年

同样是在口语诗歌的江湖混战时代，依马非性格，我完全相信他在某年某天灯火闪烁的某座城里，一个牛脾气来了就为了打到一辆不是红色的出租车，站立街头许久，然后终于打到了，优雅地坐上去。在某些机灵鬼的眼里是顽固执拗，我读出的却是马非精神世界里的“执着”，甚至是诗歌精神里的“偏执”和“入迷”。为什么红色的出租车惹急了“我”，不得而知，也不必知道，“开始很急，现在不急了”，因为他不相信这座城市里全是红色的的士，他精神世界里对“同质化”厌恶的潜意识促使他跟这座城市里出租车的颜色干上了，在一个极为“无聊”的地方，他发现了巨大的秘密。一个有抱负的诗人对大众层面的“同质化”以及个人的“同质化”都有不满，在生活上如此，反映在诗里亦如此。

荒诞的行为里有常人难以发现的执着信念，这种信念甚至就是人类在地球上存在下去的力量——在某个天文台看向夜空的望远镜后面，一定有一双不相信只有地球上才有人类存在的眼睛。小动静（还是荒诞的行为）里藏着大智慧，诗歌的高境界。最有意思的是当一辆不是红色的的士出现的时候，他招手，优雅地坐了上去。发狂的感性的火热的偏执的开头，结果落在优雅而风度翩翩深藏情绪、意志、理性的智慧上，像玩了一个让人心跳不已的平衡木，还朝我们狡黠一笑，绝尘而去，奔向城市辉煌的灯火中。有此品质的诗人不多见，我在伊沙翻译的耶胡达阿米亥的《失恋狗》一诗中读到过诗人身上这种迷人的气质，并带入诗中写出杰作。

口语诗的先锋性除了外在的“文本”，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文本和人本综合性的“价值”上，其中尤其对上一个诗歌时期文化观念形态下形成的“人的状态”——那些没有触及到的人的存在——马非对此展开了犀利的揭示，比如他早期著名诗歌《那个人》。

那个人

那个每天来得最早的人

那个早上都在拖走廊的人

那个能把短短的一截走廊

从八点一直拖到九点的人

那个我们单位的人

那个前年退了休的人

那个到退休连科长都没混上的人

留给我的唯一记忆就是

他用一生在拖走廊

那截走廊居然越拖越脏

2003年

这首诗里所写的是传统抒情诗人无法抵达的。他直面办公室这个微妙的场所，一句“那个能把短短的一截走廊从八点一直拖到九点的人”把办公室文化写得淋漓尽致。这是常规诗歌抵达不了，也没有胆量写、不敢写的地方，马非使用白描般的手法，勾勒出自己身边一个坐办公室的人的丑态，对这种有一丝窒息感的环境的不满和嘲讽，既是对人性的揭露也是对文明的思考。在当代诗歌中，是口语诗人把诗歌的触角伸到社会形态的毛细血管中，直面环境，引起疗救的注意。其他种类的诗歌还在自我的小情绪中哼哼唧唧的时候，“胆大”的口语诗人马非率先对我们文化中存在的弊病开始下手术刀。

马非在自己早期的诗歌里就呈现出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观念化和概念化的大胆常识，他的诗歌既有对主流诗歌审美的解构，也有对新生的口语诗的在诗歌美学上的突破和深度挖掘。一直是“诗歌革命”中最为坚定和彻底的口语诗人。在口语诗向“事实的诗意”蓬勃发展的时期，马非的创作显示出全面而专业的个人素养——不同于概念化的诗人，他的诗歌中具备了口语诗发展的多样化的可能。

在对生活现象和人的深度

揭示中凸显口语诗的先锋性

早期口语诗的先锋性在表面上显示为与滞后的、丑陋的、残留在无意识之间的价值观念明火执仗的对撞，同时“释放”那些被束缚的人性中合理存在的部分，为了在黑漆漆的地方“开窗”而提出“拆屋子”，不如此就无法推动当代诗歌的革新。在这个革新中，马非在创作实践中，诗歌呈现出对生活现象和人的深度揭示，并在其中凸显口语诗的先锋性。他在2008年时写的《两条毛巾》容易被读者忽视，我们可以从本诗中看到“明火执仗的对撞”和走深走厚，往“事实的诗意”方向深挖下沉的迹象。

两条毛巾

办公室墙角有一把椅子

上面放着时刻有水的脸盆

两条毛巾就搭在椅背上

一条颜色深一条颜色浅

深色毛巾供本人使用

浅色是为客人准备的

深色毛巾已经脏得

比它的原色加深了一倍

而浅色毛巾依然散发着

它最初的洁白光泽

倒不是因为没有客人造访

而是因为尽管得到主人提醒

客人依旧我行我素

视主人的脏毛巾为己物

难道在他们的理解里

主人留给自己的

一定是干净的毛巾吗

无论如何深色越来越脏

浅色干净得有点过分

我倒不是没有想过改变一下

两条毛巾的主客位置

但从没有付诸到行动中去

一个来访的诗人对我说

“这多么像我们的人生啊”

至于像怎样的人生他没说

我也没有进一步追问

2008年

《两条毛巾》依然聚焦“办公室场所”，这在中国有很强的符号性和代表性，马非本人就是坐办公室的人，他在本诗中比《那个人》对现象的揭示更精准，对人性洞察更精微，甚至改变了《那个人》中的视角，把自己放了进去，连带自己也一并“动手术”。带有揭示和批判性的诗歌，多数诗人首先把自己摘掉，找准一个位置，批判中没有“我”。《两条毛巾》把自己给放了进去，这对一个诗人来说，意味着他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思考、对情感的厚度都有了全新的质变。

在叙述中，出现一种百无聊赖般可怕的耐心，在现场中，对“主客”两条毛巾细致耐心的叙述，显示出马非极强的口语控制力;在办公室这个特殊场合中，两条毛巾的“形态”变化中暗藏着中国人“礼仪”之间的人情、世故、狡诈、虚假和文化惯性。对这种现象的揭示，深入了文化基因的深处，而不仅只是现象本身，让现象凸显出来之后，躲在背后的“鬼”就现出原形了。

更为精妙的是，“我”也是在场的，从“一个来访的诗人对我说”露出了这种在场，甚至这两条毛巾就是“我”自己准备的。口语诗歌事实的诗意强调的“在场”不仅只是对现场的新闻报道般的“再现”，还包括保障生命感知的“身体在场”。更为重要的容易被忽视的是当涉及对人性的丑陋的揭示时，“我”也是在场的——又恰到好处点到为止，为诗歌留下了智性的空地，什么样的人生，留给读者和自己？在冷静的“叙述”中达到抒情的立体性效果。

在《拉利伯塔省省长》一诗中，马非把视野扩大到了国外。现代社会生活形态的变化，地球变小，使得以“日常”为镜的诗人可以把“镜子”扩大到其他国家文化形态。与抒情诗人不同的是，国外的现象和形态依然是“日常”的而非“文化”的。马非从现场的“行为”中发现了与国内现场行为中的“不同”，这种不同，成为了正衣冠、见价值的镜子。

拉利伯塔省省长

刚刚他还在武器广场

检阅部队

站在将军们中间

双目炯炯，神采飞扬

现在在特鲁西略大学

由教堂改造的礼堂里

在一份宣读的长名单中

他排在诗人和教授之后

他坐在主席台一角

校办秘书的旁边

没有他发言的份儿

像个蜡人般面色安详

他知道自己的位置

2012年

拉利伯塔省是萨尔瓦多十四个省之一，马非在现场“见证”了一个有序的“价值认定”体系，贵为省长，在这个现场，“评价体系”會把你放在该在的位置，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健康的有序，这种有序是文明的方向。以此为镜，我们处在混乱的“评价体系”中。行政官员到哪里都还带有封建时代官僚巡视时候的“前呼后拥”——很难想象一个省长会在一所大学的名单中排在“诗人和教授”之后，更不敢想象会出现座位在“一个角落”里。尊什么？在什么场合把谁摆在尊贵的位置？在一个“权”和“钱”主导的混乱体系里是彼此心照不宣的。

马非的这种发现，是带有世界眼光的发现，是更具文明的发现和追问。这种从事实现场、生活现象的发掘，走向文化深处的思考，就是一种走深走厚的“发现”，这种发现就是时代的先锋，不停地保持这种“先锋性的品质”，世界性的眼光，才能彰显当代诗歌存在的价值。

从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伊沙主持的“新世纪诗典”开栏，中国口语诗歌坐上了高铁，尤其“事实的诗意”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丰富，激发了更多诗人的创作。甚至，在更年轻的“90后”“00后”诗人中，喜欢口语诗歌的人天然认为当代诗歌就应该长这个样子。我们再看马非，这个常青藤诗人越写越来劲，也可见其旺盛的诗歌生命力。我们可以在马非的诗歌中看到明显的转型，就口语诗整体性的特征来看，大部分诗人都从前口语时期的“单薄”转向后口语时期事实的诗意中的“厚实”。

让“事实”本身说话，强调口语诗与生活的“天然性”对诗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再满足于对语言的尝试，“实验性”的口语诗越来越难以获得读者审美的新鲜感。口语诗在自身内部细微处不断地“自我革新”，保持着最大的新鲜感和生命力。

马非的创作在每一次重要的口语诗革新中都有精彩的呈现，这样的诗人是一直保持旺盛创造力的诗人，真正尊重缪斯女神的诗人。《面馆里的民工》呈现出这个时期口语诗歌的风貌。

面馆里的民工

他们的目光如雾

脸皮呈混合的油画色

衣服不需要多说

牙也长得不好

不是有残缺

就是跟兔子一样

大小分明，触目惊心

大概与此有关

总之和我估计的不同

他們没有那么能吃

有两个人甚至

深谙中华传统美德

剩一点，以示恭谦

我以为中间上厕所

其实是拍屁股走人

还不如我呢

我扒下自己的

还把老婆的半碗

干掉

2012年

现场栩栩如生，对人物抓住主要特征精雕细琢，在这个过程中，“事实”让我对“民工”充满关爱之情，对这个群体生活的不易充满诗性的关爱——这是符合眼下的“热点”的。而结合全诗，又是“不正确”的——滑稽的是，诗人们总是要受到“正确”与“不正确”的干扰。马非不管这一套，事实摆在这里，如实写下，就有生命力。这个深谙传统美德、剩一点以示恭谦的农民工还不如“我”狼吞虎咽，珍惜食物，尊重饥饿的肚皮，吃个精光。

农民工群体依然还处在摆脱贫困的文化心理中，这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单一的，是普遍性的文化心理。漫长的贫穷日子形成的文化心理，害怕别人鄙视你穷的心理底色，在这个民工微妙的行为上呈现得淋漓尽致。

你可以把本诗里的农民工说成“不文明”，诗人也绝对没有嘲讽之意，马非关注的点在于这种“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和习惯。而事实本身又摆在这里，入诗之后，从“事实”中溢出很多丰富的诗意，甚至有的可意会而暂时无法言传，这不正是诗歌高妙之所在吗？

在对生活现象和人的深度揭示中，对“自我”的揭示在马非的诗中一直存在，这种对自己动手术刀的意识是一种“自觉”的意识，他是口语诗人保持其“先锋性”的内在人本逻辑。没有这种能力，对自身之外的“发现”就会越来越不可靠。尤其在“事实的诗意”中，你选取的“事实”靠什么来保证其艺术的纯粹性？口语诗歌的革新伸向了“文本”之外的“人本”。

我们可以从2016年马非创作的《错过》一诗，窥探口语诗歌内部的革新特征。抒情主体喋喋不休的非诗的“议论”成分降低，迫不及待要跳出来“抒情”一下的部分隐去，生怕读者领略不到自己情感低估读者情商的“说明”继续消失，这些表达方面的变化牵动着后现代主义口语诗往天然性、智慧性的高级方向继续走深。

错 过

在刚刚过去的夏天

在西安小寨的天桥上

我被一位大学同窗

也是前女友拍入手机

她当时并不知道

是在事后整理照片时发现的

而我是在她把照片发过来后

才知道在那个时刻

我们俩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

硬生生地错过了

其时她在拍摄一个乞丐

无意间把我也拍了进去

从照片上看

我正经过这个乞丐

没给钱

2016年

这是一首事实的诗意在理论上可以选为教科书级的口语诗，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没有喋喋不休的非诗的“议论”、没有迫不及待要跳出来的“抒情”、没有低估读者情商的“说明”，一切尽在“娓娓道来”中，甚至在这一首可以定位为“当代情诗”中。

“我”活着，“我”路过，“我”遇到，然后“说”出来，整体“创作”的动作了无痕迹，表达的十八般武艺“简单”到让人误以为没有武艺。事实的诗意下，天然性被继续提出，诗人在对“生活材料”进行加工的过程和诗人对“日常生活”的感悟过程越来越成为同一个“动作”。

一首写前女友的诗，如此与众不同，如此贴近当今的生活形态，诗歌创作和“心灵摄影”合二为一。情诗中的“酸馊”味终于被口语诗人扫到垃圾桶里了，我们就是这么活着就是这么遇到的，在“生活场”中才发掘出了时代的真情。

在对前女友的抒情中，“我们俩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硬生生地错过了”是抒情主体（诗人）感觉马上要跳出来的一句，但又被活生生按回去了，现代人情诗中的时空意识，真情逼现，让人忍俊不禁。而对照片一番考究之后，“我”和一个乞丐同时出现在女友拍摄的照片里，“我”竟然没有给钱，这种回忆式的“追寻”，把现代生活的质感写得极其充盈，我们的情感就是这样存在的，像一个提供给后人窥探我们时代生活的窗口。这样的诗歌没有和“主流观念”的硬怼，但其艺术性确进一步增强，这也是艺术的先锋。

在“事实的诗意”中走深而又能保持锐度的创作走向

创作生命力短暂的诗人是失去在诗歌中“自我革新”能力的诗人，借用积累起来的一点经验在重复自己，马非创作生命力的长盛不衰就在于他在诗歌上对自我的不断挑战——不满足于诗外虚名的沾沾自喜，不重复既得经验的便利，总能抵达创作现场的最前沿，不苟合于人多热闹的现实利益场，执着于内心的孤独，在青海高原的湖上独自盘旋，用鹰一样的利眼扫视口语诗的天空。

马非在2013年写出的《在草原上》让我们读出其诗中非同一般的精神孤独和睿智，这样的诗人有更多“发现”的可能，如果你自身又处在诗歌艺术最前沿的现场，这样的发现就会抵达艺术的最前沿。

在草原上

一路跑下来

在挡风玻璃的前方

我好几次看到

横穿马路的老鼠

被猎鹰捕获

而在道路两侧的草原上

出没的更多老鼠

与四通八达的洞穴有关

它们可以及时躲藏

未见猎鹰得手的情况

机警如老鼠者

不知道穿越马路的危险吗

我看不像

那一定是有极重要的事情

在公路另一边等着它们

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存在这样的事情吗

比死亡更大的事情

发生在鼠类身上

而我并不了解

2013年

我把《在草原上》一诗称为当代口语诗歌中的西部诗歌，有2016年8月新世纪诗典青海湖诗会的经历，我对本诗的发生有更切身的感受。即便没有这个经历，我们从诗歌的叙述中也能感受到这迷人的气息。马非在诗中写出的不仅是一个现场的感受，不只是几只老鼠的生命，写出的是整个西部。

草原生命形态中最常见的一景，鹰从空中俯冲而下捕捉老鼠的场景不罕见，罕见的是马非的“发现”，草原的“四通八达”是鼠们活下去的智慧，开阔而暗藏杀机，通达而处处危险，而生命也不能永远躲在地下。机警的老鼠知道穿越公路时的危险，生命中总要有一些冒险，哪怕是老鼠。

西部青海风物，西部生灵存在的状态，我挺反感一提西部就是神灵，就是圣餐，你没有在活生生的生灵上遇到并写出来，西部在口语诗人笔下不是文化符号，不是地域标识，不是特定观念，还是老老实实回到生活的现场中，带着体温和心跳的发现。

这些草原生命总是以一种让“我”这个持人类视角的诗人吃惊，就是这种固化的“人类视角”发现了诗人了解不了的世界——人是有局限性的，而很少有人认识到，或者有人只是在理论上认识到，从来没有在生命现场中遇到过。当马非试图把“人类视角”切换到“鹰鼠视角”的时候/发现了神秘——“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这样的事情吗/比死亡更大的事情/发生在鼠类身上/而我并不了解？”这一追问，成了哲学般的命题，这个问题马非回答不了，读者回答不了，留给哲学家吧。事实上，搞哲学的更回答不了。这就是当代口语诗歌的先锋性、当代口语诗歌的高度——对生命保持神秘和敬畏之心！

口语诗人不要把“事实的诗意”简单地理解为新闻现场的报道，“事实”也可以是无数个事件组合而成的“一个真实的系列事件的集合”，在很多社会热点问题上，口语诗人并不回避，反而是迎头相撞去“呈现”，这需要诗人高度的认知能力。马非在重大社会热点上的抒写为我们对“事实的诗意”增加全新的理解。

在“事实的诗意”下，诗人活到哪个阶段就写下哪个阶段的诗，活到哪个状态里就在哪个状态中发现文明的状态。在我自己早期的诗歌里，对生命灰色和死亡的状态揭示很多，也写出一些惊人的诗句，在2014年新世纪诗典江油诗会上，伊沙一针见血地“否定”：“你现在就写这样的诗，到你气若游丝的时候你还怎么写？”这一发问，如雷贯耳。这不仅是對诗歌风格的要求，而是生命状态的要求，对诗人的深爱。

人到中年的马非给我们呈现出在他的中年状态中生命的温情和深厚。《童话》一诗，一反“口语之鹰”的硬汉姿态，把生命中不能缺少的温情脉脉写得怦然心动。

童 话

我结婚的时候

没有自己的房子

是租用的一所

废弃的技校的

一间办公室

吃喝拉撒

全在里面

冬天的早上

先要破除水缸

里的一层薄冰

才有洗脸水

我讲给单位里的

年轻人听

他们纷纷表示

这是童话故事

我没有反对

多么美好

亲爱的老婆

我们都成

童话人物了

2017年

马非回忆物质匮乏年代，牵手妻子一起走过的岁月，并把当时的生活场景讲给后来的年轻人听。不同社会状态中的“两代人”产生了极大的反差。一是马非展现的未曾遗忘的岁月时光，心有感慨，有时空之变中的追忆之情，“忘记我们所经历的过往，心灵就会沉入黑暗的深渊”。这样“忆苦思甜”的场景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中间并不少见，毕竟我们在最近的40年才富足起来，但能发现其中诗意的人少之又少，是马非把中国人心中的这种情愫带入了当代的诗歌。

另一方面，更年轻的一代人对未曾经历的生活的隔阂非常明显，而马非并没有用“过去”作为财富和经历来“教育”现在的一代，我们的思维习惯太容易这样干了。年轻一代提出“这是童话”的时候，马非落脚在认可了更年轻一代，并在“童话”中发现年轻人心中存在的对“美”的认识。同时，转而独白自语，说给牵手走过的妻子，其中的深情由此可见。

这是人到中年时对过往的认知和追忆，并没有因为匮乏的过去成为今天的负担，反而写出了中年的智慧和这个状态中的深情。人与人之间久违的温暖和深情。这样的诗歌在当下的环境中更具有感染力，也是先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

通过对口语诗歌发展过程中几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在马非诗中的不同呈现，我们可以从马非的作品中看到这种革新变化的历程的一个大致的脉络。中国口语诗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不是想一蹴而就的暴发户心理期待中的瞬间“巨变”，而是在每一天的每一点细微的改变中，但时间足够长，累积成了全新的变化。我们正在深处这场当代诗学革新的中心，当时间在往前走，参与这个变革中每一天的诗人，提供新鲜有效的作品，贡献杰出作品的诗人无疑就成了时代的重要诗人和杰出诗人，而马非就是我们的重要诗人之一。

韩敬源 云南石林人，80后，诗人。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出版诗集《儿时同伴》《谈论命运的时候要关好门》，撰录出版《观音在远远的山上——伊沙的文学课》，出版诗歌理论著作《后现代主义口语诗论》，现执教于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