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发，庞 苗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 400700）

汪宁生一文[1]（1-44）自发表以来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该文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发表了大量关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保存的和考古发现的原始记事方式。关于少数民族的原始记事，大多是1949年前的情况，有些方法一直保存到20世纪60年代，尤其可贵的是许多材料都源于作者历年调查所得。汪先生在大量介绍了原始民族保存的以及考古发现的物件、符号、图画这三类原始记事之后，讨论了“文字发明”的问题，文中提出了三个观点：文字是由三类记事方法引导出来的，而不是仅仅起源于图画；三类记事方法并行发展、交错存在，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并不是走着一条直线发展的道路；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的漫长过程中，表音字的出现才标志着文字的正式开始。

从总体上说，笔者基本同意汪先生的看法，尤其钦佩文中所列举的详实的原始记事材料，这对于民族人类学、民俗文化学及文字学的研究都极其重要，因此，给笔者颇多启迪。但稍有遗憾的是，作者论述的侧重点与我的预期并不等同，仍有三个问题无法从文中找到答案。第一，这三类记事方法与文字的发明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第二，原始民族大多都有这三类记事方法，为什么许多民族都没有产生出原始文字，却只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美洲的印第安人中得以发明？第三，表音字的出现确实已是正式的文字了，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