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成 崔荣荣 牛犁

摘要： 文章针对民国时期出现的手工编结特色旗袍，采用文献记载、图像视读及工艺复原等方法对其起源、工艺、价值、发展等问题展开研究。考证得出：手工编结旗袍由民国编结大师冯秋萍女士始创于1939年9月，代表性款式有“赛方格呢编结旗袍”等;编结工艺方式除材料及工具选择外，先后经“前身—中腰—大襟—后身—立领—滚边—系结”7步工序，以“自下而上、由前到后”方式手工编结。研究指出：编结旗袍的创制不仅使旗袍的面料、工艺及造型艺术等更加丰富多元，亦是民国女性延续传统女红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民国女性服饰创新的重要实例。虽然手工编结的方式效率低下，与当时“去手工化”主旋律相悖，未能在民国以后大规模流行流通;但是现代市场中出现的机织旗袍解决了工业化的技术问题，为未来针织旗袍的广泛流行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 民国时期;编结旗袍;创制;工艺工序;创新价值;女红文化

中图分类号： TS941.12

文献标志码： B

Abstract： For hand-knitted cheongsam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its origin， process， value and development， etc.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image reading and craft restoration， etc. The textual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the hand-knitted cheongsam was founded in September 1939 by Ms. Feng Qiuping， a knitting master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resentative styles included "knitted plaid cheongsam"， etc. In addition to the selection of materials and tools， the process included seven steps： "front-waist-front opening-back-stand collar-rolloff-tying"， and it is hand-knitted in a "bottom-up and front-to-back" manner. Our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the creation of knitted cheongsam not only enriches and diversifies the fabric， process and modeling art of cheongsam， but also serve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wome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needlework culture and an important example of innovation of womens clothing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lthough the way of hand-knitting was inefficient， contrary to the main theme of "de-manualization" at that time， and failed to be widely spread and circulated after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emergence of woven cheongsam in the modern market solved the technical problem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ade it possible for knitted cheongsam to prevail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knitted cheongsam; creation; technological process; innovation value; needlework culture

针织是利用织针把各种原料和品种的纱线构成线圈、再经串套连接成针织物的工艺技术及过程，具体分为手工针织（即编织）、机器针织两类。相较梭织物，针织物质地松软、弹性优良且具有较好的透气性，穿着舒适性强。在2018年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中，由东华大学时尚科创团队原创的两款“科技旗袍”亮相。一款便是采用柔软、弹性的针织面料研发出的“针织变色科技旗袍”。该针织旗袍规避了传统旗袍常用锦缎、香云纱等梭织面料制作导致弹性不足的缺点[1]。然经笔者考证，针织在旗袍面料上的出现及应用早在80年多前的民国时期便已存在。

滥觞于民国的旗袍是清朝袍服之变相，主動吸纳西式剪裁及着装风尚，极大地契合了当时女性出入不同场合、进行各种社交活动的衣饰习惯，是一件广为流行、雅俗共赏的服饰单品。在面料层面，人们热衷探讨民国旗袍面料由绫罗绸缎等传统手工织造向化纤等近代工业生产转型，考析其纹饰由至繁归于至简的设计演变过程。然而对于针织、编织在民国旗袍中的出现及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旗袍蕾丝、花边及盘扣等辅料的针织上[2-4]，缺乏对旗袍编织面料的学术梳理与专题解读。只在考察民国编结技艺时略有提及，如王楠等[5]在论证“仿呢料”肌理在服饰中应用时，指出了1942年冯秋萍曾创作出“仿呢料”编结旗袍。此外还有针对现代针织旗袍的研究，如陆晗翔[6]、王海红[7]等，主要从技术角度探讨传统旗袍与现代针织技术的融合与共生。因此，本文以手工编结旗袍为研究对象，拟从历史起源、工艺工序及其流行发展、价值等方面，系统考证现代针织旗袍的雏形，即民国时期特色的手工编结旗袍。

1 民国编结家冯秋萍与编结旗袍创制

民国时期自编结技藝从西方引进后，便迅速俘获了中国女性的集体芳心。《方舟》《立言画刊》《三六九画刊》《今代妇女》《上标公报》《大众画报》《纺织染工程》《妇女杂志（北京）》等几十家期刊，先后刊发大量关于编织技艺教学、集时下最流行的编织时装展示的图文，供国内女性参考学习，尤其在1930年以后更是蔚然成风。其中1934年6月创刊于天津的典型家庭刊物《方舟》（月刊），直接开创了“编织栏”专栏[8]，编结的服饰品类也是极为丰富。刊载内容有“春衫”“夏装”“婴孩帽”“女长袖衣”“女帽”“游泳衣”“短裙衫”“宽腿裤”“新式女风衣”“男毛背心”“西服式背心”“女外衫”“毛毛袜子”“裤衩”“毛线裤”“披肩”及“适于卧室内穿的毛外套”等，基本囊括了男、女、老、少不同性别、年龄在不同季节及场合下的大部分服饰品。在手工编结技艺及相关编结产品于中国的流行和发展、普及过程中，冯秋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开拓和引领作用。

冯秋萍（1911—2001年，图1[9]），民国时期著名的绒线编结艺术家及教育家，擅于依据不同人群及季节场景等，采用新材料、新针法，设计出各种造型新颖、风格鲜明，深受时人欢迎的绒线编结服饰。冯秋萍在手编领域中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创造性研发出各种新式编结方法，据统计其一生共创作了2 000余种绒线编结花样，研发出野菊花、美人蕉、孔雀翎、牵牛花等诸多新式花型，并设计应用到“孔雀开屏披肩”“野菊花荷叶边春装”“杜鹃花拉链衫”等服饰品中[10];二是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编结的领域，使作为西方舶来的手编绒线，由原本用于保暖的内衣，拓展至单穿外漏的外衣，如马甲、披肩、大衣、西装、围巾、童鞋、童帽等服饰品及沙发等家纺用品。此外，冯秋萍倡导编结技艺是民国步入新时代在新形势下的中国女性“新女红”;并通过开办学校、与企业合作等方式，有效促进了民国手工编结及国产绒线工商业的向好发展。冯秋萍也因其卓越贡献被人尊称为“编结大王”[11]。

1939年9月，冯秋萍在手工编结广为流行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时尚女装——旗袍，创新发明了手编针织旗袍。冯秋萍用四股英雄牌国产毛绒线试结了一件短袖旗袍，全身多编平针，用小桂花针镶边，结成后再以细绒线配色，采用毛线刺绣法挑绣蝴蝶纹样，以作装饰。此件编结旗袍一经问世，便深受时人喜爱，据冯秋萍称，“各界女士们惊喜若狂，竞相前来学习（地址在辣斐德路马浪路西玉振里二十号良友编结社）”[12]。此次以后，冯秋萍陆续结合流行花型设计出多种经典的手工编结旗袍，其中代表性的有1948年为当时上海的时髦小姐和太太们设计的夏季“野菊花型针织旗袍”[13]，造型为中袖设计，结合当时流行的旗袍垫肩元素，针法及花型选用当年由其创新的野菊花型，配色选用深、浅两种玫瑰色绒线交相呼应，渲染出野菊花的姿态，荣获当年上海青年会编结物展览头奖。此外，冯秋萍在民国时期还设计出诸如“并蒂莲针织旗袍”等多件时尚精品[14]。图2是1942年冯秋萍继发明手工编结旗袍3年后，设计结成的方格花型的编结旗袍，时尚简约，是当时最新式、最流行的一种花样。据冯秋萍描述：“远处望去，竟然辨不出是什么呢或是什么料子做成的。”[15]为更直观地展示编结旗袍的结构与造型，笔者复原了一件无袖手工编结旗袍的基本形制（图3）。

旗袍是民国中后期女性普及性最强、接受度最广的服饰单品[16]，同时其流行脉络也与编结技艺的流行发展不谋而合，因此编结技艺在旗袍中的应用是合乎时代的，也是紧随潮流的。换言之，手工编结旗袍在民国时期的出现是时尚与时代的必然。手工编结旗袍作为梭织面料旗袍的重要补充，首次实现了从梭织到编针织的重要跨越，极大地丰富了旗袍面料的品类与艺术风格，成为现代针织旗袍的前身。民国编结旗袍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属于民国后期，流行也变得短暂，从其创制（1939年）至民国结束（1949年）仅10年。同时从文献记载及实物视读的考证中发现，这种物美价廉的编结旗袍并未在民国后期大规模地流行开来，成为中国女性的经典旗袍样式。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手工编结旗袍实物，鲜少发现有传世至今者。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手工编结旗袍在民国女性

服饰中的存在感及地位并不高，但是其特殊的工艺，以及由工艺衍生出的艺术、人文及市场等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2 手工编结旗袍的编结工艺工序

本文结合文献记载、传世影像观测，并通过工艺的实践复原等方法，经反复科学验证及修正，总结归纳出民国手工编结旗袍的编结工艺工序。

2.1 材料及用具选择

材料：针对普通女性体型（号型165/88 A），选用细绒1磅（约0.45 kg），配色挑花细绒线1支。质料宜选择色牢度较高者;用具有单头针1支，双头针1对，钩针1支，及刺绣针1支。

2.2 编结的工艺工序

2.2.1 前身编结

手工编结旗袍最先编结的部位是前身。先从下摆起头共起124针，下摆3.3 cm左右宽及两面拾针，多结小桂花针，即“单桂花针”，上下左右交替编结下针和上针，形成有凹凸形状的肌理（图4），中央全结平针（图5）;在两端的边针（必须结毛边，即第一针不必挑去）平结有30 cm长，两端的桂花针不必再结完全换结平针。对于收针的地方，当依照各人旗袍腰身规定收放。编结过程中需要注意长短的控制：须照本人所穿旗袍的长短标准再短3～4 cm。因为绒线性重，结完后容易下垂拉长衣身长度。并且手编旗袍不穿时宜折叠安放，不宜垂挂，否则也易拉长衣身。

2.2.2 中腰收放

手工编结旗袍的中腰收放法，按照各人腰围大小作为标准进行收放，大约隔3～5行收去1针，或放1针，形成腰身。考虑到编结服装本身的伸缩性，收放幅度不宜过大。

2.2.3 收大襟

大襟的收法是手工编结旗袍工艺中最关键的工序。首先在袖管湾处先换结小桂花针;然后隔1行再收去3针3次;随后照大襟之湾处先结小桂花针，将24针全都收口，使成一衣服之大襟式样;在领圈中段，再行收去1针，收成普通圆领圈;在袖口一端，虽为相连编结，不宜收放，与普通旗袍相同，结到一半剩下。

2.2.4 后身结法

手工编结旗袍后身的结法，除了放里襟相连之外与前身基本相同。首先在袖管结一半与后身相齐，用缝针照放里襟，在袖管一端结法与后身相同，领圈每行放出1针，放到中间再结4行，换结上下针10针在边上使边不卷;然后渐渐结有7行退结1针平针约4～5次;再渐渐退下结到湾子下面有11.7 cm还有里襟的针数28针，全结上下针，结有16.7 cm长收口，里襟已成，袖管已相连在内，同时结成。

2.2.5 领部钩结

手工编结旗袍的领部钩结，首先是领圈编结：用钩针在领圈内钩1行短针，使浑圆后再用钩针钩成;其次是领头编结：用钩针先起首12针全钩短针，前领阔2～3 cm后领36.7 cm，即为短针钩成，式样比较平齐。此外，为将领头做成硬挺美观的造型，最好里面衬一层纸（民国时衬纸）或黏合衬。

2.2.6 滚边处理

手工编结旗袍袖管的边，用2支棒针挑起，针数全结桂花针10行，用收口法收之。其余四面之滚边，则用钩针全钩短针。

2.2.7 系结件配置

手工编结旗袍系结件分两类：一类是钮子钮襻。做法用钩针先钩1根辫子，先打成3粒胡桃钮，盘成金花菜3瓣共计6支，3粒钮子，3支钮襻。领口1副，大襟1副，掛肩湾处1副;另一类是揿钮，除上述三处系结外，其余地方全用揿钮钉上即可。

至此完成一件手工编结旗袍的编结过程，并发现：编结工艺方式除材料及工具选择外，先后经“前身—中腰—大襟—后身—立领—滚边—系结”7步工序，并呈现出“自下而上、由前到后”的编结规律。

3 民国手工编结旗袍的创新价值

如前所述，伴随民国时期绒线编结业兴起而创制的手工编结旗袍，虽然流行时间较短、流行程度较低，但其潜藏的诸多创新价值不容小觑，不仅在民国时期，在当下及未来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意义。

3.1 线圈串套的技术价值

编结旗袍的全手工成型工艺，一改其他梭织旗袍需经裁剪、拼缝、镶滚等工艺工序，跳脱中华传统平面十字型的基本结构而直接量体编结而成，在造型与外观风格上独树一帜。民国时期创制的旗袍，虽然结合了西方先进的裁剪及相关制衣技术加以设计改良，但其整体的结构还是存续在中华传统“十字型、整一性、平面化”[17]的基本架构中。这也是旗袍对传统衣裳文化基因最大的继承要素之一。手工编结旗袍的制作工艺与梭织面料截然不同，换由织针按照特定工序工艺，根据人体曲直构造通过针法灵活的“收”与“放”一气织成，包括滚边、门襟及衣领的制作均已编织而成。因此，此种全成型编结工艺形成了无数线圈之间的空隙及拉力，使编结旗袍松紧自如、依身成型的独特造型，而且在手感上“轻便柔软，外穿内着，均甚相宜，实居服装中之首席”[18]。

此外，材料、工艺及质感等别具一格的手工编结旗袍，在实用层面还具有一定经济优势。民国时期随着针织行业的繁荣发展，绒线编结物是十分大众化的产物，绒线价格相对经济实惠。因此，编结旗袍提供了消费者除传统绫、罗、绸、缎等珍贵丝绸旗袍外的另一种选择。同时，由于手工编结工艺中线圈串套的可逆性、可重复性，一件编结旗袍即使穿到落伍、不时兴，甚至穿到破旧，仍可将其拆散后依新样重新编结。

3.2 女工存续的人文价值

民国女性通过学习引进西方编结技术，创新应用到当时的潮流服饰旗袍上，一方面彰显中国女性自身极大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也是民国女性延续中国传统手工制衣，即女工文化的重要实践。女工，亦作“女功”“女红”“妇红”等，旧时指女性所做的纺织、刺绣、缝纫等制衣工作及相关成品，隐藏着传统社会对女性家庭工作的价值观。近代伊始，随着社会体制及生活方式的剧烈变革，国人对传统女工的实践与认知日渐式微。尤其到了民国中后期，国内纺织服装行业的工业化、机械化生产已经规模初成，落后的传统手工艺已难寻踪迹。“舶来”自西方的绒线编结工艺，其手工的方式有效地填補了民国女性在工业化洪流中对传统手作的缺失，唤醒了中国女性根植数千年的文化基因。手工编结也因此成为了“近代新型女工”[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即编结旗袍创制以后，编结手工艺在社会上、家庭中蔚然成风，一度成为了“女人的习惯”，成为不同年龄阶段、不同阶层（图6）女性“最欢喜学习的工作”，成为女性新型的一种生活方式，所谓“编结生活”[19]。1940年，据《良友》画报刊载谷人、谭志超摄影，当时校园里“男学生带着网球与球拍到学校去，女学生带的却是绒线团与织针（图7）”;甚至在颠簸动荡的人力车上，乘坐着的女性都不遗余力，充分利用这一点闲暇时间，来编织自己心爱的服饰款式，过一把“手瘾”（图8）[20]。这种发自女性本体的创造力

与实践精神，还体现在当时的各项大赛中，如《上海生活》所记载1941年由安乐纺织厂组织的“绒线编结比赛大会”[21]等。在这些比赛及展览会上，手工编结旗袍成为了民国女性竞赛与炫技的重要载体之一。

3.3 历久弥新的市场价值

创制于民国后期的手工编织旗袍，之所以未能在市场中广为普及和流行，其中最大的阻力便是手织工艺未能实现向机器化、工业化的技术转变。虽然当时国内纺织服装行业的工业化程度已成规模，但仍处于动力机器纺织的引进和成长期。针对针织领域，民国以后集中对袜类、内衣类等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其中绒线类针织物主要有用横机编织后缝合的毛衣裤、手套、帽子、围巾等[22]。由机器生产的针织物品类较为单一，尚未开发出适用于旗袍的成熟工艺。另一方面，民国编织旗袍对手工的回归，与当时服饰面料“去手工化”的主旋律相悖。民国时期的中国女性，已经不是房内热衷女红的闺秀，已经走出房门，转身为有职业身份及可出入不同场合的新时代女性。因此，停留在手工编结的针织旗袍，即使编结工艺一再推广与宣传，但产出的数量仍是极少数的，无法满足大多数女性的着装需求，也无法具备形成时尚潮流的可能性[23]。这也使得手工编结旗袍在民国时期的市场并不繁荣，只是在展览会等罕见场合中昙花一现。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占比的微弱并不代表市场价值的微小。民国手工编结旗袍最大的市场价值，在于其对后世针织旗袍发展与时尚流行的启示，其潜在的市场价值是庞大的。所谓“历久弥新”，编结旗袍无疑是“历久”的。尽管其在民国没有广泛普及，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经历了旗袍式微、复兴及污名化的各个阶段，但在改革开放后依旧伴随旗袍的再次复兴而复出。1989年，上海工艺编织厂编著《上海棒针新潮》，预知20世纪90年代编织时尚新潮时，一件象牙白色的编结旗袍赫然在列[24]。可见，手工编结旗袍一直存在人们的认知及对未来时尚的预期之中。至于“弥新”，21世纪以来，编结旗袍通过设计师、品牌及技术介入等方式，变得更加鲜活、更有活力、更显价值。

在设计师方面，以台湾知名针织设计师潘怡良为例。早在2008年，潘怡良便设计发布了以旗袍为灵感主题的系列针织时装，通过对不同廓形、色彩、工艺、细节等设计要素的实践，探索新世纪、新生活方式下针织旗袍走上时尚舞台的可能及路径。近年来，针织旗袍仍然频频出现在其各季度的时尚发布会中。在品牌及产业方面，以中国羊毛衫名镇浙江桐乡濮院为例。此地聚集了一大批以针织毛衫的花型及款式设计研发企业、单位等，探索新时代毛衫设计的可能性。在其面向市场的各类针织产品中，同样出现了针织旗袍的身影，如“浩怡服饰”企业旗下品牌“瑶池玫瑰”“旗姿悦”等品牌，曾推出系列针织旗袍产品。其研发团队针对“复古风产品”，经2年市场调研，在2014年春季开发原创“改良针织旗袍”秋冬新款，并经1年多的线下实体销售收获好评。2015年秋冬，该公司将“针织旗袍”以“瑶池玫瑰”品牌为导向推到线上进行尝试性销售，同样取得较好效果。需要警惕的是，目前市场中的针织旗袍，粗制、劣质现象越发凸显，如版型垮、省道多、盘扣松、装饰俗、镶滚糙、疵病多等。在新时代物质条件相对富足，中高端服饰市场兴起背景下，已基本“去手工化”的针织旗袍可以适度地“手工化”，如手工盘扣、手工镶滚等，从而重塑经典，重塑品质。这也是民国编结旗袍中“手工”温度的现代价值之一。

4 结 论

由纱线直接钩套编织成型的针织旗袍，不管在面料质感、工艺工序，还是在造型构造、艺术风格上，都是对主流梭织旗袍的重要补充，民国时期的手工编结旗袍是现代市场中针织旗袍的前身。传统编结旗袍采用全手工制作，包含了7大工序，是民国女性开展的重要旗袍创新设计案例。虽然编结旗袍因制作周期较长，未能实现批量化生产，未曾在市场中大规模地流行开来，但是其携带的技术、人文和市场创新价值不容忽视。现代流通于市场的针织旗袍，作为民国手工编结旗袍的现代传承，但又区别于民国时期的手工编结工艺，已经采用机器织成的方式进行取代，解决了传统手工编结难以批量化生产及大规模流行于市场的重要缺陷，使针织旗袍在未来走向更高、更广的时尚舞台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佚名. 东华大学“科技旗袍”开创智能化服装未来[J]. 纺织检测与标准， 2018， 4（6）： 23.

An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ongsam" of Donghua University creates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t clothing[J]. Textile Testing and Standards， 2018， 4（6）： 23.

[2]龚建培. 近代江浙沪旗袍织物设计研究（1912—1937）[D].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2018.

GONG Jianpei. Research on Cheongsam Fabric Design in Modern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1912-1937）[D]. Wuha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8.

[3]王妮. 二十一世紀海派旗袍面料设计与运用研究[D]. 上海： 东华大学， 2020.

WANG Ni. Study on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Shanghai Style Cheongsam Fabrics in the 21st Century[D]. Shanghai： Donghua University， 2020.

[4]沈征铮. 民国时期旗袍面料的研究[D]. 北京： 北京服装学院， 2017.

SHEN Zhengzheng. Research on Cheongsam Fabric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D]. Beij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2017.

[5]王楠， 张竞琼. 近代冯秋萍“仿呢料”与“仿皮料”绒线编结技艺[J]. 服装学报， 2019， 4（1）： 49-53.

WANG Nan， ZHANG Jingqiong. Technology of "Imitation Woolen" and "Imitation Leather" Knitting of FENG Qiuping in Modern Time[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19， 4（1）： 49-53.

[6]陆晗翔. 横机针织旗袍的设计实践[D]. 上海： 东华大学， 2017.

LU Hanxiang. Design Practice of Flat Knitting Cheongsam[D]. Shanghai： Donghua University， 2017.

[7]王海红. 基于弹性面料的女青年旗袍结构设计研究[D]. 西安： 西安工程大学， 2019.

WANG Haihong. Structural Design of Young Womens Cheongsam Based on Elastic Fabric[D]. Xian：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9.

[8]商焕庭. 编织栏[J]. 方舟， 1935（18）： 31.

SHANG huanting. Woven fence[J]. Ark， 1935（18）： 31.

[9]佚名. 冯秋萍最近发明的羢线编结法： 服务于编结界十多年的冯秋萍女士近影（照片）[J]. 艺文画报， 1947， 1（10）： 25.

Anon. Feng Qiupings recent invention of the method of thread weaving： a close-up photo of Ms Feng Qiuping who has worked in the field for more than ten years（photo）[J]. Yiwen Pictorial， 1947， 1（10）： 25.

[10]张竞琼， 王楠. 近代绒线编结时装所蕴含海派文化内涵探析[J]. 丝绸， 2020， 57（4）： 83-88.

ZHANG Jingqiong， WANG Nan. Analysis of connotation of Shanghai-style culture in modern wool knitting fashion[J]. Journal of Silk， 2020， 57（4）： 83-88.

[11]野星. 馮秋萍会翻三百余种花样， 不愧“编结大王”[J]. 海星（上海）， 1946（10）： 3.

YE Xing. Feng Qiuping can do more than 300 kinds of tricks， which is worthy of "the king of weaving"[J]. Starfish（Shanghai）， 1946（10）： 3.

[12]冯秋萍. 新创名贵细绒线旗袍[J]. 上海生活（上海1937）， 1939， 3（11）： 48-49.

FENG Qiuping. Creating a rare and precious Chiffon cheongsam[J]. Shanghai Life（Shanghai 1937）， 1939， 3（11）： 48-49.

[13]孙庆国， 张竞琼. 中国现代编织大师冯秋萍[J]. 装饰， 2006（10）： 126-127.

SUN Qingguo， ZHANG Jingqiong. Modern Chinese weaving master： Feng Qiuping[J]. ZHUANGSHI， 2006（10）： 126-127.

[14]冯秋萍. 绒线旗袍编结法（附照片）[J]. 杂志， 1942， 10（1）： 208-209.

FENG Qiuping. Knitting method of cashmere cheongsam（with photos）[J]. Magazine， 1942， 10（1）： 208-209.

[15]冯秋萍. 绒线旗袍编结法： 冯女士近影， 所穿绒线外衣， 係今秋之新装（照片）[J]. 杂志， 1942， 10（1）： 209.

FENG Qiuping. Knitting method of cashmere cheongsam： a close-up photo of Ms Feng， wearing a new sweater this autumn（photo）[J]. Magazine， 1942， 10（1）： 209.

[16]王志成， 崔荣荣， 梁惠娥. 接受美学视角下民国旗袍流行的细节、规律及意义[J]. 武汉纺织大学学报， 2020， 33（6）： 54-59.

WANG Zhicheng， CUI Rongrong， LIANG Huie. Details， rul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popularity of Cheongsam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J]. Journal of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2020， 33（6）： 54-59.

[17]刘瑞璞， 陈静洁. 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 汉族编[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3： 312.

LIU Ruipu， CHEN Jingjie.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National Costume： Edited by Han Nationality[M]. Beijing： China Textile Press， 2013： 312.

[18]冯秋萍. 漫谈绒线编结[J]. 胜利无线电， 1946（10）： 21.

FENG Qiuping. Random talk on knitting of wool[J]. Shengli Radio， 1946（10）： 21.

[19]谷人， 谭志超. 绒线生活： 编结是小姑娘最欢喜学习的工作（照片）[J]. 良友， 1940（161）： 17.

GU Ren， TAN Zhichao. Knitting life： knitting is a girls favorite job（photo）[J]. The Young Companion， 1940（161）： 17.

[20]谷人， 谭志超. 绒线生活： 编结成为女人的习惯， 她们无论在何处甚至人力车上也一样过着手瘾（照片）[J]. 良友， 1940（161）： 17.

GU Ren， TAN Zhichao. Knitting life： the habit of knitting into women， they are addicted to hands no matter where they are， even on rickshaw（photo）[J]. The Young Companion， 1940（161）： 17.

[21]佚名. 絨线编结比赛大会（安乐纺织厂举办）（六福照片）[J]. 上海生活（上海1937）， 1941， 5（2）： 1.

Anon. Knitting competition conference（held by Anle textile factory）（photo of Liufu）[J]. Shanghai Life（Shanghai 1937）， 1941， 5（2）： 1.

[22]周启澄， 赵丰， 包铭新. 中国纺织通史[M].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7： 541， 626-627.

ZHOU Qicheng， ZHAO Feng， BAO Mingxin.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Textile[M]. Shanghai： Do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7： 541， 626-627.

[23]吴志明， 施文帆. 时尚化运动休闲女装的功能性研究[J]. 针织工业， 2020（3）： 64-67.

WU Zhiming， SHI Wenfan. Functionality study of fashionable womens sports-leisure clothing[J]. Knitting Industry， 2020（3）： 64-67.

[24]上海工艺编织厂. 上海棒针新潮[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Shanghai Arts and Crafts Weaving Factory. Shanghai Bar and Needle Fashion[M].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