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诚 ,赵宇洋

(1.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2.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西安 710061)

并购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寻求外延式扩张发展的重要途径,A 股市场年并购规模已达到万亿级,稳居全球第二。同时,在供给侧改革的战略背景下,并购活动对优化我国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不甚理想,以高溢价进行并购、但并购之后的业绩无法达到预期的现象普遍存在[1],导致后续的巨额商誉减值和股价崩盘等严重负面后果[2]。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是并购交易的决策主体,部分学者尝试打破管理者的“理性人”假设,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等非理性因素对其风险偏好与并购决策过程的影响出发,解释其并购绩效低下的现象[1,3-4]。而行为金融学者们指出,在传统的“均值-方差”框架之外,个体的风险投资决策还受到投资收益分布偏度的显著影响[5]。具体而言,受到主观信念偏差以及极端事件的突出性等影响,个体表现出非理性的偏度偏好或者说“博彩”倾向,过度青睐那些如彩票般有小概率获得极高收益、即收益呈正偏分布的资产,并为其支付过高的价格[6]。新近研究表明,公司管理者在研发投入[7-9]、资本预算[10]和员工期权激励计划[11-12]等财务决策中均表现出明显的偏度偏好。然而,这一偏好是否同样影响管理者的并购决策和绩效,尚未得到专门研究。

下例可简要说明偏度偏好对管理者并购决策的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