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凌，翁 杰，贾卫国

（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210037）

1 问题的提出

在第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2011—2015年）实施之后，初步实现草畜平衡，草原生态恶化现象有所缓解。根据草场生态功能恢复情况，继续实施禁牧或者转入草畜平衡管理，即新一轮草原生态补奖（2016—2020年）进一步开展。有研究表明两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期结束之后，草场生产力有所提升，超载率有所降低，牧区产业升级，牧民对于政策的响应程度决定了政策实施的效果，提高当地农牧民的收入水平，兼顾产业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1-2]。实施过程中发现由于相关部门监管难度较大，存在实际草场载畜过多等现象，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民减畜行为存在一定的激励效应，但也受到牧民心理载畜量与规定之间差异的影响[3]，因此有地区利用部分资金种植人工草地、提倡棚圈饲养方式，促进产业升级，做到生态恢复的同时保护区农牧民收入有所增加[4-6]，但也有学者认为人工饲草导致部分农户由种粮改为种草导致收入降低，农户外出务工人数并未受到政策影响[1]。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学术界就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的问题、牧民满意度以及政策的实施效果等方面已有大量研究，但多针对某一方面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从生态、经济及社会效益三方面运用层次分析法综合评估政策实施效果，通过选取指标的变化反映这方面发展状况，指出亟待完善的地方，对补奖政策的实施提出相关建议，以期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尽早完成，草原生态系统能够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