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东海，明应安

（中山大学 体育部，广东 广州 510275）

青少年体质促进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国家高度重视青少年体质健康，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作为促进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势必需要动员包括政府、社会、学校、家庭与个人在内的多元主体参与，并相互间协同配合，这也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

目前，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体系，相关学者也从不同层面对之展开深入研究。Michael认为［1］，体质监测政策协同研究应该直面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各种“变异”，并从政策、人员和地域3个维度入手，去梳理那些影响政策实施的内外部变量及其相互作用；李桂华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效果、评价及制度优化方面展开讨论［2］；武东海则从政策协同层面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进行了阐述［3］。国内外相关研究日益丰富与多样，从理论、内容、价值、困境与路径等多重维度展开，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借鉴，但尚未有对于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有序化方面的系统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我国社会分工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公共参与的有序程度在很多领域也随之提升，但在建设体育强国的过程中，“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环节仍然存在形式化参与、原子式参与、非制度性参与等无序或失序现象”［3］。“有序”是多层次、多领域开展公共参与的重要标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满足并引导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如何界定其公共参与有序化的评判标准，以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的规范化、系统化、标准化；如何审视监测过程中公共参与的广度、深度与效度，并探析其有序参与的有效进路等，都是学界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

1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有序化评判标准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尽管参与的形式与程序繁杂，但在价值导向与本质意蕴上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有序化评判参考标准的界定，有助于各监测主体明确自身的参与定位、参与的程度、活动的边界，使自身在合乎规范的框架内行事，这也是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有序化实现的重要保证，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展开。

1.1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秩序性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秩序性是指各主体在参与监测整个过程中，“应在有效组织与统一管理之下，克服功利主义，避免个体的随意性与自发性等无序状态”［4］，使得公共资源得以合理配置，促进个体自主性与学校、社会机构与政府等主体在监测过程中公共秩序性的动态平衡，从而达到监测秩序性的效率与效能。

1.2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合法性

所谓合法性是指各主体在参与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过程中，“按照一定的程序、原则与规范，在法定框架内参与监测活动，并规范自己的监测行为”［5］，逐步实现监测的规范化、制度化与程序化，进而体现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与监测的实际效能。

以合法性的判定标准来厘定各主体的行为，既可以少走弯路，也能增强监测主体的责任意识并提高办事效率。以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主体中的“第三方”的介入情况为例，“第三方”监测具有客观、公正与效率高等诸多优势，且也将成为一种重要的监测主体与发展趋势，但仍然需要对其在资质认定、过程监管与合同履行等方面进行约束与审定，以规范其代为监测的行为，并及时纠错与有效处置。

1.3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理性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理性包括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前者指监测主体对监测规律的认知，对监测意义与内涵的理解，对监测政策的判断与解读；后者指监测主体对监测流程与细则的掌握，对其他监测主体参与行为的认可、配合与协同，以及对自身实操能力的认识。

鉴于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的“公益性”，当各参与主体对参与体质监测的范围、程度与深度产生一定分歧时，就会寻求相关政府部门介入和干预，由政府部门来主导参与的形势并规范参与尺度等相关事宜，这也是理性参与的另一种特殊形式。

1.4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适度性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适度性是指监测主体能够合理地、持续地、量力而行地参与监测活动，这里既包括政策的持续性，也包括学生参与测试的持续性，还指各级学校因地制宜地优化测试环境并配备先进的测试仪器，以及家长与学生的参与程度等等。

首先，在监测过程中各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尤其在决策参与层面，如某方面主体缺失、欠缺或匮乏会影响到监测政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

其次，一味刻意地强调参与的程度扩大也不可取，此会增加机制运作成本，公共决策成本，同样也会增加个体参与成本（时间、精力与财力的付出等）。所以，在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深度、程度与效度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在达成价值共识的基础上的有益协同是我们共同的价值选择。

2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广度审视

2.1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广度的意蕴解析

参与广度是指参与范围，是相对于参与深度而言，是量的因素，是政治民主的必然要求，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格局下，政府与公众对于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的公共参与都抱有更高的期待。参与人数和规模只是参与广度的一个参数，并不能完全代表参与的广度，在现阶段，基于社会成员的个体差异性，全员参与并不现实；但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理想形态是尽可能的拓展参与的人数与规模，从而扩大参与的辐射面，这样才能使不同层级、不同价值取向的群体或个体在沟通、协商与对话中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进而促成相对理性的共识，此为公共参与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有序化的前提。

在参与广度足够的条件下，“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不同群体或个体的建议、诉求、智慧都得以被较充分考量”［6］，为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形成良性的监督与制约机制提供了保障，既有利于体现决策民主，也会降低错误几率，并减少政策实施的阻力，为监测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2.2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广度实现渠道

基于对参与广度的解析，接下来就是如何拓展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途径，除加强参与制度、条例的有效供给外，积极探索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的有益结合也是参与广度得以拓展的重要路径。

首先，由上而下的渠道。咨询会、座谈会和听证会等形式，要求参与人员的相关知识、社会阅历与见识达到一定的程度，虽然能为监测提供较好的引导与反馈，是一种较好的拓展公共参与途径的方式，但存在专家型人员参与面较窄的问题。

其次，由下而上的渠道。我国逐步迈入自媒体时代，几乎每个人都是网络参与的一份子，故此，网络调查反馈、意见收集、投票互动等形式，改变了传统的参与模式，较好地拓展了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广度，但也存在意见难以统一的问题。

综上，制定明确的规制，逐步实现上述两个层面的有机结合是拓展参与广度的有效手段，为后续监测的深度与效度奠定良好的基础。

2.3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广度有效的实现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以人数或规模扩大来拓展参与广度的方式并不能绝对保证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的有序和有效，主要鉴于以下3点。

第一，“沉默的参与者”。虽然参与人数众多，但如果很多人只是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就无法实现“智慧集中”，这种情况也只是象征性参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第二，“无知的参与者”。即使参与者众多，且发言踊跃，但其对监测的相关事宜知之甚少，且人云亦云，此条件下的片面强调参与广度的做法并无实际意义，是形式性参与的一种表现，对时间与精力成本构成了浪费。

第三，“虚设的参与者”。同样参与人数众多，但事先被相关利益集团所控制，而实际的决策权在少数人手中，尽管呈现出参与繁荣的假象，但这种非制度性参与难以保证决策的合理性、民主性与有效性。

基于以上表述可知，弥补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有效参与的广度缺失，应做好以下3点。

首先，参与者不但要积极建言献策，且事先应对相关事宜熟悉、明晰，甚至是较好把控。例如，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程度、范围、途径与要求等有较清晰的认识和把控，“人贵有自知之明”就是对上述表达的较好概括。

其次，要求参与者保持公共理性，有自己清晰并独立的见解，不被控制和左右，保持公共理性有助于集思广益，从而促进有效参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见解就是对参与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各主体的建议与行为的较好诠释。

另外，参与者应以“道德人”的身份参与其中，在分析和讨论问题时，摆脱自我狭隘的利益考量，甚至是可以牺牲自己所代表团体的部分利益，在做出利益让渡的条件下，来做出符合青少年体质促进与长远发展的建议和行为。

综上所述，如果能满足上述条件，即使无法达到全员参与，也能很大程度上确保参与有效，进而推动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参与的有序性。鉴于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的主体多元、过程开放与跨界协同等特性，故此，多元主体参与的广度也只是有序参与中的一个变量，参与的深度和效度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3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深度审视

如果说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参与的广度是参与的量的层面，那么深度就更关注于质的层级，即，触及其本质与精髓的程度。既然全员参与难以实现，那么，提升参与深度，关注参与质量也能达到较好效果。对于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有序参与的深度而言，主要取决于各主体的知识结构、价值诉求、法规意识与道德素养，甚至是利益倾向或生存状态，巩固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参与的深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第一，良好的道德修养与知识背景。在作为“道德人”的前提下，只有参与者具备良好的知识、学识与阅历，清楚参与的方式、内容与沟通的渠道等，方能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或方案，这是深度参与的前提。

第二，参与者对于参与事物相关信息的掌握。对于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而言，涉及的领域广泛，为了让提议更有针对性，不仅要从宏观上了解国家的政策导向，还要知晓管理层面的难点与重点，也要清楚执行层面的困境与青少年群体的诉求，同时也应知悉并关注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呼声。如此而言，一个合格的参与者对相关信息的详实掌握情况，直接影响到其参与的深度。

第三，敢讲善言。参与者在参与过程中的互动与沟通是较直接的参与表现形式，也是多元主体达成价值共识的必要途径。参与者在确保“公共理性”的基础上，就监测相关问题展开讨论，积极沟通，为决策的正确性增值，助益监测的有序展开。

第四，以参与指向为基础的“公共善”。“公共善”意指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展开，是以最小伤害为代价，实现绝大多数民众利益最大化的价值意旨，其包括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的目标指向、参与范围、共识达成与效果评估等多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深度参与用以弥补参与广度过程中，仍然存在有限代表、公共理性、“公共善”指向与参与者素养等诸多方面的假设条件，这些因素较容易被内外界环境所影响，故此，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有序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并不能完全规避潜在的风险，这里需要引入另一变量，即，效度参量。

4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效度审视

“效度是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有序参与的重要参数，主要关注参与的准确性与有效性”［7］，是否有效是各主体评判监测效果最直接的感受与标尺，不仅体现在参与的有效，还包括参与的可控，主要表现在动态控制与范围控制两个方面。具体而言，指知悉和把控参与者的知识水平、道德素养与价值立场，并在其参与过程中，给予目标指引、过程控制与趋势把握等诸多方面，从而保障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有序化。

4.1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效度实现的监督与制约机制

如何保障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效度，是公共参与有序的重要命题，即，使参与者抱着“公共理性”的态度，在参与过程中渗透、融合“公共善”。

具体而言，检视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可以从以下3个层面进行。

首先是对参与者自身的权利制约。实际参与者是从众多利益相关者中选出的代表，“其代表大家进行公共参与活动的权利，可以看做是民众的权利让渡”［8］，故此，其理应接受民众的监督与制约，而不是“无所束缚”，从而从源头上杜绝权利膨胀而导致的无序参与。

其次，参与者权利必须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必要监督。无论是个体集合形式的参与还是社会组织形式的参与，政府部门监督可以起到引领与把控的作用，否则很可能出现偏差。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中政府、学校、市场与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过程中，社会组织扮演的角色不可或缺，但其参与其中并发展壮大，需要在一定监督体系下进行，这也有利于体现权责分明且奖惩并重，从而促进监测公共参与的有效性。

另外，在法律规范内行事。众所周知，“法律在赋予各主体权利的同时，也设置了活动边界”［9］，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的公共参与必须在制度框架内进行，以在各主体的诉求与博弈中寻求一种相对平衡，这也是有效参与的必要条件和基础。

4.2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效度实现的现实意义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效度的实现有助于在广度和深度之间保持相对合理的张力，使公共参与可控且持续优化，其强调了监测公共参与的效果追求。

首先，保证公共参与的深度可以弥补广度的不足。参与广度无法实现全覆盖，参与深度也难以避免“公共理性”和“公共善”的指向风险，故此，引入相应的制约机制，使参与深度与广度互相助力，达到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优化配置。

其次，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参数的组合优化。这里的参数组合包括范围、人数、程序、途径与目标指向等，每一个参数都对其发展起到相应的作用，此处引入“效度参数，丰富了参数配比，对于参与形式的多样化、多元化”［10］，以及拓展参与广度等都有益处，进而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有序化实现进程。

综上所述，有序化参与彰显了法治化的要求，较之于无序化，降低了风险性，保证了可控性，是稳步促进青少年体质的内在要求与价值导向。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有序化程度，直接影响着监测的进程、效能与目标实现。文章以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有序化评判标准为基础，深度审视其公共参与的广度、深度与效度，并论述围绕这3个维度而展开的其他变量。可知，这3个维度不分主次，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参与广度是前提和基础，是量的因素；参与深度是程度递进，是质性因素；参与效度是必要控制与目标指向，在协同推动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有序化进程中互相结合、促进与融合，共同助益着有序化向着正确、合理并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运行，见图1。

图1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有序化示意图

5 结语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有序化体现着秩序、规则、法治、公平、民主与正义等时代特征，无序参与必将被成为历史而被我们所摒弃，而有序化参与则是各主体共同的价值追求。“政策制定的预见性、权威型、引导性和指导性是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有序化实施并得以完善的必要保障”［9］。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是国家顶层设计，其制度的权威性毋庸置疑，在监测政策被逐级贯彻执行的现阶段，从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的广度、深度与效度等3个维度来审视监测的有序化可知，各维度的“参量配比仍需持续优化，三者相互融合着统一于有序化的体系之中，以在理性与感性、公益与私利之间寻找有效平衡”［11］，进而促进监测的有序化实现与实际效能。

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有序化的判定标准为各主体的秩序性、适度性、合法性与理性的高度统一。公共参与有序化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的公共理性，而公共理性又取决于参与者的知识、阅历与价值观念等，故此，有序化的实现，绝对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制度的优化、法治的完善、“公共善”的深入人心、公民素养、参与能力的提升与协同机制的建立等，这些都会推动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公共参与有序化的实现程度，“并使监测沿着制度化、标准化、体系化与有序化的框架内运行”［12］，从而共同推动健康中国的战略进程。从参与机制、参与途径、参与行为、参与过程，以及多方、多层次的有效融合角度来慎思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的有序化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期待与众多学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