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威

中央民族大学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颇受中法文学圈关注。作品的文本内涵相当丰富，不只是讲述了一个贫穷的法国白人少女与富有的华裔少爷在中印半岛发生的爱而不得的故事，同时还涉及了关于原生家庭、性与性别、贫富差距、生死伦理、种族阶级、殖民问题等一系值得深度讨论的问题。由于杜拉斯本人认为《情人》“是一本由不得自己写出而又舍我而去的书”，拒绝为这本带着自传性质的书赋予任何解读和深邃的奥义，甚至声称取消创作本身的目的性，并认为“写作什么都不是”，这部小说的“爱情”主题因此也符合一种后现代小说家们会自觉选择的“理性精神的丧失”的叙事策略：“当现当代小说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深度’的意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现当代小说里，作品的意义也许不再用‘深度’这个概念来比拟，而用‘信息’或‘能’来比喻，这就是说，小说结构的变化，使其意义存在于‘信息’的传递过程之中。” 因此尽管杜拉斯本人在多年后表露但许多学者仍然试图从杜拉斯“毫无意义”的“爱情”里挖掘内蕴，亦或推开“无意义”的表面去找寻一种“无意义”的“有意义”。运用隐喻的修辞学视角去观照书中的“爱情”不失为一种可试之法。

隐喻之一：创伤的放大镜

杜拉斯的《情人》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在小说中出现在中印半岛的那个15岁半的，戴了“一顶玫瑰木色饰有大黑饰带的软毡帽”的白人女孩，她在文本中呈现出的人生镜头与杜拉斯本人似小说般的人生互文，这与杜拉斯本人的性格特征有关，“杜拉斯不相信真实，她更愿意相信她小说中的人物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