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浩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郑樵生活于兴化军莆田县（今福建莆田），是我国宋代著名的史学家、校雠学家，立志“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在治学上他兴趣广泛，对经史之学、礼乐、文字、音韵、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以及方书、校雠、目录等各个门类的学问都加以探索。因其史学著作《通志》200 卷，是我国现存继司马迁以后又一部成就较高的纪传体通史，所以后人对其评价时大多站在治史治学的角度进行评析。在这方面的前人研究已经较为深入，著作主要有徐有富先生的《郑樵评传》[1]、阮其山先生的《郑樵 博通百科的史学大师》[2]，论文包括蔡庆发和翁卫平的《郑樵<通志>的史学成就》[3]、潘淑芳的《郑樵文献学思想研究》[4]、《郑樵史学思想探析》[5]等。

但是关于郑樵政治态度的探讨还较少。郑樵所处的南宋时期，正值金朝铁骑屡次进犯，宋朝国土被肆意践踏。后来北宋的都城更是被攻破，二帝被掳，宋朝只剩半壁江山。在这种状况下，郑樵不论是选择隐居著述还是在朝为官，都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与国家理想。本文仅从郑樵所著《通志》以及其相关诗文浅析其政治态度。

一、坚持抗金的爱国情怀

郑樵生活的年代正是宋金对峙，人民遭受沉重灾难的时期。宋徽宗崇宁年间，社会危机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但是当时的京师仍然是一幅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记载道：

太平日久……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