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晓程 刘王平

对话是“传播的最高形式”①,是公共关系的“元理由”②。作为政府公共沟通的重要实践策略,对话公关的提出本身乃是基于技术上的可能性——互联网的出现,为“任何观点与意见的协商互动”提供了理想渠道。③在互联网时代,公共沟通应“塑造出一个组织和公众理性对话的公共领域”“其过程就是不断从独白走向对话的沟通过程”。④其中,多元主体往往“通过对话、协商而调适各自偏好,直至达成符合公共利益的公共偏好”,进而实现多元意见的呈现,并由此促成公共协商。⑤然而,理想的对话公关既包括形式层面的对谈与双向沟通,又包括伦理意义上的平等、承认与永恒；对话既是人与人之间“琴瑟和鸣”的可行选择,更是组织与公众之间达成认同的理想机制。⑥作为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对话存在不少终极意义上的悖论与困惑；但是,作为一个追求显性功效的实务问题,政府公共沟通同样面临“如何抵达对话彼岸”的终极拷问。

在传播学研究中,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重话语空间”是研究者经常讨论的问题。相关研究认为,“官方话语空间”以官方媒体、文件、会议为载体；“民间话语空间”以互联网、手机和人际传播为载体。⑦在话语框架上,官方话语框架相对平衡,但更强调事实的定性及官方的行动；而民间话语框架相对松散,并且社会情绪框架通常占主导地位。⑧在应对模式上,官方模式通常包括封闭模式、单向宣教、双向互动三种；而民间模式则有揭露模式、抵触模式、肯定补充模式三种。……